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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内外评价标准的融合 第二个方面，与中国当代文学主动“走出去”和被动“请过去”日益均衡相同步的，是海内外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评价标准的日趋融合。这指的是，海外的译介者和研究者对何谓当代中国的代表性作家、代表性作品的判断，逐渐与国内的判断日趋一致。 在冷战如火如荼的20世纪60年代，时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的夏志清撰写《中国现代小说史》，对沈从文、张爱玲、钱锺书等自由主义作家明显偏爱，而对鲁迅、茅盾、赵树理等左翼作家或颇为贬低，或干脆无视。这种文学史图景的建构与其时国内的当代文学图景截然相反，其背后展现的是与国内截然有别的文学评价标准和政治立场。到了80年代，《中国现代小说史》传播到国内，影响了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些研究者和批评家，以致8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由国内学者和批评家所发起的“重写文学史”潮流也在无形中受到影响。即使到了21世纪初，海外的文学评价标准也与国内存在相当的距离，海外与国内在何谓“好的”中国当代文学、何谓中国当代文学的代表性作家和作品的判断标准上，仍然分歧明显。这种分歧产生的部分原因，仍然根植于海外译介者和研究者的意识形态立场，莫言的翻译者葛浩文就曾说过，“美国人喜欢唱反调的中国作品”，因此“唱反调的”当代文学作品、作家受到更多偏重。 然而，近些年来，这种分歧正在日益弥合，海外逐渐不再追求或难以追求一种明显区别于国内的评价标准。典型的例子是2012年瑞典文学院将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莫言。莫言在20世纪90年代便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代表性作家，他的一系列作品如《红高粱》《酒国》《丰乳肥臀》《生死疲劳》《蛙》等在国内也基本被评论家和研究者公认为一流作品。他的获奖即使在国内读者和研究者看来，也可以说是实至名归。另一个典型例子是刘慈欣，在2015年刘慈欣凭《三体》第一部获得国际科幻文学最高奖“雨果奖”之前，他早就连续八年斩获中国科幻文学最高奖“银河奖”，被誉为“当代中国科幻第一人”，并凭借一系列高水准的作品，尤其是《三体》三部曲赢得国内众多科幻读者的喜爱。可以说，刘慈欣获“雨果奖”虽是意外之喜，但也实至名归。莫言和刘慈欣的例子都表明，海外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代表性作家和“好的”作品的评价标准，正日益与国内的评价标准相融合。这种融合的原因，首先要考虑的是中国的大背景，其次是中国当代文学及其研究与海外互动交流的日益密切，再者也是对文学作品的审美回归。 这种融合也表明，由中国作家、读者、研究者和评论家共同努力所建构的中国当代文学的主流评价标准，正日益获得海外的重视乃至认同，国内的主流评价标准再不会像20世纪80年代那样受到海外压倒性影响。这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历经风风雨雨所结出的果实之一，也是中国文化自信、学术自信的初步体现。展望未来，相信这种融合的持续深入，必将更有助于中国当代文学的海外传播在被“请过去”的同时有效地“走出去”，在均衡的图景中积极主动地讲好“中国故事”。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传媒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