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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陈涛 嘉 宾：石一宁 刘大先 阿舍 作为我国社会主义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少数民族文学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与悠久的文化传统，对推动当代文学的发展繁荣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中国作家网“作家说·70光华 文学见证”主题直播《少数民族文学：新的空间与可能性》，特邀《民族文学》主编石一宁，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民族文学研究》副主编刘大先，《黄河文学》编辑、作家阿舍，围绕少数民族文学发展机制、创作成就、理论评论发展等内容展开交流，总结梳理新中国成立70年来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探寻少数民族文学新的发展空间和可能性。直播由中国作协创联部民族处处长陈涛主持。 ——编 者 陈 涛：大家好。中国当代文学走过了70年的风雨历程，有着悠久文化传统与历史积淀的少数民族文学作为社会主义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当代文学的发展繁荣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我们举办这场题为《少数民族文学：新的空间与可能性》的对谈，对70年来少数民族文学进行一个梳理、对它的未来进行一次展望。 今天的谈话主要围绕三个大的主题展开：少数民族发展体制机制、文学评论和文学创作问题。 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离不开国家对于体制机制的保障，石老师作为《民族文学》主编，您对70年来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尤其是召开少数民族文学会议以来的发展应该有很深的感触。 石一宁：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第一次整体登上了中国文坛，之后经过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发展，在新时期又迎来了更大的繁荣，尤其进入新时代之后，民族文学在体制机制的推动下进入了全面繁荣发展的时期。少数民族文学的繁荣跟中国作家协会2013年起实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工程”关系非常密切，工程就少数民族文学人才培养、鼓励创作、扶持创作和理论批评建设等方面给予了政策和资金的支持。 工程实施以来，成效显著。比如编辑出版了《新时期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集》，还推出了如《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选册》等汉译民专项作品和《少数民族文学优秀翻译作品选》等民译汉专项作品。除中国作协大力支持少数民族文学外，中国作协的各直属单位，比如鲁迅文学院、《文艺报》、作家出版社等都大力推动了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民族文学》杂志作为中国作家协会主管、中国作家出版集团主办的国家级的少数民族文学期刊，更是秉持“繁荣发展少数民族文学、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的宗旨，从1981年创刊以来，对推动少数民族文学向前发展作出了贡献。如今，全国55个少数民族全部告别了口头文学的时代，都拥有了自己的书面文学和作家文学。2009年《民族文学》创办了蒙古文、藏文和维吾尔文三个少数民族文字版，2012年又创办了《民族文学》哈萨克文版和朝鲜文版。到现在《民族文学》杂志拥有汉、蒙、藏、维、哈、朝六个文版，在我国和世界的文学期刊界都是一道亮丽独特的风景。 陈 涛：阿舍也是切身受益者。 阿 舍：对，我从2008年就开始受益。那时候我刚开始写作，在一些刊物上陆续发表作品，突然有一天收到了《民族文学》编辑的约稿电话，当时我非常吃惊，因为起初作品发表在一些省级刊物上都比较难，更别说国家级刊物了。编辑向我约稿，我确实感到高兴又意外。从那时开始我就成为了《民族文学》的长期作者。有时候自己对写出来的作品都没有自信，担心《民族文学》不接受，但是他们不但接纳了我的作品，还支持我在文本上进行创新。2010年，我的《白蝴蝶黑蝴蝶》获得了当年的《民族文学》年度奖，是这个奖把我送到鲁院学习。直到今天还是经常收到《民族文学》的约稿和活动邀请，这促使我思考很多问题，比如少数民族作家的写作怎么既立足于民族和地域性经验，又对整个社会、历史、人类的共同处境高度关注。 我是“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工程”的受惠者，受惠的不止我一个人，还有我身边的许多少数民族作家。工程对作家不仅给予经济上的支持，更促使作家去关注、思考少数民族和文学的发展，作家们在这种氛围中得到了成长。 陈 涛：这些工程扶持作品约有600多项，汉译民、民译汉翻译作品大概每年有25卷左右，今年《民族文学》的专项工作翻译量接近几千万字，对此大先有什么感受？ 刘大先：我跟《民族文学》的渊源也比较深。2006年左右，当时叶梅主编约我写当年少数民族文学综述，从那开始我每年都写。少数民族文学在世界范围来看确实是中国文学一个非常独特的现象。国外也有自己的少数族裔文学，但相比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是有差别的。少数民族文学有社会主义文化的组织性、制度性和优越性。它不仅仅是制度性的安排，还有自身的主体性，这个主体性与中华民族文化本身复杂的结构是有关系的。中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语言多样，各地文化习俗不同。中国文化传统有着两个互相辩论的传统，一个是大一统的传统，而另外一个传统，是“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就是因地制宜。一方面国家要统一，另一方面我们会尊重各个地方的习俗、文化、传统。上世纪60年代，西方文化多元主义兴起，到80年代改革开放，将这股思潮吸收过来，变成一个新的文化多元主义的传统，新时代以来，文化多元主义传统又跟时代大的建构相互结合。由此观照少数民族文学，它从根基上来讲是有自身的合法性的，这个合法性不仅建立在组织机构上，也建立在它自身的文化因素之上，这是非常重要的。 一些作家和批评家觉得文学是一个普遍性的概念，没必要再给它加一个定语。这个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没有理解少数民族文学在中国当代性的意义和政治性的意义。此外，少数民族文学经常会涉及一个理论性问题，就是民族性。它总是随着时代发展而发展，随着社会进步而进步，始终是流动的状态。认为某个民族的文学一定要反映出某种少数民族的特性，就把它僵化了，民族性一定是创造性的、开放的、自由的。 陈 涛：民族性有没有一种内在、本质或者不变的东西？ 刘大先：文化是分层级的。像桌子、椅子这种是文化的器物层面，是文化最低的层面。再高一个层面是制度层面，更高一级是精神层面、观念层面。民族性的器物层面、制度层面可能比较容易发生变化，但是在观念和精神层面还需要一个漫长的变化过程。这就是人类学上讲的核心稳定、边界流动。文化最核心的部分是比较稳定的。 陈 涛：就我个人感觉，少数民族文学评论和文学创作还是存在脱节、停滞现象。各位老师怎么看？ 刘大先：早在上世纪50年代，老舍、何其芳等人就已经呼吁我们应该多多关注兄弟民族作家、兄弟民族文学、兄弟民族的文化传统，我们有着丰富的资源，但是却缺乏研究、提炼的大话题。 少数民族文学相对弱势，有外部的原因，但实际上也有内部原因。从整体中国文学格局来讲，中国少数民族创作也存在一些模式化的问题，还是有“高原”缺“高峰”的问题。以长篇小说为例，往往容易形成几个模式。一种是现代与传统的冲突，就是代际冲突——现代化对于古老族群传统、乡村传统、血缘共同体、村落共同体的冲击。 还有一种模式我把它归结为全球化和地方性的矛盾。正如原来一个封闭的文化圈里突然来了一个外来的文化人物，打破了某种平衡，或者在一个本来比较封闭的环境里，一个雄心勃勃的青年要走出他的封闭环境。这是上世纪80年代典型的写作，有着当时特定的背景。进入新世纪，文化自信得到提升，但是少数民族作家往往还延续着上世纪80年代的思路，他们应该重新去发现世界。 第三是神话意识模式。从《白鹿原》之后，有的作家形成一个家族史小说叙事的套路，动辄写个百年中国的历史，认为这是一种史诗写作，其实是一种模仿型的写作，是二手写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