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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文阐释视野下的张翎小说创作——以长篇小说《阵痛》与中篇小说《胭脂》为例

http://www.newdu.com 2019-12-11 《中国文学批评》 刘艳 参加讨论

    摘要:“互文性”作为一个文学批评术语,最初是在20 世纪 60 年代由法国后结构主义批评家茱莉亚·克里斯蒂娃提出,涉及两个文本之间的引述关系。通过考察互文阐释视野下的张翎小说创作,对张翎不同小说文本做互文性解读和研究,会发现中国故事与外国故事的“缀连”方式、原乡书写、意象与意境、语言风格、叙事母题、对相近和相似情节的改写等,都是张翎小说互文性的重要特征。藉由对《阵痛》与《胭脂》的互文性阐释,可以考察张翎小说叙事探索的新变和同题异构的可能性。
    关键词:互文阐释 《阵痛》 《胭脂》 叙事探索 同题异构
    作者刘艳,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学评论》副编审(北京100732)。
    20 世纪初,艾略特在其作品《传统与个人才能》中指出,最好的作品中最具个人特色的部分飘荡着已逝作家、以往作品的回响。“互文性”作为一个文学批评术语,是在20 世纪 60 年代,由法国后结构主义批评家茱莉亚·克里斯蒂娃提出的,“最初所更多涉及的是一部文本与另一部文本之间的引述关系”。“互文性”理论进入中国之前,亦受巴赫金的“对话艺术”影响,这一理论认为,作家创作出的一切文本都是对其他文本的参照、吸收和改编,是其他文本的一种历史与镜像,任何文本之间都存在对话。这样的理论可以启发我们对文本细读式批评方法开启新的路径,对于从作家的个人阅读史来研究其怎样在阅读经验中达成小说技艺的创化生成,亦有启发性。比如有研究者专注于对莫言的个人阅读史的考辨,试图使其小说的基本技艺与阅读经验互为理据。本文试图借鉴互文性的研究方法,来考察互文阐释视野下的张翎小说创作,尤其是长篇小说《阵痛》(2014)和中篇小说《胭脂》(2018)之间的互文关系。
    互文性理论曾被里法特尔引进到关于读者与作品关系的接受学中,这不在本文关注范围之内,本文的关注点更多取后结构主义理论家所认为的“互文性”,是指文学作品中作家借用和转译其他作者文字的“对话”现象,茱莉亚·克里斯蒂娃认为,“任何文本都是文本空间的交汇”和“几个文本的对话”。有研究者已经就互文性研究的是文本与其他文本之间的关系,指出作家本人的文本之间的互文关系也应当纳入其中,并将互文性分为横向互文和纵向互文。“横向互文性”是指文本与同时代或邻近时代文本,甚至作家的各个文本之间形成的关系,而“纵向互文性”是指文本与较远时代的传统或文本之间形成的关系。以横向的互文性来考察张翎的小说创作,或可觅得进入作家创作花园和小说丛林的秘径。
    一、互文阐释视野下的张翎小说
    美国当代批评家希利斯·米勒在《重复的两种形式》中,曾经讲道:“重复有事件或场景的复制、由一个情节或人物衍生的主题在同一文本中的复制和在一部小说中重复其他小说中的动机、主题、人物和事件。”但如果据此认为这是同一个作家在不同的文本中重复、复制相同的场景、动机、主题、人物和事件,就有失偏颇了,优秀的作家不可能习惯性地做这样的重复工作,这与艺术创造本身的规律是相违背的。希利斯·米勒在20世纪80年代就提出:“任何一部小说都是重复现象的复合组织,都是重复中的重复,或者是与其他重复形成链形联系的重复的复合组织。在各种情况下,都有这样一些重复,它们组成了作品的内在结构,同时这些重复还决定了作品与外部因素多样化的关系。”如果泛泛地认为“任何一部小说都是重复现象的复合组织”,确有夸大之嫌。有研究者就曾细致研究了贾平凹作品中的“重复”现象,认为重复是贾平凹新世纪小说的一个典型的文本症候。
    我们必须承认的是,希利斯·米勒的重复理论对于我们研究作家的话语构型,了解作家是如何在故事中整理人生经验和写作经验,发现作家如何进行叙事上新的探索是有价值的。雷同性和趋同性不应是研究一个作家作品互文的出发点,重点应当看作家在叙事上做了哪些新的探索、如何尝试新的叙事策略。哪怕是一个作家的不同文本之间有着相近的人物原型和情节设计,也不应当简单将之视为写作上的重复,发现其中所蕴涵的题材演变轨迹才是研究应有之义。比如严歌苓的“芳华”叙事,恰恰体现了一种题材演变学。王坤认为:“‘同题异构’是当代文学的重要现象,不同艺术之间有,不同文体样式之间、小说内部、不同作家之间也有。这样的研究可以多向展开。”
