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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胡风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重要探索者。他不断突破当时文艺学界的各种理论禁锢，拓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深度和广度。其中国化探索突出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用“主客观化合论”对文艺创作的内在机制作了辩证阐发；用“精神奴役创伤”论将马克思主义的异化观在文艺领域作了拓展性阐述；用“主观战斗精神”论构建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能动反映论；用“到处都有生活”说拓展了革命现实主义的理论论域；在“五四传统—现实主义”阐释框架中深入探讨了“民族形式”问题。这些构成了一个涉及文艺诸多重大问题且有着严密的逻辑结构和理论自洽性的革命现实主义文艺理论体系。胡风的这一理论体系是20世纪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进程中的重要成就，其历史地位和学术价值都不容置疑。 关键词：胡风；革命现实主义；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形态研究”（11&ZD078）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黄念然，黄冈师范学院“黄州学者”特聘教授、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王子铭，信阳学院文学院讲师。 胡风文艺思想及其遭遇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一个缩影，我们可以从胡风的个案看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走过的道路、曾经出现过的问题和所取得的成就。和同时代的许多优秀文艺理论家一样，他继承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优良传统，坚持着马克思主义的文艺道路，也经历了“革命文学”的洗礼，不同的是，他在批判地接受日本、苏俄甚至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时，更注重结合中国文艺的实际情况去拓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更坚守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更注意在文艺创作实践与批评实践中彰显他对马克思主义实践思维的深度理解。我们必须承认，胡风的文艺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中国化的重要成果，具有鲜明的马克思主义实践论色彩。因为，胡风考察文艺现象的基本方法是从文艺实际出发，而不是从某种固有的文艺原则出发。他早就指出：“我们的基本要求是为了实践，我们的基本方法是从实际出发；我以为，理论或原则，应该是从‘具体历史或现实’提升出来，应该从‘具体历史或现实问题’里面取得具体的性格，因而才能够回到‘具体历史或现实’里去，才能够找出具体的途径，由这去推进‘具体历史或现实’的。”[1]面对当时中国文艺的实际情况和出现的种种问题，身兼理论家与诗人身份的胡风在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实践论的基础上身体力行。他主办过《七月》、《希望》等刊物；继承了鲁迅对于新人的培养和鼓励，以自己为中心形成了七月派。可以说，他的诗歌创作，他的文艺评论，他的理论建构，总是与中国的文艺实践密切相关，处处显示着马克思主义实践思维的宝贵品格。 正是在马克思主义实践论的基础上，胡风建构了一套自己独特的革命现实主义文艺理论体系。