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文学网-学术论文、书评、读后感、读书笔记、读书名言、读书文摘!

语文网-语言文学网-读书-中国古典文学、文学评论、书评、读后感、世界名著、读书笔记、名言、文摘-新都网

当前位置: 首页 > 访谈 >

始终相信“拿来主义”——翻译家、编辑出版家汤真访谈录

http://www.newdu.com 2020-01-20 创作评谭(微信公众号) 张国功 参加讨论

    
    汤真,1927 年生,本名汤匡时,浙江萧山人,文学翻译家。历任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新文艺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编辑,江西人民出版社编辑、编辑部主任、主编、编审;江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外国文学学会理事,江西外国文学学会会长。1947年开始发表作品。1979 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译著《家庭纪事》([俄]阿克萨柯夫著,长篇小说三部曲),《喀尔巴阡山狂想曲》([匈]伊雷什·贝拉著,长篇小说三部曲,合译),长篇小说《黑钻石》、《黄蔷薇》、《信誉之债》、《黑面罩》([匈]约卡伊·莫尔著),短篇小说集《故国》、《卖牛奶的台维》([犹太]肖洛姆-阿莱汉姆著)、《新天方夜谭》([英]史蒂文生著,合译),《莎士比亚戏剧故事全集》 ([英]查尔士·兰姆、玛丽·兰姆,奎勒·库奇著,合译)等,总字数达600余万字。另著有长篇纪实文学《马其顿纪实》《美国行》等。
    张国功(以下简称张):汤老师,首先谢谢您接受我的访谈。尽管此前曾经在同一家出版社工作,但作为晚辈,我入社时您已经退休,很少有机缘在工作中向您当面请教。我一直对您的翻译与文艺出版工作、对您那一代知识分子非常敬佩,一直希望有机会能通过访谈等形式让更多的后辈对您有所了解。首先请您谈谈所受的教育情况。网上介绍说,您曾在1949年底就读于浙江大学农学院,请您具体谈谈。
    汤真(以下简称汤):我在浙江衢州上初中,在杭州读高中,一向偏爱文科,上大学却轻率地报考了浙大农化系。1949年11月,作为进步青年被调到杭州市青委学生部任干事。1951年8月,转到上海出版界工作。我的大学毕业证书是多年后补发的,因为凡是在校学生中途参军参干,一概按毕业办理。后来业余时间又在上海俄文专科学校上过半年夜校。
    张:您后来一直从事翻译,以翻译家名世。但哪一个翻译家年轻时没有文学创作梦呢?据我所知,您早年写过不少诗歌、散文,还被菲律宾《中华日报》聘为特约撰稿人,请您介绍一下年轻时的创作情况。
    汤:抗日战争刚开始,我老家萧山县城内的三间祖屋即被敌机炸毁,我们逃难到乡下外婆家,我把在这个乡间小村里能找到的书都阅读了,包括《说岳全传》《江湖奇侠传》等石印本。这大概与我后来在校读书时国文成绩比较拔尖很有关系。读高中时,我把自己课余写的一些散文和诗歌寄给了东南几省的报纸副刊,也给菲律宾的华侨报纸投过稿,先后共发表了100多篇。我将这些作品的剪报贴成了一个大本子,但之后我从来不曾翻阅过,因为我深知它们内容空虚缥缈,文笔朦胧费解,纵然透露着对黑暗时代的不满和追求光明的情怀,但更多的只是个人的无病呻吟。
    张:您过于谦逊,深悔少作,但作为读者,好想有机会拜读到您这些早年的文章。网上介绍说,您是著名翻译家、编辑家孙用先生的学生,他把您引领进翻译界与出版界,请您谈谈与他的关系。
    汤:孙用先生对我一生的学习和工作都有决定性的影响和作用。1944年他到衢州县中学教书时就已颇有名气。他受鲁迅先生提携,是普希金《上尉的女儿》和裴多菲诗歌的译者,为人诚恳,和蔼可亲,深受学生敬爱。他教我国文和英语近三年,对我这个成绩较好的公费生关爱有加。后来我一直与他保持着亲密的联系。1951年秋我参加上海出版界工作也是由于他的推介和帮助。当时他在设于上海的鲁迅著作编辑所工作,住在山西南路的女儿女婿家里,我与他合住一个约八平方米的小房间,朝夕相处了一个多月。
    孙用先生一有空闲就爱跑书店或旧书店,把他认为对我有用的书刊买来寄给我,前前后后不知给我寄了多少次。我也不时给他寄去一些书。有一次收到他从北京的来信,说他刚刚寄出一信,嘱我到上海国际书店看看,能否为他买一本波兰作家密支凯维奇的诗集,不想信刚发出,从邮局刚回到家中,就收到了我寄给他的这本书,真是平生难得的一件快事。
    张:您是怎样走上当编辑和翻译之路的?