    作为研究者,不宜通过对作家的文本进行简单的归类,就认定作家在其不同的文本中在做大量的重复工作,比如有研究者通过对加拿大华人新移民女性作家作品的阅读,认为将同一系列的小说进行横向比较与文本叙事结构分析时,可以看出这些文本相互之间存在着固定的或者重复的艺术结构。有人注意到作家曾晓文小说中有出现频率很高的场域“中餐馆”和“监狱”,而认为其创作中存在“中餐馆结构”和“监狱系列”小说;有人认为有些作家的中短篇小说之间,以及中短篇小说与长篇小说构成互文……甚至认为张翎创作所具有的互文性主要体现在人物形象类型化突出,其中短篇小说间故事情节的互文具体表现在情节的移植和重复,有些情节和母题再三出现……如果是这样的互文性,几乎所有的作家都难逃指责。即便对于相近的情节和母题,笔者也认为应该更多地发现其叙事上所做的新的探索,从中发现一种题材演变学。
    在互文阐释视野下对张翎小说展开研究,尤其是从横向互文性角度看张翎小说,首先应注意到的,是她的很多小说都能够把中国的故事和外国的故事连缀在一起。考察不同的文本中她所采取的不同的“连缀”方式——也就是不同的叙事结构和叙事策略,这应该是对张翎小说互文性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莫言在为《交错的彼岸》作序时曾说:“像张翎这样能够把中国的故事和外国的故事天衣无缝地缀连在一起的作家并不是很多。我想这也是张翎作为一个作家的价值和她的小说的价值。”《望月》的副标题就是“一个关于上海和多伦多的故事”,是多伦多故事和发生在上海的过往及现实中的故事的“缀连”。《交错的彼岸》开篇,一个侨居多伦多的华人小女子黄蕙宁失踪,警察追踪调查这桩失踪案的过程中,牵引出了蕙宁的家人、朋友、昔日的情人以及他们之间发生的故事。小说的时间空间跨度皆很大,时间上涉及新中国成立前后直到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空间上则跨越了加拿大、中国、美国三个国家——所谓“交错的彼岸”。《邮购新娘》故事的主体似乎是“邮购新娘”江涓涓与加拿大华裔老板林颉明的故事,但由邮购新娘式的婚姻故事,牵涉出的是江涓涓的养母竹影的故事, 竹影(祝英)又是越剧名旦筱丹凤同崔家阔少爷几夜缱绻的结果,再牵涉出江涓涓生母方雪花与余志茂和江信初的感情故事, 而江涓涓是方雪花在温州市地委书记江信初家做保姆的时候,与江书记越轨偷情的结果,被发现后离开了江家,却在一年后的雨夜将襁褓中的涓涓送给了江信初和竹影夫妇。小说共分八章,每个专章都分别叙述了不同的故事:加拿大老板林颉明的故事,竹影与母亲筱丹凤的故事(其中有江信初与两任妻子许春月、竹影的感情故事),江信初的机要秘书李猛子与竹影之间产生的感情故事,林颉明与江涓涓的故事(其中有林颉明对雇员混血儿塔米由感恩而生发出的感情),温州时江涓涓与艺术家沈远的感情故事,江涓涓与牧师保罗·威尔逊的故事,江涓涓生母方雪花的故事,江涓涓与洗衣店老板薛东之间相互怜惜以及薛东的故事。更为奇妙的是,由牧师保罗·威尔逊,还引出了一个世纪前其祖父约翰·威尔逊与中国少女路德那场无果的爱情。“这部小说突破了通常的留学生——新移民文学题材的局限,而广涉了海内外历史的多种故事。”
    对于她的故乡温州、以及祖籍藻溪的原乡情愫的书写,是张翎小说中不容忽视的互文性要素。有研究者从苏童所有小说文本中抽绎出一个美学意蕴的“南方”:苏童的小说叙事,试图为我们重构一个独具文化精神、美学意蕴的文学“南方”,“南方”成为苏童书写“中国影像”的出发地和回返地。苏童小说叙事的这个“南方”,更准确地说,应该是接近长江流域、以江浙为中心的“江南”。而张翎小说中反复出现的故乡藻溪、温州,就是张翎文学书写的出发地和回返之地。《邮购新娘》就曾在不同代人、不同时期的故事当中,反复出现“藻溪”和有关藻溪的书写。第一章林颉明跟随江涓涓回乡,看到的藻溪镇和藻溪是这样的:
    原来是一汪溪水,悄无声息地环绕过来,将路猛地堵得很是窄小起来。……隔着树荫隐隐看见一座老木屋,油漆斑驳,露出木头的底色来,很是古旧落魄的样子。