与瞿秋白以政治—文艺为轴心，冯雪峰以革命—文艺为轴心、茅盾以社会人生—文艺为轴心，周扬以世界观—文艺为轴心去建立其革命现实主义理论体系不同，也与鲁迅依据文艺客观现实的变化进行“战斗”而不刻意创造革命现实主义理论体系不同，胡风建构的革命现实主义文艺理论体系，在高张主体能动性的基础上，以“主客观化合论”对革命现实主义文艺创作的内部规律作了全面而深入的揭示，以能动反映论抵御着机械反映论和庸俗社会学对革命现实主义文艺创作的不断侵蚀；用“精神奴役创伤”论昭示革命现实主义文艺创作的现实担当，也在拓展马克思主义异化理论的应用广度的基础上为中国革命现实主义文艺理论增加了精神深度；用“主观战斗精神”论将革命现实主义拓展为主观精神（即创作主体的自我扩张和自我斗争）和客观真实（“求真实”、“写真实”）这二极的融合，并将其总体特质提炼为“战斗的生命”，赋予了革命现实主义与批判现实主义、写实主义、自然主义完全不同的当代品格；用“到处都有生活”论弥补了革命现实主义对生活与文艺关系的单向度理解，成为遏制“题材决定论”、“无冲突论”、“反对暴露阴暗面”等错误论调的理论先声；用“新民族形式”论将革命现实主义文艺创作中的民族化问题、大众化问题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时代要求结合起来考量，创新性地在革命现实主义文艺理论中进行中国文艺的民族化、大众化、时代化问题的综合研究，展示出非凡的理论魄力。这是一个涉及文艺创作内部规律、文艺功能与艺术担当、理论构成维度、文艺创作源泉和文艺形式的革新等诸多重大问题的有着严密的逻辑结构和理论自洽性的革命现实主义文艺理论体系，是胡风坚持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将生命激情与苦难体验化作思想武器的理论结晶，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批评中国化进程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一、“主客观化合论”：对文艺创作内在机制的辩证阐发 作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胡风自觉地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引入文艺创作之中，认为创作过程是主客体相生相克的过程。在大多数人纠缠于文学与外部的关系如何处理时，胡风就已立足于文艺创作实践，更多地关注和探讨文艺的内部规律。他辩证地思考了作家主观与客观生活之间的联系，在尊重客观生活的同时，更加强调作者的主体因素。更为可贵的是他将主客之间的关系放在了一个重要的位置进行了深刻的考察，由此揭示出文艺创作的规律：“主观客观化合论”。 结合胡风在各种场合、各种论著中的阐述，可以发现，他对“客观”的理解是前后一致的。周恩来曾问过胡风所说的“客观主义”是什么，胡风解释为：作者没有对其笔下人物有爱恨情仇的感情体验。他的“主观”一词，包含有肯定与否定两种涵义：当对其表示赞同态度时，“主观”的含义中包含着“主观战斗精神”；当对其表示批判态度时，“主观”包含着“主观公式主义”。 对于这个过程中“主观”和“客观”的内涵及其关系，胡风认为，文艺创作过程中并没有那么尊重“客观”，也没有那么尊重“主观”。因为，现实的材料在文艺创作过程中如何运用，最终会以怎样的面貌呈现在作品中是未知的，所以说没那么尊重“客观”；“一种基本的思想、观念”看似主观，却是生活经验的结果，即特定的现实关系的反映，所以说也没那么“主观”。在胡风看来，主客观之间存在着互动关系。“客观”对于“主观”有三方面的作用：一是作家创作时看似有着天马行空的自由，然而这些“主观”的自由却有着“客观”的基础；二是“主观”的自由有着“客观”的目的，最终还是要对客观现实产生影响；最重要的是“主观”本身就含有“客观”的成分，“主观”是特定现实生活的反映。当作家进入创作过程，“主观”也不仅是被动性的，它还成为决定如何对待“客观”的主体。这样含有双重意义的“主观”具有推动生活的力量，“不是客观主义者底‘客观’所能够想象的”[2]那么简单。很明显，胡风遵循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和反映论，将作家的“主观”看作是客观生活的反映，同时认为作家的“主观”也可以作用于客观生活，二者是辩证关系，随意割裂它们将会对文艺创作产生危害。对于文艺创作与批评中单纯主观和单纯客观的缺点，胡风有着清醒的认识，坚决反对主客观分离的现象或做法。在《文艺工作底发展及其努力方向》一文中，胡风对于这种现象或做法进行了集中批评。在他看来，当抗日战争爆发，文艺家的精神极易兴奋和燃烧起来，如果单纯地高扬主观精神，就难以走进现实生活的具体内容；如果单纯地湮没在客观精神里面，又很难看到属于文艺家自己的东西。 应该看到，胡风对主客观化合的创作规律的认识是逐渐完善和深化的，其中有一个对于主客关系中“客体阻隔主体→主体意欲“浸透”生活→主体的自我扩张”的逐层认识和不断深化的过程。