    汤:编辑和翻译是我一生所做的两件事。编辑工作从1951年开始到1991年退休整整做了四十年,翻译则退休后还搞了一些,两者都是边干边学。年轻时身体好,注意锻炼,晨起跑步,翻单杠;白天看稿;晚上打夜班,伏案翻译。编辑和翻译时遇上难题,虚心向人请教。在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工作时,几位年轻同事,如王仲年、方平等,他们与我先后进社,多为大学英语系毕业或已出版过翻译作品,英语水平比我高出一大截,都是我请教的对象。另外,译者中一些前辈名家因稿件事务常来出版社,也经常给像我这样的青年编辑以指导和帮助,比如贾植芳这样学贯中西、为人热心、言谈风趣的教授。有一次他还特地炖了一只老母鸡,请我和方平到他复旦大学的家里去“补补身体”。我翻译的阿克萨柯夫三部曲中的一部英文原书,就是他主动为我从北京图书馆借来供我翻译用的。施蛰存先生曾赠我一大本英文版世界爱情小说选,后来我译出其中几篇,分别发表于几个期刊和收入我的《往事如梦》一书中。
    从这些点滴往事可以看出,像我这样的青年编辑,一边是在工作,一边也是进了翻译学堂,边学边用,边用边学,也往往进步更快。
    张:请您介绍一下您翻译的主要作品,为什么选译这些作品?
    汤:我翻译的作品,除早期翻译的一些前 苏 联作品之外,主要是俄国作家阿克萨柯夫的《家庭纪事》三部曲;匈牙利作家约卡依·莫尔的四部长篇小说《黑钻石》《黑面罩》《信誉之债》《黄蔷薇》,伊雷什·贝拉的《喀尔巴阡山狂想曲 》;犹太作家肖洛姆—阿莱汉姆的短篇小说集共6本;再就是英国作家奎勒·库奇的《莎士比亚历史剧故事集》。另外还有十几本书,对我来说都不算是主要作品。
    为什么选择这些作品?主要因为犹太作家肖洛姆—阿莱汉姆和匈牙利作家约卡依·莫尔等都是世界文化名人,属于少数民族,他们的许多名著尚未很好地介绍到中国;孙用先生一向热心介绍世界弱小民族的作品,收集有不少原著和有关资料。还有一点,我一向不愿翻译已有人出过译本的作品。
    张:您后来一直从事翻译,以翻译家名世。但哪一个翻译家年轻时没有文学创作梦呢?据我所知,您早年写过不少诗歌、散文,还被菲律宾《中华日报》聘为特约撰稿人,请您介绍一下年轻时的创作情况。
    汤:抗日战争刚开始,我老家萧山县城内的三间祖屋即被敌机炸毁,我们逃难到乡下外婆家,我把在这个乡间小村里能找到的书都阅读了,包括《说岳全传》《江湖奇侠传》等石印本。这大概与我后来在校读书时国文成绩比较拔尖很有关系。读高中时,我把自己课余写的一些散文和诗歌寄给了东南几省的报纸副刊,也给菲律宾的华侨报纸投过稿,先后共发表了100多篇。我将这些作品的剪报贴成了一个大本子,但之后我从来不曾翻阅过,因为我深知它们内容空虚缥缈,文笔朦胧费解,纵然透露着对黑暗时代的不满和追求光明的情怀,但更多的只是个人的无病呻吟。
    张:您在文学翻译方面的最大体会是什么?总体上您认为您的译笔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汤:要选择自己喜爱的作家的作品,仔细琢磨原作内涵。译文力求中国化,要既忠实于原文,又要流畅可读。翻译名家甚多,我的翻译体会不足为训。但作为译文编辑,在采用译稿时,我首先注重的还是译文含有多少文学细胞,是否生动流畅又传神。平时不会写文章,甚至连写封信都佶屈聱牙的人,是绝不可能翻译文学作品的。
    张:您自己翻译的作品中最喜欢的是哪一本?为什么?