    长篇《阵痛》开篇,上官吟春背负着那个足以压垮她的耻辱和秘密——小说开篇即是悬念,她挎着沉甸甸的洗衣篮走到河边,想洗完大先生的衣裳、给大先生留几件干净衣裳后投河自尽,她面对的河就是藻溪:
    河叫藻溪。……即便在最开阔之处,这岸的拢住嘴扯着嗓子吼一声,那岸的也就听见口信了。在最窄之处,这岸的把竹筐放到水面,拿扁担轻轻一送,那岸的再拿扁担轻轻一钩,便取到货了……
    莫言在给《交错的彼岸》作序时,篇名称《写作就是回故乡》,并认为“事实上很多在海外写小说的人”“写出来的小说内容还是他们在国内时所经历过的或是听说的那点事”。藻溪、温州,是张翎的出生地故乡,也是她写作的精神原乡,是她文学书写的出发地和回返之地。藻溪在《阵痛》中反复出现多次,武生申请到全额奖学金出国前,勤奋嫂带她和她的父母亲回藻溪祭祖。勤奋嫂咚咚地走在最前面,其他三个人没有一个追得上她的脚步,这不是她第一次回藻溪,虽则曾经每隔两三年,勤奋嫂都要回藻溪一趟扫墓,有时带着小陶一家,有时一个人,但是每趟回来,都像第一趟那样激动。这次回来却发现那个似乎是藻溪亘古不变地标的南货铺不见了,守铺的章嫂——唯一认识小陶爸爸奶奶的人,也殁了,藻溪的变化见证了人世的沧桑。张翎借勤奋嫂说出的那句话:“武生,不管你走得多远,这里都是你的根。”其实也是张翎的心里话,故乡是张翎文学书写的根与源。张翎在《阵痛》创作手记的最后一段,更是诉述了自己的心声:“谨将此书献给我的母亲,我母亲的故乡苍南藻溪,还有我的故乡温州——我指的是在高速公路和摩天大楼尚未盖过青石板路面时的那个温州,你们是我灵感的源头和驿站。”笔者曾经反复比较和揣摩《邮购新娘》和《阵痛》中这两段有关藻溪的文字,从中体会到张翎对于藻溪的情愫,能够感受到其中所蕴涵的张翎写作语言的变化,它们是怎样分别与两个小说的故事贴合并融为一体。
    张翎如何在日复一日的写作中锤炼她的语言,并日渐形成具有张翎特色和标识度的语言风格,这也是互文视野下张翎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如果说张爱玲有“张爱玲体”,严歌苓有“严歌苓体”,我们可以发现,张翎也业已形成了独具特色和高标识度的“张翎体”。与语言风格和文字书写相关的互文性研究,还包括研究张翎不同小说中对叙事结构和叙事策略发生影响和作用的意象的使用、意境的营造,等等。
    叙事母题的互文性研究、相近或相似情节的互文性研究,更是互文视野下的张翎小说研究尤为应该重视的内容。那些相近和相似的微小的情节,能够让我们不仅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感受到一种发现互文的快意,也可以从其中所蕴涵的细微变化体味作家叙事上的变化和探索创新。例如,正在最美好的爱情里灿然绽放的女人突遭横祸的情节,在不同的小说文本里有着互文性的存在。《望月》(1997)中,娶了从前在国内读书时一位教授千金玉栅的方舟,用今天的话来说是个“凤凰男”,在国内时,他只要想起这段婚姻带着他轻而易举地跨过了别人要几年乃至几十年才能跨越的鸿沟,便沉没在日复一日的感恩戴德里,越发地纵容和宠溺起妻子。出国后却发生了变化,妻子牵着他的那根线不知什么时候起转到了孙家三姐妹的老三踏青手里。但踏青突遭车祸死去:
    踏青是在一个女人一生中最美丽的初恋状态里猝然离去的……死亡不露痕迹地过滤了生活里已经发生和即将发生的丑陋和瑕疵,留下的是刻骨铭心午夜梦回的完美。
    “留下的是刻骨铭心午夜梦回的完美”是指在那个午夜里方舟与踏青的第一次激情。踏青走后,他突然觉得心空得像个无底洞,再无可以填补的东西。这种刻骨铭心午夜梦回般的完美——一个女人在最美丽的初恋状态里猝然离去,在其他的小说中也互文性存在着。《邮购新娘》(2003)的引子里,同在多伦多的林颉明的妻子余小凡,就是在离家不远的一条路上被大卡车压成了一张薄纸。妻子的死,带给林颉明的是:“他们在一起的时间太短了,在她还来不及向他展现女人们共有的某些瑕疵弱点时,死神就已经将她凝固在一个永恒的韵味无穷的视角里。没有一个活着的人可以和这样的视角媲美。这一点,他后来生活里出现的诸多女人完全可以证明。”
    二、互文阐释视阈中的《阵痛》与《胭脂》