他指出：“在创作活动底进行中，作家底思想或观念和对象间的化合作用逐渐地完成，或者被对象所加强，或者被修改。”[3]在这里，胡风已经注意到文艺家与现实生活之间的相互作用的阻力和困难，注意到文艺家在发挥主观精神与客观事物融合过程中进行的自我确认或者自我否定。在《创作之路》一文中，胡风重提了“主客观化合论”，并打了两个形象的比喻：譬如蜜蜂，从各种的花汁造成蜜糖，譬如矿师，从各种矿砂炼出纯金。他认为就像蜜蜂和矿师一样，文艺作品里所表现的真理是从现实生活提炼出来的。这种“提炼”对作家提出了三个要求：第一要抱有对人生的积极的意欲；第二要有丰富的生活知识；第三需要把他的意欲浸透在客观的生活现象里面，这样才能创造出饱含生活真实与生命真实的作品。其中第三点至为关键。这三个要求对应着胡风的“主客观化合论”涉及的三个主要方面：主观、客观及二者之间的化合。胡风是一个高扬着“战斗”旗帜的文艺家，他将文艺创作和生活实践紧密相连，认为“世界上伟大的作家大都同时是伟大的生活者”。[4]在胡风看来，作品无疑就是战斗的记录，作家们的生活向着战斗，为了现实的美好理想，需要在困难中挣扎、奋斗，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作家努力接近真理，深入人生。在《置身在为民主的斗争里面》一文中，胡风将“主客观化合论”进行了更深入的拓展。其思路大致分三步：首先论证了文艺创作是从对于血肉的现实人生的搏斗开始的；其次论证了这一搏斗过程正是体现对象的摄取过程同时也是克服对象的批判过程；最后论证了对于对象的体现过程或克服过程同时也就是作为创作主体的作家的不断自我扩张的过程和不断自我斗争的过程。在前两步，我们已经看到，文艺创作是一个主客观双向互动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化合状态。胡风的论述如果止步于此，“主客观化合论”只不过是马克思主义的主客观辩证法的一次具体应用，仅仅是用马克思主义主观能动性的实践观解释了文艺创作的规律。胡风认为问题可进一步挖掘，并颇具创新地走出了“第三步”。在“第三步”中，“主客观化合论”讨论的层面不再局限于创作主体与客观现实之间的关系，而是涉及更为深层的创作主体内部。这是胡风文艺理论的独到之处。一年后，胡风对于文艺创作规律即“主客观化合论”有了更加清晰、简洁的表达：“这（写作过程——笔者按）指的是创造过程上的创造主体（作家本身）和创造对象（材料）的相生相尅的斗争；主体克服（深入、提高）对象，对象也克服（扩大、纠正）主体，这就是现实主义底最基本的精神。”[5]胡风把写作的过程即“主客观化合”的过程概括为“相生相克”的过程，并将此与现实主义相关联，把“主客观化合论”作为文艺创作规律的完整揭示呈现给革命现实主义理论。正是在这种深化了主客关系认识的基础上，胡风对文艺作品的基本属性也给予了清楚的回答：“作品，有了某一程度完成性的，能够成为批评对象的作品，总是作家底主观精神和客观对象的溶合而被创造出来的统一体。”[6]由此将他的文艺创作论和作品本体论关联并协调起来，形成了一个理论整体。 二、“精神奴役创伤”论：关于异化问题在文艺领域的拓展性阐述 作为马克思主义异化问题在文艺领域的拓展性阐述，胡风提出了“精神奴役创伤”论。胡风被称为“东方的卢卡奇”，对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和卢卡奇的著作均有涉猎。胡风曾留学日本，参加日本的左翼作家联盟，接触到小林多喜二、厨川白村等人。厨川白村在《苦闷的象征》中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马克思主义异化理论中提炼出来的“精神的伤害”概念也深刻影响到胡风。所有这些都为胡风思考“精神奴役创伤”问题提供了理论上的根据和支持。但“精神奴役创伤”论的提出，更重要的原因是胡风对“五四”精神的坚守、对鲁迅精神的强烈认同(特别是对鲁迅的启蒙主义的强烈认同），更重要的价值在于它试图通过文艺去暴露或揭示中国人的异化问题，也试图通过文艺对潜伏在人民身上几千年的精神奴役的创伤进行清算，具有非常典型的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现实结合起来的理论特征。 胡风曾将“五四”所代表的精神概括为：“不但用被知识分子发动了的人民底反抗帝国主义的意志和封建、买办底奴从帝国主义的意志相对立，而且要用‘科学’和‘民主’把亚细亚的封建残余摧毁。”[7]所谓“亚细亚的封建残余”，就是指精神奴役的创伤。“五四”文学的重要使命就是揭露和批判“精神奴役的创伤”，希望引起民族的觉醒并摧毁封建残余。鲁迅曾坦言其文章的取材大多来自于病态社会中那些不幸的人们，因此要暴露国民的劣根性，以期能够找到治疗的解药。