    汤:敝帚自珍。我自己比较喜爱的是犹太作家肖洛姆—阿莱汉姆的小说,因为我深爱这位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他的作品深刻反映了当时沙皇俄国和犹太资产阶级双重压榨下犹太人民的悲惨命运,无情打击了残酷的人剥削人的社会制度,对人类光明的未来充满信心。
    犹太人是深受压迫的少数民族,他们当时不可能有其他反抗办法,往往只能寓悲愤于诙谐,以嬉笑怒骂作为他们应付恶劣环境的武器。因此,肖洛姆—阿莱汉姆的作品,自然而然地处处流露出“心酸而感人的幽默”(高尔基语),让人读后悲愤又不禁为之莞尔。肖洛姆—阿莱汉姆被称为 “犹太的狄更斯”和“犹太的契诃夫”。我是汝龙翻译的二十几册《契诃夫短篇小说》的责任编辑,仔细阅读过契诃夫全部短篇,也喜欢契诃夫的小说。但相比之下,我还是觉得肖洛姆—阿莱汉姆的小说写得更高一筹,无论是故事内容还是写作手法,都更有可读性和吸引力。
    我也比较钟爱《莎士比亚历史剧故事集》,不光是因为我翻译它花了较大的功夫。莎氏戏剧是外国文学研究者的必读书,大家都较熟悉。把莎氏历史剧改编成故事的奎勒·库奇是牛津大学的一位大学者,获得多所学校的荣誉博士学位,并被授予爵位。他著作甚丰,发表过一些有关莎士比亚的学术文章。因此,我翻译这些作品也必须更加谨慎小心,不容稍有纰漏。我和萧乾分别翻译的两本莎氏戏剧故事集,后来合为一本《莎士比亚戏剧故事全集》出版,获得第十一届中国图书奖,这是对我们译作的肯定和嘉奖。之后,我译的《莎士比亚历史剧故事集》一书又被商务印书馆印行为英汉对照本,完全在我意料之外。商务印刷馆的英汉对照本向来以要求译文忠实、优美、流畅,编辑严谨认真出名,为出版界和翻译界所公认。翻译作品被选中印成英汉对照本,是给予译者的无上荣耀和最高嘉奖。该书的装帧设计朴素而不失高雅,插图优美,处处看出编辑工作的严谨细致。收到这样的样书,让我喜不自胜,对素不相识的编辑满怀感激之情。
    张:我注意到您不少译作,如俄罗斯作家阿克萨柯夫的《家庭纪事》,匈牙利作家伊雷什·贝拉的《喀尔巴阡山狂想曲》等,是转译的而非从原文而来,这是当年译作,尤其是小语种作品的主要特点之一吗?
    汤:鲁迅先生等文坛前辈都很欣赏俄罗斯文学作品,但当时精通俄文的人很少,能直接从事俄国文学著作翻译的译者仅有曹靖华、耿济之等数人。周扬的《安娜·卡列尼娜》和鲁迅的《毁灭》等都是转译的,文学翻译界这种情况习以为常。我们见到的肖洛姆—阿莱汉姆作品都不是从原文译出,因为很少有人懂意第绪语。而犹太人四海为家,遍布各地,他们与当地人长期相处,多精通欧美各国语言,因此世上流传的犹太文学作品大都是犹太人自己从意第绪语翻译成英语或德语等文字。同样,因为精通匈牙利文的人很少,匈牙利作品在中国出版的多是转译的,也就不足为奇了。
    张:您在《百花洲》杂志的老部下洪亮老师告诉我,说您在翻译界有三位最好的朋友,是哪三位?当代翻译家中,与您交往较多的有哪些?这种交往对您翻译有何影响?
