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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文学在民众中产生与传承，她具有区别于作家文学的独特文学性与审美性。新中国成立后，民间文学发展、研究与新的民族国家话语建设紧密相连。 国家话语与民间文学的“新”发展（1949—1966） 民间文学进入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国家话语不仅影响着民间文学的研究，它本身亦成为其研究的一部分。这一时期民间文学成为铸造新的国家形象的重要平台，因此首要就是从政治体制与意识形态领域重构民间文学，突出其人民性。 1949—1966年的文学开启了在文学领域重塑“社会主义新中国”“社会主义人民”的旅程。对于文学作品，关注的是影响文学的思潮，而不是作品本身。这一时期民间文学成为铸造新的国家形象的重要平台，因此首要就是从政治体制与意识形态领域重构民间文学，突出其人民性。人民性成为文学作品艺术性的标准，民间文学无论在作品审美与批评，还是资料搜集中都强调人民性，尤其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启的内蒙古、新疆、西藏、四川、云南、贵州、广东、广西等地少数民族文学调查中积极践行这一标准。 1949—1966年，搜集与整理成为民间文学领域的核心话语之一。1950年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以下简称“民研会”）成立后，开始采集全国一切新的和旧的民间文学作品。在民间文学领域，把资料搜集更多当作获取民间文学研究文本的一种方式，同时也是中国民间文学领域学人工作的重要部分，他们努力将口头资料转为文献文本，且研究者根据具体情况对其进行阐释。如1951年贵州贵定县委发出搜集万首民歌的通知，参与搜集工作的有文工团员和政治部工作人员。这里是多民族聚居的县份，全县人口60%以上是苗族、彝族等。“这些民族中所藏的文艺财富，不论文学、美术、音乐、舞蹈各方面都极为丰富。”所搜集的民歌以“花歌”（即情歌）最多，其中反映新生活的约占20%。钟华在编选《民歌集》时，把贵州各族人民土改后表现新生活的歌谣纳入其中，他认为这些歌谣是“伟大时代的历史记载”。1956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事务委员会制定了“关于少数民族地区调查研究各民族社会历史情况的初步规划”，同年8月相继组成了内蒙古、新疆、西藏、四川、云南、贵州、广东、广西等8个少数民族调查小组，这些调查采录工作成果显著。1958年，在党中央的号召、生产大跃进的激发下全国掀起新民歌运动，蓬勃发展的群众创作促进了民间文学工作的迅速发展。1958年4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大规模收集全国民歌》。同日，民研会主席郭沫若发表《关于大规模收集民歌问题答本刊编辑部问》。他认为：对于民间文学，“研究文学的人可以着眼其文学价值方面；研究科学的人可以着眼其科学价值方面”。1958年全国民间文学工作者代表大会上提出了“全面搜集、重点整理、大力推广、加强研究”的任务和“古今并重”的原则，针对采录具体提出“全面搜集、忠实记录、慎重整理，适当加工”的方针（简称“十六字方针”），强调要将整理工作和属于个人创作的改编与再创作区别开来，并提出编撰科学资料本与文学读物本，以适应不同读者的不同需要。1961年3月25日至4月2日，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在北京召开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工作座谈会，制定了《中国各少数民族文学史和文学概论编写出版计划》《中国各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翻译、编选和出版计划》《中国各少数民族文学资料汇编编辑计划》。1961年4月，成立了整理和研究调查报告的中央机关——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召开了全国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工作会议。各个民族的民间故事、传说、民歌等集结成册，大量成果都是首次面世，它们为丰富中国文学作出了巨大贡献，同时对建立民间文学完整的资料体系有重大意义。 1949—1966年民间文学进入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国家话语不仅影响着民间文学的研究，它本身亦成为研究的一部分。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中，形成了多民族民间文学的格局，各个民族的史诗、神话、传说、民间故事、民歌等集结成册，但为了适应国家话语要求以及当时文艺学研究模式的影响，民间文学作品的选择标准都以社会历史价值为核心，这样一些民间文学样式与作品被遮蔽，这对全面研究少数民族文学以及建立完整的资料体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