他在《狂人日记》对封建社会提出了“人吃人”的控告，在《阿Q正传》中用“精神胜利法”概括了中国人精神被奴役的历史与现状，所有这些都是在与封建旧势力作你一枪我一刀的白刃血战。“什么是鲁迅精神？岂不就是生根在人民底要求里面，一下鞭子一个抽搐的对于过去的袭击，一个步子一印血痕的向着未来的突进？”[8]胡风将鲁迅作为自己的导师，认为“五四”以来只有鲁迅一个人摇动了数千年的黑暗传统。他正是沿着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文学的道路，开始了对于几千年来人民身上潜伏和扩散着的“精神奴役的创伤”的批判和清算。 对于人民大众的认识，胡风与当时的主流观点是不同的。在他看来，虽然“五四”新文化运动过后革命的领导权让位给了人民大众，但历史地位发生变化的人民大众也决非只能赞美而不能被批判的对象。胡风对于“精神奴役的创伤”的危害是十分清楚的，“当‘潜在着’的时候，是怎样一种禁锢、玩弄、麻痹、甚至闷死千千万万的生灵的力量，当‘拓展着’，特别是在进入了实践过程的成员身上拓展着的时候，会成为一种怎样的虐杀千万生灵的可怕的屠刀。”在对革命的人民大众的一片赞美声中，他非常清醒地指出了封建文化对于大众的麻痹作用，认为不能因为大众成为现实革命斗争的主体就盲目地迎合他们。实际上人民大众尤其是农民承受着沉重的精神压迫，虽然以农民阶级为主体的人民大众已经成为社会变革或军事斗争的主力军和社会革命时代的历史英雄，但精神奴役的创伤不会突然消失。“如果封建主义没有活在人民身上，那怎样成其为封建主义呢？用快刀切豆腐的方法，以为封建主义和人民是光光净净地各在一边，那决不是咱们这个地球上的事情。”[9]可见，胡风对当时中国人民及其精神状况有着辩证的认识：带有“精神奴役创伤”的人民和“优美”的人民是一体的，他们在封建的剥削和奴役下担负着革命与自我解放的重任，同时又不可能不染上封建主义毒素。 胡风对“五四”文学与“革命文学”的内涵及其关系的认识，也是基于上述他对人民大众的优良革命品质同残留的“精神奴役的创伤”的辩证统一关系的深入理解。对于“五四”的“文学革命”转向“革命文学”，胡风是认同的，但他更强调二者的继承关系而非后者对前者的彻底否定。胡风认为“革命文学”运动并没有从“五四”的“文学革命”运动中突变出去，二者的首要任务都是反帝反封建。在他看来，虽然“五四”新文化运动过后革命的领导权让位给了人民大众，但历史地位发生变化的人民大众也决非只能赞美而不能被批判的对象，因为，“他们底精神要求虽然伸向着解放，但随时随地都潜伏着或扩展着几千年的精神奴役底创伤”。[10]正基于此，胡风批评了一些作家不能正视现实，幻想人民只是“优美的”，而忽视他们身上的“精神奴役创伤”。 在“精神奴役创伤”论中，胡风也谈及知识分子与人民大众的关系问题。他认为，经过中国社会几十年的巨大变化，知识分子成为人民中的一分子，虽然革命时期人民整体素质提高了，但知识分子依然是思想的主力，特别是经历了革命的知识分子更是人民中先进的分子。当然，胡风对于知识分子也进行了反思，提出知识分子的“二重性格”：革命性和游离性。知识分子的游离性来源于思想中残留的与人民相比的那种“优越感”，以至于“滞留在自作多情但实际上却是虚浮的精神状态里面”。[11]这一点同毛泽东在《讲话》中对知识分子对于革命环境的种种不适应所呈现出的“游离性”的批评是一致的。总的来说，胡风辩证地认为，知识分子与人民的身上都有优缺点，需要相互融合。人民需要知识分子的启蒙，知识分子需要在广大人民群众中磨练。胡风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论，认为异化问题只有在实践中才能解决，只有在实际生活中去磨练并使得人民群众主体意识不断觉醒才能克服“精神奴役创伤”。可见，胡风反思的不仅仅是广大人民身上的精神奴役的创伤，也反思知识分子身上的二重性，这是胡风相较于“五四”又一个进步的地方。从这个意义上讲，胡风对于异化问题，承接了鲁迅关于中国国民劣根性形成根源的深刻分析，结合了长久以来中国人民身上的精神奴役的创伤问题加以发挥，更切合中国现实，是将马克思主义异化理论中国化的成功尝试。 相比鲁迅面对国民“劣根性”表现出来的“在铁房子里呐喊”的悲壮，胡风面对“精神奴役创伤”的悲壮中多了一丝乐观。胡风承认，“在封建主义里面生活了几千年，在殖民地意识里面生活了几十年的中国人民，那精神上的积压是沉重得可怕的”，但“无论沉重得怎样可怕，还是一天一天觉醒了起来，一天一天挺立了起来；经过了无数的考验以后，终于能够悲壮地负起了这个解放自己的战争底重担”，[12]“在民主斗争的大潮里面，回响着苦难的人民底痛烈的控诉和深沉的渴望，滚动着觉醒的人民底坚强的信念和欢乐而雄壮的歌声”。