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徐剑，生于1958年。著有长篇报告文学 《走下婚姻的祭坛》、散文集《岁月之河》、长篇非虚构文学《麦克马洪线》《青藏铁路》等。长篇报告文学《大国长剑》获解放军文艺奖、中宣部第五届“五个一”工程奖、首届鲁迅文学奖。 “我以为作家的叙事定位，真的要走出千年不变、千人一辞的旧式文人的农耕文明乡愁与田园式牧歌的咏叹，告别那种哀歌般啸吟和苦难血泪般挽歌式的惆怅。” 接到中国作协扶贫书写选题前，我恰好在进行一次文学原乡的追寻与转场。对乡村中国，我是最不了解的，又是最了解的。不了解，是因为16岁当兵，穿军装，44年军旅生涯，一直在军营。所谓了解，却是因为16岁前在农村长大，这支军队93年前从南昌城走来，历经新中国成立70年，改革开放40年，它的子弟大都来自广袤的农村，从某种意义上说，仍旧是一支农民的军队，我熟悉他们的每一张面孔。 溯一条时光隧道，从61岁返至16岁，是一个生命的轮回。近三十年专业写作。从创作题材上，过去所写，多为军队与国家的宏大叙事，偶然转身，文学转场，转到自己少年文学原乡——农村。这片封存了44年的原乡，我还能不能回得去，还能不能唤得醒，唤起一种童年乡村记忆。回归的入口与路径：是浙江和云南两家教育出版社邀请我写江南与边地精准扶贫，进入历史视野与全球化大背景乡村叙事，两个乡村，前者是习近平总书记任浙江省委书记时的联系点——淳安县下姜村、后者是他两度回信的云南贡山县独龙乡。展现在眼前的，一个是南宋年间古村落，一个是千年直过民族原始部落。在历史进程中，他们南北东西，地位不同，却有种贫困代际传承岁月遥望与相峙，那就是富庶江南的钟鸣鼎食与锦衣之地，同样有贫困之村，遥远的边地更是刀耕火种原始社会向全球化背景过渡。 2018年秋天和2019年夏天，我在这两个扶贫乡村，生活了近三个月，我常问自己，这两个村为何吸引我，并且让我有行走与书写的憧憬与激动，最主要一点，是强烈地域反差和文学的陌生感。下姜村，因为习近平总书记，而成了全国关注的重点。独龙乡，自然是最后秘境，比当年的墨脱还有魅力——人神共居之所，住着19位文面女。采访路上，我带了两部书，一部是第一位走进独龙江的中国作家冯牧散文集《滇云揽胜记》，其中数万字是独龙江行纪。另一部是美国人易劳逸著的《家族、土地与祖先——近世中国400年社会经济的常与变》，他观察与研究明末和清末的社会动乱，引证了大量的数据，提出一个惊世骇俗的观点，人口爆炸，到了一定的基数，土地承载不了，流民甚多，饿殍千里，必然发生社会的动乱和暴乱，乃至革命。这是一条历史周期律吗？明朝末年人口基数是1.9亿，大清鼎盛时是3亿，王朝便开始衰败、动荡，直至政息人亡。而现在中国13亿人，我们将步入小康社会，随着2000多万人精确扶贫，跨越贫困线，结束代际贫困，中国共产党创造了中国千年、世界百年治理奇迹。看一个国家是否具有大国正大气象，国运是否继续紫气东来，看它如何对待弱小的民族和穷人，看一个社会是否文明，有无希望，看它如何对待老人、孩子与女人。就精准扶贫而言，必须做出这种符合历史、哲学和道德的评判。下姜村的新农村建设，浙江省投了4000多万，接着是四万个美丽乡村建设，总数1600亿。独龙江仅有6000多人，投了13个亿。 国家斥巨资，下大气力在全国范围内打一场扶贫攻坚战的意义何在呢？无论是在下姜村，还是在独龙江，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尤其是在独龙江，与独龙族群众生活了一个多月多后，我深刻地理解了习近平总书记给独龙族群众的那一句祝福：脱贫只是第一步，更好的日子还在后头。过去讲盛世，就是给老百姓足够日子休养生息，不扰民，不折腾，无战乱、内乱、宫乱。而现在，农村修养生息已达41年，一轮一轮的惠民措施出台和直至大规模的精准脱贫。为农民做了这么多大事、好事、善事，共产党功莫大于焉，应该自信。 具体到历史背景下乡村叙事，精准扶贫的书写，作家叙事姿势如何定位，我常想，一场大战结束了，就剩下几个活着的人，一伙残兵败将，或者哀军胜将，寒夜茫茫，兵燹未尽，星残月孤，围一堆篝火旁，听一个人讲故事，可能这个讲故事者，就是一位参战老兵。