    长篇小说《阵痛》与中篇小说《胭脂》有着很多可以作互文性解读的方面。首先可以对三代女人的命运及故事作互文性解读。在《阵痛》的创作手记里,张翎提到了自己那位一生有过十一次孕育经历、最后存活的子女有十人的外婆,外婆生养儿女的过程里,经历了许多战乱灾荒,还有与此相伴而来的多次举家搬迁。“我隔着几十年的时空距离回望外婆的一生,我隐隐看见一个柔弱的妇人,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用匍匐爬行的姿势,在天塌地陷的乱世里默默爬出一条路。”根据这个创作手记,甚至可以知道《阵痛》里孙小陶在娘家待产时临产,街上几派武斗,仇阿宝冒着枪林弹雨去请谷医生来给小陶接生的故事情节,应该也是来自张翎一位姨妈从外地来到了娘家待产、没有助产士肯冒着这样的枪林弹雨上门接生的真实经历。张翎说:“母亲家族的那些坚忍而勇敢的女性,充盈着我一生写作灵感的源流。”《阵痛》和此后的《劳燕》以及中篇《胭脂》等,都让我们看到了这些女性无论面对怎样的灾难和伤害,她们总是体现出面对生活、苦难的坚韧生命力,《劳燕》中的阿燕,就更加是在战争废墟上开出的一朵人性坚韧和温暖之花。“《阵痛》里的三代女人,生在三个乱世,又在三个乱世里生下她们的女儿”,“她们一生所有的疼痛加起来,也抵不过天塌地陷的灾祸中孤独临产的疼痛。” 《阵痛》里的三代女人只能靠自己,女人在乱世里是最为柔弱却又最为坚韧的担当,这在中篇《胭脂》(2018)里有着相似却又不同的演绎。《阵痛》里是上官吟春(勤奋嫂)、孙小陶、宋武生(尾声有宋武生的女儿杜路得),《胭脂》里有胭脂(吴若雅)、小抗、扣扣。胭脂(“我”、“外婆”)是最能够与勤奋嫂形成互文性解读的人物形象。《阵痛》里,大先生吕氏死后,上官吟春与女儿隐姓埋名,多次搬迁,最终在谢池巷支起老虎灶(开水灶)支撑着把小陶养大成人,不敢早些与谷医生成婚,也是为着小陶成长当中能够不受谷医生曾经的右派身份的牵累。《胭脂》里的“我”(扣扣的外婆)再也等不到丈夫来接的船,经历多次的搬迁,甚至把亲外孙女说成是从路上拣回来的弃婴。而这多次搬迁和隐姓埋名,躲过了时代的艰虞,却“把我的来路覆盖得太严实了”,以致时隔多年回来寻亲的艺术家三次寻求未果。
    男人在张翎不同小说中,呈现模糊、飘忽不定的状态,女人在危急之中伸手去抓,希望男人能够拉自己出泥淖,却发现她们只能靠自己。《邮购新娘》里竹影的母亲筱丹凤与崔家阔少爷数夜缱绻,孕育了祝英(竹影),决定生下孩子,“也是因为要守着两人分手时的誓言,等待着他来接她的”,“然而他却一直没有来”。“她不知道他现在在世界的哪一方,也不知道他是否娶妻生子。他和她的相遇是如此的短暂,如同是萤火虫在夜空里擦出那匆匆一丁点的光亮,却又瞬间消失在长长的黑暗中。那一点亮光,便是他和她的骨血祝英。他大约永远也不会知晓,他和她之间原来是有着这样一个涂抹不去的印迹。即便是她,偶尔想起乡下的女儿来,也恍然已如隔世。”崔家阔少爷不知自己还有这么一个女儿,筱丹凤要自己面对这孕与育的困境和人生泥淖。《阵痛》中的大先生陶之性误以为上官吟春是因被日本兵强暴而孕,到死也没能原谅她,而且她也实在不想把孩子生在家里,在“我打死也不能,把这个贼种生在大先生眼前”的想法驱使下,她挣扎着离开家去把孩子生在了藻溪的山洞里,却发现婴儿的右耳廓里长着一团细米粒大小的肉——那是大先生家族独有的遗传特征,证明孩子是大先生的亲骨肉。上官吟春借宿朱三婆家,待回家,却发现大先生因为担心自己,本就有着被日本人打成的内伤,外急加内伤发作吐血而死,婆婆吕氏见儿子死,指望没了,也殁了。大先生死了,到死也不知道自己还有亲骨血,把养育女儿(孙小桃,后来改名孙小陶)的艰辛全部扔给了妻子(后来隐姓埋名的勤奋嫂)。孙小桃大学时爱上了越南留学生黄文灿,黄文灿却在离开后再也没有回来,怀有身孕的孙小桃是靠嫁给了老师宋志成才躲过了一劫,在母亲家待产,去请谷医生来接生的仇阿宝中了流弹而亡,才换来了武生的降生。武生因了母亲和生父克劳德·布夏教授(原中文名黄文灿)的一手操持,得以到美国留学,那个国内时的恋人刘邑昌也完全不能依靠。武生嫁给台湾赴美的华人杜克,又因自己充满了对生育的恐惧而与杜克分开了,发现自己怀孕后却怎么也联系不上杜克,在与杜克电话断掉再也打不通之后,把孩子生在了去医院的路上。凡此种种,张翎才会在创作手记《隐忍和匍匐的力量》中写道:
    书写《阵痛》时最大的难题是男人……女人在危急之中伸手去抓男人,却发觉男人只有一只手——男人的另外一只手正陷在世界的泥淖中……女人在一次又一次的重复经验中体会到了她们靠不上男人,她们只能依靠自己,于是男人的缺席就成了危难时刻的常态。