[13] 要消除中国人民身上几千来潜伏和扩展着的“精神奴役创伤”，文艺创作需要怎么做？做什么？特别是文艺要具体展现什么？胡风的回答是：“广大人民，特别是劳苦人民底负担、潜力、觉醒、和愿望。”在胡风看来，有向往美好明天的渴求，必然要求着抖去“盘结在你（中国）古老的灵魂里的一切死渣和污秽”。[14]他在《论现实主义的路》中以“明天”和“昨天”做比喻（一方面挥手告别“精神奴役创伤”的“昨天”，一方面热切盼望人民解放和进步的“明天”），又极其富有诗意地将这两个比喻巧妙融入对作家创作过程的提摄中。胡风将“精神奴役创伤”论与作家创作过程联系在了一起，并成功将之纳入其现实主义文艺理论体系中。这是对当时回避人民大众身上的缺点而过度赞美人民大众的一次矫正，更是主流声音中的一个异数。可以说，“精神奴役创伤”论弥补了现实主义文艺理论在其发展进程中对于异化问题的忽视，在革命现实主义文艺理论探索中，把中国的异化现实同马克思主义文艺基本原理结合起来，拓展了革命现实主义文艺理论的深度。 三、“主观战斗精神”论：马克思主义文艺能动反映论的构建 胡风在《文艺工作底发展及其努力方向》一文中正式提出了“主观战斗精神”。他认为作家在日常生活的包围和腐蚀下会引起“主观战斗精神底衰落，主观战斗精神底衰落同时也就是对于客观现实的把捉力、拥抱力、突击力底衰落”。[15]应该说，“主观战斗精神”在胡风那里并没有形成一个严格的定义，在不同场合有着不同的表达，比如主观力量、战斗精神、精神状态、人格力量、思想等，但总的来看，“主观战斗精神”就是作家“认识世界的思想力，体验现实的感受力，投身于现实的热情”。[16] “主观战斗精神”是胡风革命现实主义理论的核心概念，它贯彻到胡风文艺思想的每一个角落。“主客观化合论”中，主客观能够化合的关键是创作主体要有主观战斗精神。主客观化合中创作主体的自我扩张和自我斗争，也离不开主观战斗精神。作家要发扬“主观战斗精神”深入生活，才能发现、重视“精神奴役创伤”，也才能克服和消灭“精神奴役创伤”。“主观战斗精神”在文艺和生活中同时存在，是作家的一种文艺态度，也是作家应有的一种生活态度。在胡风眼中，创作过程是一个生活过程，作家应带着主观战斗精神深入体验生活，将客观对象变成自己的东西表现出来。他曾批评一些作家“抽掉了‘经验’生活的作者本人在生活和艺术中间受难的精神”。[17]同时，“主观战斗精神”和“受难精神”又是联系在一起的。胡风认为作家深入生活，把握和克服客观对象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真诚的革命文艺家必须抱着为革命流血的心进入现实生活才能真正地担负起实现人民的解放和进步的重任。 胡风的革命现实主义文艺理论的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用“主观战斗精神”来充实现实主义文艺的生命力。胡风认为：“主观精神和客观真理的结合或融合，就产生了新文艺底战斗的生命，我们把那叫做现实主义。”“由于作家底献身的意志，仁爱的胸怀，由于作家底对现实人生的真知灼见，不存一丝一毫自欺欺人的虚伪。我们把这叫做现实主义。”[18]胡风在这里说明了“求真实”是现实主义的要求，也暗示了需要“主观战斗精神”去实现文艺创作“真实”。在《一个要点备忘录》中，胡风认为，现实主义要成其为现实主义，需要对现实生活的情绪的饱满和主观精神的作用的燃烧，要求思想力与艺术力的统一。在《青春底诗》中，胡风就主观战斗精神对现实主义的重大意义作了进一步的阐发：“没有对于生活的感受力和热情，现实主义就没有了起点，无从发生，但没有热情和思想力量或思想要求，现实主义也就无从形成，成长，强固的。”[19] 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论在文艺领域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关于“人的主观能动性”的阐述。在文艺创作中，在体验现实生活中，在为解放和进步的明天的奋斗中，在摧毁人民身上的“精神奴役创伤”和作家的“二重性”中，“主观战斗精神”都在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可以说，“主观战斗精神”论将作家的主体意识放在了一个显著的位置，纠正了在创作中忽视主体意识的现象，凸现了主体意识及其战斗精神在革命现实主义文艺创作中的巨大作用。“战士和诗人原来是一个神底两个化身”。[20]胡风对于“主观战斗精神”的阐发和体悟如此之深，以至于它早已超越了理论层面而融入阐释者生命之中，化作了一种生命态度和理想追求。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