    汤:洪亮说的大概是万紫、傅欣和赵蔚青吧。这三位都是我的长期密友,可惜都已去世了。万紫译了不少英美文学名著,和我合译了史蒂文生的《新天方夜谭》。傅欣是新文艺出版社的老同事,他毕业于中法大学法国文学系,是法文翻译专家,译有法国文学作品多种,但多用不同笔名发表。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茶花女》就是他以陈林为笔名发表的。赵蔚青是我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几本译作的责任编辑,我也编辑过他的几本译作,彼此是同行,都从事编辑和翻译,几十年来自然而然保持往来。
    张:您与萧乾先生合作翻译过《莎士比亚历史剧故事集》,请您谈谈与萧乾先生的交往。
    汤:萧乾先生是文坛前辈,在他遭到厄运的年代,别人多避之唯恐不及,孙用先生却与他往来如旧,一直保持着友谊。后来我有机会出差,常去北京,萧乾一见面就与我亲切如旧识,我们在孙用先生家几度一起小酌,同到公园散步。他已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一书,一再鼓励我翻译该书的姊妹篇《莎士比亚历史剧故事集》。结果我在繁忙中断断续续花了两年业余时间才把它译出,同样交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1997年,二十一世纪出版社把他和我分别翻译的两本书合并为《莎士比亚戏剧故事全集》出版,不想该书居然获得了第十一届中国图书奖。萧乾先生对我的帮助是多方面的,他除了自己为我编的《百花洲》写稿之外,还不断为《百花洲》推荐其他作家的作品。他交游广,名气大,常把一些他认为对我们可能有帮助的熟人介绍给我。他被平 反后,越发红得发紫,报纸上常有与他有关的报道。
    张:您与茅盾、巴金、丁玲等文学大家都有过交往,请您谈谈他们对您的帮助。
    汤:茅盾先生是把犹太作家肖洛姆—阿莱汉姆推介到中国的第一人。早在1921年他就在《小说月报》上以《新犹太文学概观》这篇文章介绍过这位犹太作家,并翻译发表了他的短篇小说《贝诺思亥尔思来的人》,从而带动作家王鲁彦、楼适夷等人相继对其作品做了介绍和翻译。
    1959年11月,首都文化界举行世界文化名人肖洛姆—阿莱汉姆诞辰100周年纪念会。茅盾作为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委员和全国文联副主席主持会议,赞扬他遗留下来的伟大作品大大丰富了世界文化宝库。他当时就知道我译的《肖洛姆—阿莱汉姆短篇小说集(一)》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后来我增译几篇小说,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再次印行,去信向茅公报告并恳请他签题书名,很快就收到了他为《故国》一书写的书名墨稿。
    我与巴金先生比较熟悉,见过很多次面,他的两个弟弟、一个妹妹都是我出版社的同事,我又在与他关系密切的平明出版社出过两种译作。1979年,我为《百花洲》创刊号去向他组稿,不想当时他已与三联书店签了协定,所写的《随想录》已经交给三联书店独家出版,但他还是另外给我们写了一篇有关俄国作家屠格涅夫的文章。
    丁玲是1980年夏天在庐山初见。她和丈夫陈明在山上休养,与我和我儿子住的招待所较近,我们去拜访,是临时决定、不请自到。不想她老人家谈兴甚高,言语爽直,毫无架子。我们从报上正在报道的彭加木在新疆失踪等热门新闻聊起,聊到庐山历史上一些趣事,谈了一个多小时。至于后来她在我编辑的“百花洲文库”中出版《夜会》等等,我都是与她书信联系的。
    张:您的译作在读者中有什么反响?请您具体谈谈。有人将茅盾先生的译笔与您的《汉娜太太》翻译策略、方法等方面进行对比。您在这方面是否有所了解?
    汤:《汉娜太太》这事我一无所知。读者对我的译作有何意见,我也极少听到。读者的反应如何,我大抵只能从作品的印数、销售和再版情况上探知一二。
    张:您后来关注年轻一辈的翻译活动与作品吗?您对当下的文学翻译有何看法?
    汤:江西从事文学翻译的人很少,我曾担任江西外国文学学会会长,发现当时会员中只有黎皓智教授一人搞俄文翻译。他们当教师的,大多是用中文上外国文学课。近30年来外语人员涌现,我因已退休,也不再担任学会会长,与从事文学翻译的新人都没有联系,情况不明了。我们出版社编辑以前几乎没有搞翻译的,编辑出版外国文学作品可以说是我一个人唱独角戏。我曾着意培养过几位青年教师,帮助他们刊用过几篇小译作。但他们不是兴趣不高,就是缺乏毅力,我也实在无暇多顾,最后都断了联系。
    张:我们再来谈谈您的另一种重要活动,就是编辑出版。网上介绍说您1950年代在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工作,我知道,这是现在的上海文艺出版社的前身之一,能否请您介绍一下您在那的编辑出版工作的经历?