    《阵痛》共分四篇,第四篇是“论产篇·杜路得(2008)”,只有一页的篇幅,在《阵痛》结尾,那个七岁女孩子说出了“我外婆和我妈妈都说,女人生孩子不需要丈夫”。不是不需要,是依靠不上。这个命题,在中篇《胭脂》中依然继续存在,被黄仁宽叫作“胭脂”的上海阔小姐“我”(吴若雅,出生证上是吴若男)误打误撞爱上了穷画家黄仁宽,不惜背弃了自己的豪富之家和父母亲人。但黄仁宽去了海峡的那一边,彼此别过、再也未见。好不容易长大的小抗,遗传了父亲画画的基因,却怀上了少艺校老师(崔建国)的孩子,被母亲发现时,已经是临产了并因难产而死。母亲抱了出生两个月、尚显羸弱的婴孩扣扣想去交还给她的生身父亲,窗口看到崔家父亲和女儿一家三口的日常,那个男人平常、文弱而苍白,才意识到对方是不可托付的。扣扣长大,虽然没有像母亲和外婆一样做扑向爱情之火的蛾子,但三十四岁才嫁给一个生性缄默的中医师,儿子从小又得了一种古怪的血管畸形病,便带了儿子出国边陪读边治病,同样是依靠男人而不得的命运。
    从描写的相似度上见出差异应该是“横向互文性”关注的重点。比如对撒谎的文学书写,又比如有关小桃和小抗血脉里具有的绘画基因的书写。《阵痛》里,八岁的孙小桃每天放学,拐个弯走进鼓楼洞,就在画儿书(温州方言:连环画)摊前坐下,看书的钱是从家里偷出来的,于是,她两个星期没交算术作业、本子上正面反面密密麻麻地画满了画。被母亲勤奋嫂发现后,那场谎言被揭穿的对峙颇有戏剧化冲突的味道。《胭脂》里有段叙事可以与此形成互文性解读,在“中篇:女孩和外婆的故事”里,叙述先是第三人称叙事和全知叙事,然后转向了“我”(胭脂)的第一人称叙事,内部倒叙了“我”独自养育女儿小抗长大,直到小抗生产扣扣后难产而死的一段故事。其中有这样的情节:小抗曾经不断向“我”要零花钱,直到她出事,才知“我”给小抗的每一笔钱,她都没有用在她说的那些事上。《阵痛》里小桃的绘画基因,恰恰是在那场撒谎——没交算术作业、本子上画满了画的戏剧化冲突场景的叙事片段里展现出来的。而小桃上大学的面试环节,更是悬念迭生,小说的隐含作者颇有用心地设计了那段情节,藉由隐含作者对故事、事件所采取的话语方式,让整个故事紧张感和可读性并存。《胭脂》里,小抗自小喜欢画画,后来考上了少艺校的美术班,小抗的绘画基因和天分,当然是来自她的画家父亲黄仁宽。《阵痛》和《胭脂》在人物和背景设置方面,也可形成互文性解读。
    意象和意境的互文性解读是《阵痛》与《胭脂》可以形成内部互文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明清小说评点,常以“金针”这一喻象来赞誉作者细节处理的精巧。有研究者已经注意到,张翎小说在结构情节时常设置一些有寓意的物象,恰如“金针”,“在暗示和联想中把意义蕴含其间”,“发挥着贯通、伏脉和结穴一类的功能。”《阵痛》里黄文灿回越南之前,小陶送给他一个装着自己青丝的万金油盒子。小说结尾,揭开克劳德·布夏(黄文灿)是武生生父的秘密时——那天布夏教授如此着急想让她看到的是一个“万金油盒子”,里边装着一小撮“很多年前一个中国女孩剪下来的青丝”。《胭脂》里串起上篇、中篇、下篇的重要器物意象是黄仁宽在古绢上临摹的宫廷藏品——郎世宁的画。器物意象在张翎很多小说里面都有,如果没有那一张古绢上的郎世宁画,上篇、中篇、下篇的小说情节将立刻断裂、难以串接,而小说的下篇“土豪和神推的故事”将会直接不成立。“张翎还着意于以喻意丰富的物象刻画人物,她笔下新移民故事的女主人公多有一个能映射自身性格命运的物象化名字,这些喻意鲜明的物象名字也堪为‘金针’,穿连点缀着人物心性的非凡之处。”其实不止是新移民故事的女主人公,《阵痛》与《胭脂》中,不涉移民经历的女主人公们,也拥有一个能够映射其自身命运或者性格的物象化名字。《阵痛》中的上官吟春在大先生死后改名“勤奋嫂”,以“勤奋”显示一种贫苦出身,是为了隐姓埋名。小桃,谐音“小逃”,也是为了躲过乱世艰虞和命运的多舛。小桃后改名小陶,小陶的女儿出生在仇阿宝为了请谷医生来接生中了流弹身亡的情境下,便取名武生。小说结尾,武生在路上生产,生的女儿名叫杜路得。《胭脂》中女主人公本名吴若雅,却被黄仁宽固执地叫成“胭脂”。胭脂的女儿,父亲为她取名黄宜人,母亲却叫她抗抗——表面上是为了纪念抗战胜利日,真正的原因却是“我想让她好好抗一抗老天爷给她的命”。而在《阵痛》之后、《胭脂》之前的长篇《流年物语》中,已经出现了“意象与视角的互相渗透”的叙事方式。除了意象,意境的互文性解读也是可以展开的互文研究。张翎小说叙事擅长意象营构,精心挑选有寓意的物象结构情节,转承起合气韵生动;巧妙运用组合意象刻画人物,借助梦境、画境和诗境凸显主人公的心理曲折;更着意架构地理标识鲜明的南方、北方空间意象,以意蕴深远的象征渲染、升华人性探察的主题。