讲那场大战的发生的初始、集结、摆阵、杀戮、高潮、结局，而这位坐在篝火边讲战争故事的人，就应该是作家。2019年8月，我沿着冯牧先生的足迹，翻越高黎贡山，跨越怒江，攀爬担当力卡山，行走在独龙江畔。这一次，我用的是非虚构文体，跨文体写作，写我眼中的独龙江，正在经历千年巨变，脱贫攻坚如火如荼的独龙江。在独龙江，我又遇见了火塘，坐在每个家庭火塘边采访，乃至早餐、晚餐，对于这场堪称中国奇迹的扶贫攻坚，必须有一个精确的叙事定位，必须有一种思想的照亮，一种人类精神的慈航。作家理应成为坐在火塘边讲故事的人，这种照亮就是独龙族火塘旁的柴火，温暖，温馨。我常说，中国文学不缺故事、技巧、语言，缺的是想象，缺的是长夜篝火般的思想照亮与人性的温度，作为这场攻坚的采访者、参与者、见证者、书写者，两个村，我驻了三个月，还有西藏，三月桃花开的时候就去，但还是觉得时间太少太短，半年，甚至一载，才会有最终的发言权。 在杭州下姜村和云南独龙江乡采访时，我关注到一点，贫穷与幸福指数之间并不存在正相关，并非水涨船高，也非浪跌水涸。即便是这样的落后贫困地区，那里的百姓依然能够顽强地活着，他们与贫瘠的土地、高耸的大山、湍急的河流达成了生命协议，这几乎是贫困地区的共性，但是，更大的共性在于，由于没有工业产业，经济落后，贫困地区的生态环境整体优于发达地区，是生态环境的头等舱；同时由于偏远交通不便，贫困地区的传统文化没有受到过度的打扰，从而保持了相对完整的传承，有田园牧歌，有浓得化不开的氤氲乡愁。 我不是在这里赞美贫困，歌颂落后，我只是阐述我关注到的现象。 我以为作家的叙事定位，真的要走出千年不变、千人一辞的旧式文人的农耕文明乡愁与田园式牧歌的咏叹，告别那种哀歌般啸吟和苦难血泪般挽歌式的惆怅，乡村的恶与善与生俱来，中国农村的田园牧歌不再，城市与乡村，我们的国家长久以来一直是二元的，乡土中国和超级都市，相应的，在文学叙事上也有乡土文学与城市文学两个截然不同的叙事领域。常规意义上的解读，就是城市优于乡村，然而，步入小康社会之后的中国，城乡差距逐步缩小之后的中国，还会是旧时模样吗？在做出历史判断和道德评判之后，再归结于人的书面，定位于人，扶贫的，与被扶的家庭，切入这个村，这个乡、这个民族，这个时代的百年、甚至是千年的历史宿命，在独特的哲学审视和艺术审美谱系下，写好几张复杂的人性、人情和命运的面孔。 简单地说，就是一张老面孔，一张新面孔。文面女，从改革开放时的80多人，仅剩下19人了，她们是独龙江的文化符号，精神密码，比如昆明民族村的董春莲，就是第一个走出独龙江，走入贡山，走向昆明，走向世界的人，相信她们真的能够给我们的文学书写带来文学的驱动力、原动力。还有这些文面女的子女们，有的考上了大学，在全球化剧烈的竞争环境中，又返乡了，或失败而归，如肖龙、木秋云。还有嫁到贡山、昆明，成家了，养了几个孩子，离婚踉跄而回，草果大王木利全和他的三个女儿，他们成功与失败、内心创痛和复杂，更呈现人性的多面性。 还有新新人类面孔，如献九丹村第一书记杨文彬，是开着跑车，牵着狗来扶贫的，孔当村的第一书记何睿，马库经历过生死劫难的龚娟婵，还有下姜村的姜丽娟等，一群崭新的“80后”，“90后”，甚至是“00后”，为我们的文学所陌生。对于他们的文学书写，更具有当下意义，更有文学性书写的指标意义与向度。 离开独龙江时，我做了一件事，正式找独龙江领导反映90岁文面女开利娜松的境遇。她住在老木房里，赤足、敞怀，生存环境极其简陋、残酷。他们很重视，及时做工作、补救，将这位文面女洗澡换衣，搬离木屋，与家人一起居住，叫人管起来。还给我拍来照片，说准备将19位文面老人集中供养，盖一座文面女老年院，做成文化名片，让游人拜访与参观。 中国作协给我确定选题是西藏扶贫。独龙江与西藏的一些贫困乡村，同在一条边境线上，一个纬度上。我曾经二十次入藏地，对于这场书写颇具信心。因为我熟悉西藏，了解西藏，并且已经走回了原乡，惟一要做的是对这个题材的思想照亮，在大的历史背景下挖掘新人的典型人物的命运、性格，寻找文学意义上的“这一个”；建构一个意象图腾，写出人性的多样性、复杂性，使之贴近要表现的文学主题，并且严守真实底线，尝试跨文体写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