    汤:50年代初,我在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任译文编辑。1956年政改,几个文艺出版社合并到新文艺出版社。我们从圆明园路搬到康平路,比较宽敞的办公室一下变得狭小拥挤。原来当编辑的都各干老本行,做原来一样的工作。因与新文艺出版社的一些编辑原来相识,所以大家相处融洽。康平路与我家住的永福路比邻,使我上下班更便捷,节省了不少时间。社领导是老革命,而直接管译文编辑部的是著名俄语专家辛未艾(包文棣的笔名),他对我比较欣赏。我翻译的阿克萨柯夫《家庭纪事》三部曲,以三个硬面的精装本印制发行,为同行所羡慕。这些都使我心情愉快,充满信心,更加努力工作。
    张:您为什么1958年从上海转到内地江西人民出版社工作?后来在江西人民出版社编辑过哪些书?
    汤:1957年,文艺编辑室近乎空空如也,不剩一个老编辑。当时上海在狂热中,实行两年内削减城市居民两百万、支援大西北建设的政策。新文艺出版社已先后调了两批人员去宁夏和青海出版界。因此,江西就去找上海出版界洽商。结果,江西人民出版社从上海人民出版社、美术出版社、新文艺出版社一共挑了编辑和校对人员共六名,我是其中之一。
    我在江西人民出版社编辑过几本革命回忆录性质的《红色风暴》。1959年编辑出版的《红色安源》名噪一时,报刊相继推介。为此,《读书》约我写了一篇评介文章。周扬也在一篇文章中给予赞扬。但后来此书就遭到猛烈批判,我被关了五个月。
    张:您在1980年代主持过著名的大型文学刊物《百花洲》,那是一个美好的文学热时期,我知道您是创刊时期的主要负责人,请您具体谈谈当时的书刊情况、感受等。
    汤:改革开放,和风解冻,《百花洲》于1979年8月破土而出。它是一个紧接着《十月》之后问世的大型文学期刊,创刊号印行5万本,很快销售一空,受到几家媒体和一家香港报纸报道。10月份,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新文艺出版社的老领导包文棣握着我的手看着我说:“怎么你们会办起这样一个刊物?”嘉许中含有意外之意。无论就经济还是文化来说,江西与其他省份相比都居中下游,江西人民出版社一向执行“地方化、通俗化、群众化”的“三化”方针,所出图书极少跨省发行,怎么现在办起了一份向全国发行的文学期刊?对此我也难道其详。主要是因为全国上下都鄙弃那一套,又已有前驱者《十月》这样的榜样吧!出一本书或办一份期刊,关键都在于要拥有好作者和得到他们的支持。江西省内全国知名的作家不多,要办一份向全国发行的期刊当然只能多多联系和依靠全国各地作家。为此,我们立即扩充编辑人员,让编辑们多多外出组稿。同时,从1981年起每年在庐山召开笔会,由各编辑提名推荐与会作家,编辑部发函邀请他们参加“庐山笔会”。我所敬爱的老作家俞林同志,当时就对此十分赞许。笔会每期十天,让十几位应邀前来的作家欢聚一堂,交流创作经验;与编辑们一起欣赏庐山风光,给《百花洲》提出改进意见和建议。如一位作家后来撰文所说,“十天的生活像花的原野,色彩缤纷,生气勃发”,让大家感到不虚此行。笔会一连办了八年,1989年停办,1991年又办了一期。先后与会的作家、评论家近两百人,李国文、张贤亮、刘心武、莫应丰、张弦、林斤澜、彭荆风、蒋子龙、陈国凯、中杰英、古华、谭谈、陈世旭、郭国甫、温小钰、戴厚英、张抗抗、叶文玲、铁凝、竹林、肖复兴等都来参加过笔会,《百花洲》对他们的支持深表感谢。这些作家们后来也多会给《百花洲》赐稿或介绍稿子,并分别与多位编辑结下深厚友谊。
    几十年过去,不少往事已在记忆的屏幕上暗淡或消失。我却还始终记得,有一次吃饭,隔壁圆桌上的作家们突然一起号啕大哭起来。我连忙过去,才知是因为部队作家彭荆风联想到自己受到的监禁、苦工等迫害。在座众人都有类似遭遇,于是一个个悲从中来,哭得眼睛通红。这个场面让我难以忘怀,也让我增加了对他们的了解和接近。后来,彭荆风从云南回江西老家时,特地绕路几百里,专程到南昌与我相聚。