    《阵痛》与《胭脂》还可以从语言层面进行互文性解读——这可以一直追溯到张翎早期的小说。很多人注意到了张翎小说语言的特色,在《阵痛》的封底荐语中,严歌苓说“天生具有好的语感,可张翎还嫌不够,还要语不惊人死不休地锤炼她的小说语言。小说《阵痛》就是以她锤炼成金的语言,讲述了三代女人从中国到海外的世纪故事。张翎使我们越过文学熊市看到文学的希望。”《胭脂》中继续这样的锤炼成金的语言风格,但是由于中篇体量和写作主旨等方面的影响,《胭脂》在语言层面有很多的变化。对张翎小说语言层面的互文研究,不应只对相似性进行考察,探究张翎语言是怎样独具特色又不断衍化的,似乎更加重要。
    三、叙事探索的新变与同题异构的可能性
    《阵痛》与《胭脂》虽然都是三代女人的命运故事,可以形成很强的互文性关系,但两部小说的主旨和意蕴还是有很大的不同。《阵痛》是用女人在没有男人可依傍时孤独临产的阵痛,来作为串起小说家国历史和民众日常生活的叙事线索。张翎在《阵痛》创作手记里说道:“《阵痛》里三代女人,生在三个乱世,又在三个乱世里生下她们的女儿。男人是她们的痛,世道也是她们的痛,可是她们一生所有的疼痛叠加起来,也抵不过在天塌地陷的灾祸中孤独临产的疼痛。”阅读《阵痛》,读者感受到了她们的无助、她们的痛。到了《胭脂》,小说的主旨命意已经转换到女人是扑向爱情之火的蛾子,并烬留余生。张翎在创作谈《滚滚红尘中的街音》中写道:“《胭脂》的灵感是一个纷乱的线团,其中最清晰的一条线,来自2015年初的台湾之行”,看到一场“舞剧的激光背景画面,取自一位台湾画家的油画。这位老先生一生艰难坎坷,在上海美专就读期间不幸身染伤寒,命悬一线。这时他遇上了一位到医院探访朋友的国立音专女学生”,“他们有过一段琴瑟和谐的美好时光……老人家对这段经历难以忘怀,他的多幅油画里,都出现过一个红衣女子的形象。”中篇里有“小抗是从我的肚子里出来的,带着我的精神气血,她和我一样,都属飞蛾,让我们奋不顾身的,只能是火”。下篇以扣扣的第一人称叙述,“后来我慢慢长大,知道了我的身世,我意识到外婆一生都在收拾爱情的残局,她自己的,还有我母亲的,所以外婆不想再来收拾我的残局。外婆说她和母亲都是属第十三个生肖的——那是扑火的蛾子。”小说临近结尾,则是:“在他(注:黄仁宽)辞世之后,我还持续了好些年寻找这幅画的下落,是出于惯性,也是想给外婆留一个念想。做了一辈子扑火的蛾子,她理当在死之前,亲眼看见一片火留下的灰烬。”
    前文已经述及,《阵痛》里,八岁的孙小桃每天放学拐进鼓楼洞看画儿书,被母亲勤奋嫂发现被迫撒谎后,那一场谎言揭穿的对峙,极具戏剧化冲突。《辞海》对“故事”的定义强调事件的因果关系,并把叙事性文学作品中的故事混同于故事情节的概念。而英国批评家福斯特在《小说面面观》中则认为:“我们已将故事界定为按照时间顺序来叙述事件。情节也叙述事件,但着重于因果关系。”这种通过因果关系来区分故事与情节不甚合理、容易导致混乱。虽然结构主义叙述学家查特曼将叙事作品的情节区分为“结局性的情节”和“展示性的情节”,但他的“展示性的情节”主要指意识流等现代作品中的情节。从亚里士多德迄今,具有因果关系的情节一直得到强调和重视。申丹补充说明:“如果故事事件在作品中起一种骨架的作用,即使不具因果关系,也可称为情节。”反观小桃谎言被母亲揭穿、与母亲之间的对峙,无论是按中国还是西方的传统文艺理论,都是具因果关系,能够形成开端、发展、高潮、结局的一个有机整体,充满了戏剧性冲突,具有很强的可读性。
    《胭脂》中能与《阵痛》中的谎言书写形成互文性解读的,是“中篇:女孩和外婆的故事”里的第二个叙事小节,隐含作者将叙述从第三人称叙事和全知叙事,转向了“我”(胭脂)的第一人称叙事,内部倒叙了“我”和女儿小抗从她父亲离去到小抗生产扣扣后殒命的一段故事。小抗曾经不断向“我”要零花钱,“我”也一次又一次满足了她的愿望。直到她出事,才知给她的每一笔钱都没有用在她说的那些事上。而在这段故事情节之前,已经有大段的关于谎言和撒谎的文学书写,起因是“我”在二十二岁爱上黄仁宽之后,就开始对家人撒谎,后来为了躲过时代艰辛,又需要隐姓埋名而撒谎,面对日渐长大的外孙女,“我”意识到:“一个涉及四代人身世的谎言有无数个细节,任何一处出了纰漏,那座建立在沙子之上的大厦就会轰然倒塌。经过几个无眠之夜,我在苦思冥想之后,最终决定用一个大谎言来取代无数个小谎言。”“我的亲外孙女就这样在我口中变成了从路上捡回来的弃婴。”《阵痛》中因身世、出身被发现的麻烦,在《胭脂》中被最大程度地避免了。不仅如此,这段之后,还有大段关于谎言的文学书写:
    从那条载着他的船离开而接我的船迟迟未到时起……我频频地搬家……在时局交替的混乱夹缝里,我小心翼翼地坚守着谎言,并把这些谎言巧妙地传播给无可避免的邻居。
    很多年后,当我孤独地躺在温州市郊一家养老院的床上……我依旧还在回忆一生中撒过的所有谎言……我看见我的谎言排列整齐,一个一个地从我面前走过。
    ……
    从二十二岁那年我由于拐错了一个走廊而在病房里撞上了我命中的克星之后,我就开始撒谎……我必须用谎言来引路,在黑不见底的隧道中找到一丝缝隙,并从中穿出……我活过了一切乱世。
    ……
    谎言一旦成熟并从我的口中脱落之后,我就完完全全地相信了它。我用迷信真相一样的虔诚态度,来对待我精心制作的谎言。
    《胭脂》是中篇,其实并没有足够的篇幅允许作家充分地展开有关“谎言”的叙述,不能令那些有因果关系的事件次第展开,这其实是对小说家叙事能力新的考验。针对亚里士多德所说“我们的幸与不幸全表现于行动”,E.M.福斯特却并不认同,而是更进一步地指出:“我们认为幸与不幸存在于秘密生活中,这种生活是我们每个人都私下里过着的,小说家也已(通过他的人物)进行了表现。我们所谓的秘密生活是指这种生活没有外在的表征,也不是如一般人想象的,通过脱口而出的一个字眼或是一声叹息就能窥破的。脱口而出的一个字眼或是一声叹息跟一次讲演或是一桩谋杀一样是呈堂证供:表明由它们揭示出来的那种生活已经不再是秘密,已然进入行动的领域。”既没有外在表征也不能通过脱口而出的一个字眼或是一声叹息就能窥破的,是一种秘密生活。而小说家的特别之处,或许就是窥见这样的秘密生活,并将这样难以行动来“证供”的秘密生活叙述出来:
    小说的特别之处在于,作家既可以直接谈论他的人物,也可以通过他们自身表现出来,或者还可以安排我们听到他们的自言自语。他可以进入人物的内省之中,而且还可以从那个层次进入得更深,窥破人物的潜意识。人其实对自己都不太讲真话的——哪怕是对自己;他暗自感觉到的幸与不幸的缘由其实他自己都讲不清楚,因为他一旦将这种感觉上升至可以解释的层次,这感觉也就失去了原初的性质。小说家的用武之地正在于此。他可以让潜意识直接化为行动(剧作家也能这么做);他也可以利用它跟独白的关系将其展现出来。他对一切的秘密生活都有权置评,而且他的这一特权绝对不容剥夺。
    《胭脂》的难得之处在于,张翎可以适应中篇小说体量的要求,不是通过“幸与不幸”都要表现于行动这样的方式,去实写这些谎言,而是在一种锤炼成金的语言中窥察生活的秘密,不急不躁、舒徐缓致,把人生、命运、生活的秘密,做最大努力的揭示。《胭脂》将《阵痛》中勤奋嫂养育小陶的漫长经历做了缩略,仅仅在中篇里的第二个大的叙事小节里,用第一人称做了回溯性叙事,以一种内部倒叙的叙事,来回溯了“我”养育小抗的经历。《胭脂》以三代女人的命运故事为叙事重点,上篇描绘了一个“穷画家和阔小姐的故事”,《阵痛》里原本作为叙事主体的母女故事,到了《胭脂》这里,是“中篇:女孩和外婆的故事”。小说家以躲在柜子里的扣扣的瑟瑟发抖、外婆和“破四旧”的“那些人”在外面的种种言行,来取代《阵痛》以无数的因果链来结构全篇的叙事效果,这对于小说家的叙事功力无疑是一种考验。
    考察《阵痛》与《胭脂》的互文性,笔者更看重《胭脂》做了怎样的叙事探索新变以及和《胭脂》与《阵痛》同题异构的可能性。《阵痛》是全知视角和人物限知视角皆用的,严歌苓赞张翎《阵痛》的语言“锤炼成金”,其实这种锤炼成金,不止是语言文字层面的,还有极其精到的人物限知视角的叙述。《阵痛》中那些不以行动来表现“幸与不幸”的文学书写也是很见功力的。张翎先是受古典文学、受《红楼梦》等白话小说影响很深,后又在西方小说的大量阅读中,完成了她对中西方文学和文化的汇通。中西方文学的双重影响加上她自己的天赋和心性,才是她小说的语言能够“锤炼成金”的原因所在。在有的研究者看来,后殖民理论家霍米·巴巴极力倡扬一种“混杂的”、“非此非彼”的文化策略,但“张翎的文化策略不是‘非此非彼’,而是‘既此也彼’,其采取的是一种有机的对话与融合方式,是历史与现实的对话,东西方文学、文化传统的融合,是对原乡与异乡的同时确认。”笔者认为,张翎近年来的长篇小说,《阵痛》和《流年物语》当属最佳。《阵痛》不止语言锤炼成金,叙事结构扎实稳健,在每一个大的叙事篇章里的叙事转换也灵活自如,浑然圆融。早期的长篇小说《邮购新娘》是笔者极为欣赏的作品,八章加一个引子、一个尾声,看起来规整的叙事结构,线索纷繁到会让研究者也感到“小说头绪的复杂”。同样是张翎的代表作,从《邮购新娘》到《阵痛》,是作家叙事能力的提升和叙述手法的灵活多变。