    住在庐山宾馆时,文章精彩、谈吐迷人的林斤澜一天晚上突然手提半瓶酒和两个杯子,拉我到休息室作过一次长谈。1986年秋天,我们俩居然受同一个主人邀请,在山西太原又不期而遇,喜得彼此一见不由得拍手喊叫,“他乡遇故知”,真是不知其乐几何。
    铁凝是参加庐山笔会年纪最小的作家,我送给她一只在山路上捡来的小螃蟹,她回去后写了一篇散文《我有过一只小蟹》,据说后来编入了高中一年级课文。第四次全国作代会时,她于1985年元旦清晨从京西宾馆第一个给我打来贺年电话。
    《百花洲》的另一个特点,是开头那十年每期都以相当篇幅刊登外国文学作品。1980年和1981年还各增刊一期外国文学专号,这当然与编者的爱好与认识有关。但我始终始终相信鲁迅先生提出的“拿 来 主 义”,要借鉴和吸收外国文学新思潮,以促进中国新文艺的更好发展。改革开放就要开阔眼界,多多了解外面的世界,通过外国文学作品,让读者看到各国人民过去和现在的生活实际,了解他们的思想意识、价值取向,而作品中丰富多彩的创作手法,更可对照出“假大空”创作教条下出笼的御用作品的僵化和单调。这些浅显的常识人人知道,要不就无法解释为什么当时会有那么多人去书店排队购买新出的外国文学书刊。
    张:与您的翻译相关,我知道在出版社由您编辑出版的其他重点出版物有《马克·吐温全集》《茶花女》等名作名著。前者由张友松先生翻译,我个人非常喜欢。请您谈谈当时江西出版外国文学作品的情况。
    汤:当年江西搞文学翻译的人很少,全国各省的地方出版社也大都不出版翻译文学作品。《马克·吐温全集》在江西出版,是由于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好友赵蔚青介绍我结识了译者张友松。张友松是有名的翻译家,但遭遇坎坷。1957年,他迫于生计,他把已印行过的马克·吐温作品,加上新译的几本著作,一起交给我们出版。
    《茶花女》的译者是我上海的老同事傅欣。其实,江西在80年代初期出版的翻译文学作品并不多,《曼侬·雷斯戈》《黑郁金香》《诱拐》等加起来一共也不过二十来种。江西人民出版社当时受到读者注意,多半是因为在地方出版社中,首闯出版禁区,开始出版外国文学作品。
    张:上世纪80年代,江西人民出版社还出版了“百花洲文库”,其中包括沈从文、郁达夫、丁玲、沙汀、端木蕻良等名家的创作,冯亦代、汤永宽等名家的译作,以及一些古典文学如《王昌龄诗集》《顾况诗集》《东坡小品》等。据我所知,“文库”是您策划组织出版的,请您具体谈谈这套“文库”的出版经过。
    汤:“百花洲文库”的出版,是1980年1月我去上海拜望施蛰存先生,在他家里一起商谈定下的。当时,书荒虽已逐渐解除,但还是很难买到一些急需的文学作品。我们计划让“文库”重印一些五四时期和30年代出版、至今仍有参考价值的优秀文学创作,古典文学方面选印一些篇幅不多的诗、词、散文等专辑单行本,外国文学方面则编印一些短小精悍的文学名著的好译本。收入于“文库”的作品,凡属旧书,都请著译者新写序跋,重加修订;凡属新作新译,则从名家作品中精选。“文库”作品共四辑,以10种为一辑,每种10万字左右,共40种,绝大部分由施蛰存先生一人向他的熟人和朋友组稿,编辑工作由洪亮等几位编辑分别担当。“文库”出版后颇受读者欢迎,我也写了一篇评介性的短文,投给《人民日报》。刊出时,题目被编辑改为《一套玲珑剔透的丛书》,好比免费给我们登了一则书刊广告。不过,“百花洲文库”由于先后一本本分别印行,不易全部买到,让很多读者引以为憾。
    张:改革开放不久您就访问了马其顿、希腊等地,后来又去了美国、加拿大,并在美国有过长期逗留。您能谈谈国门开启后出国的经历和体会吗?
    汤:改革开放期间,江西省委书记万绍芬1985年初访问南斯拉夫,双方就文化、经济、科技等方面签订了合作交流协议,并商定由马其顿共和国和江西省为交流单位。我受省政府派遣,为撰写一本介绍马其顿的书去进行为期50天的考察和采访。我从来没有出过国门,也没有记者的采访经历,接到这样一个任命,虽不胜欣喜,跃跃欲试,但更多的还是忐忑不安。我坐了17个小时的飞机,又坐了6个小时的火车,到达马其顿首府斯科普里时受到热烈欢迎和接待。马其顿对外文委主席在欢迎会上说,互相撰写和出版一本介绍对方的书是双方交流协议中的一个重要项目,只要是撰写需要,他们可以安排我访问任何人和任何单位。第二天一位女记者就来对我采访,第三天的《马其顿日报》上就刊出一篇采访记,还刊登了一张我的半身照。
    负责具体接待的叶丽恰·列斯嘉是一位讲得一口英文流利、细心而干练的女士,她为我的采访和写书提出了一些很好的建议。对外文委又派一位在马其顿攻读博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秦锡英女士为我做口译,还为我提供了专用小车。我们几个人一起访问了马其顿的12个重要城市,访问的单位约100个,从盟中央、议会、执委会各部门到一些著名的工厂及农业联合企业。另外我还到作家家中做客和走访个别的工农家庭。我把两个笔记本记得满满的。一般都是早餐后即驱车外出,到傍晚时再把我送回到寄宿的住宅。这样一个多月丰富而充实的生活给我留下了许多永远难忘的回忆。
    马其顿地处欧洲东南部的巴尔干半岛,历来是欧洲的火药库和兵家必争之地,加上不断的水灾、地震等自然灾害,作为首府的斯科普里几度摧毁殆尽。1963年7月那场大地震就有85%的房屋被毁,1万多人被埋入废墟。时间过去了22年,在我访问期间,恰好又发生了一次五级地震,十几层高楼上的人都发觉房子摇晃,立刻来到阳台上或楼下。震荡过去全市安然无恙,人们也毫无惊恐之态,在谈笑中回屋去了。我见到的斯科普里不愧为一座美丽繁荣的城市,他们当时相当一部分人已经拥有私人汽车。
    至于我到希腊去旅行,那是因为马其顿国庆放假三天,希腊又是马其顿的近邻,因此我就约了一位在马其顿大学读书的江西学生,两人一起去了希腊北部的一个城市。那里的艺术品商店里摆着许多铜器雕像,如斯巴达克斯等,我想去了那里总得带点纪念品,就买了几件铜器回来。不想从此对外国铜器产生了兴趣,后来去美国和加拿大也买了些铜器。
    90年代我们夫妻俩两次去美国探望儿子一家。第一次去儿子还在俄亥俄州读研究生当助教,功课和工作很忙,但还是陪我们去了纽约、华盛顿特区、芝加哥、底特律等地,都是走马观花。有一次在尼亚加拉大瀑布附近的一家私人旅馆住了一晚,另外一家预先预定好的客人没来,旅馆主人嘱咐了我们几句就回家了,让我们随意住旅馆的任何房间,第二天一早离开旅馆前如果想带走前台的任何纪念品,只要按照价格把钱留下就行。这种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第二次去美国时儿子一家已经搬到了西雅图,我们的活动范围局限在美国西海岸及西部的几个州,深感美国是一个自然条件极其优越的国家。
    张:从退休到现在这么多年里,您哪方面的书看得最多?平时喜欢阅读什么样的书籍?
    汤:平时看得最多的是中外古典文学作品。那时图书匮乏,很多有价值的中外名著都成了禁 书,要想获取一本好书比登天还难。改革开放后,图书市场逐渐繁荣,一下子拥有了那么多图书资源,对一个爱书的人来说犹如枯木逢春。退休后,时间充裕了,加上身体状况一直还好,不能让大把的时间白白浪费掉,买书和看书也就自然而然成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这样正好也让年轻时爱读书的习惯在退休后得以最大限度的发挥与延续。退休之后,我经常沉浸在书的世界里,外界的纷纷扰扰逐渐远去,好像一切都与自己无关一样。总而言之,读书充实了我的晚年生活,书也让我领略了更丰富的人生。我认为人应该终身读书学习,因为人生是一个不断发现真理和追求真理的过程,只有通过读书思考,才能去伪存真,剔除生活中的糟粕,留取生活中的精华,人生才会更加充实丰满。
    
    (本文原载于《创作评谭》杂志,作者单位:汤真,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张国功,南昌大学人文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织梦二维码生成器
顶一下
(0)
0%
踩一下
(0)
0%
------分隔线----------------------------
栏目列表
评论
批评
访谈
名家与书
读书指南
文艺
文坛轶事
文化万象
学术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