    《胭脂》常常取人物的视角进行叙述,在上篇、中篇、下篇里,都有几个人物分别以第一人称“我”来进行叙述,以空白行来作叙事转换和区隔。比如上篇,怎样将一个较为通俗的故事,通过叙事的方式,而令它不那么普通?张翎分别用了画家黄仁宽和胭脂(吴若雅)的第一人称“我”来叙述。这是一种叙事策略,可以从不同视角来共同呈现同一个事件,其实是作家有意采用的人物的限知视角。其独到之处在于,对同一个事件、故事、情节的叙述,采用不同人物的限知视角来共同完成。“上篇:穷画家和阔小姐的故事”先以黄仁宽的第一人称来叙述,在转换叙述人和叙述视角的最后一段是这样描写的:“后来我才知道:那阵子她……谁知拐错了一条过道,走进了另一间病房,就遇见了我。生命在拐弯之处猝不及防地撞到了一桩意外,或者说,一场灾祸。”在下一个叙事片段里,转为胭脂的第一人称叙述,其中就有:“那天我走错病房,走进了黄仁宽的房间。”然后继续胭脂的叙述。对于他和她怎样擦出爱情的火花,是靠两个主人公分别以第一人称叙述同一个事件,才将之提升到一个更生动感人的层面的。“中篇:女孩和外婆的故事”分别取了扣扣的第一人称叙述、外婆的第一人称叙述和第三人称客观叙述。“下篇:土豪和神推的故事”先是第三人称的客观叙述,然后是土豪的第一人称叙述,再转换为神推(其实就是扣扣)的第一人称叙述。只有先后采用了土豪和神推的第一人称叙述,才能将神推通过设计,勾引土豪与自己发生关系,从而可以以要挟讨得补偿的方式拿回外公留给外婆的唯一的信物——那幅画在古绢上的郎世宁的假画,叙述得那样悬念迭生,极富现场的真实感。前已有《阵痛》里既头绪复杂又各个章节宛然可以各自独立的情况,也有《流年物语》里以物聚焦的叙述操练,又有《劳燕》里多声部叙述和追述的写作尝试,在《胭脂》中,能以区区中篇小说的体量,藉所采取的诸种叙事策略达到很好的叙事效果也就顺理成章了。
    莫言在为《交错的彼岸》作序时,着意强调的就是张翎的语言:“最后应该提到张翎的语言。张翎的语言细腻而准确……我相信,在海外这些坚持着用汉语写作的作家中,张翎终究会成为其中的一个杰出人物。”作家对作家的创作最能心领神会,莫言所提到的张翎的语言和她语言的独到之处,在新世纪的张翎小说中依然存续并发展变化着。很多人注意到了张翎语言风格的特别,但她并不是一开始就是这样的。在笔者与张翎的交流中,对于我的说法:“我怎么觉得《望月》是您受《红楼梦》影响最深,语言和笔法也最红楼笔法的一个小说呢?”张翎回答道:“很高兴你注意到了这一点。创作《望月》时我还深深浸润在中国古典小说的影响里,后面在国外呆久了,就能看出我渐渐受到西方文化的侵蚀。”很多研究者、读者,包括严歌苓都注意到了张翎语言的特别之处,但如果仅仅停留在认为张翎的语言具有古典韵味是远远不够的。如果能用心体会《望月》及其后的小说中张翎语言风格的既一脉相承又有衍化,自然可以明白张翎是如何“语不惊人死不休地锤炼她的小说语言”。对此,张翎是有自己的看法的:“我因为读的西方的书比较多,他们有一个词叫‘stylist’。我都不知道中文写作里边有没有这个词,就是风格家或者怎么样,我说不出来,比如说他们研究D.H.劳伦斯的书就会说他是一个‘great stylist’。只是在我觉得中文的研究里边,很少有人专门研究一个作家的语言风格,这个作家和其他的作家能够区分开来的东西。”“我们的文学批评传统上会非常注重批判的深度、思想的高度,好像专门研究原风格的不是很多,我觉得张爱玲就是一个‘stylist’,她有自己独特的语言风格。而我们的文学批评,跟西方的文学批评,好像还不完全一样,我们会比较多的放在思想内容、深度、世界观这些方面,对艺术的品味是怎么样不是特别注重。”除了已为研究者公认的“张爱玲体”、“严歌苓体”,张翎也业已形成了特色鲜明的“张翎体”,主要的标志就是张翎的语言风格、语言特色和语言的标识度。
    通过对长篇小说《阵痛》与中篇小说《胭脂》的对读,我们形成了一种互文性解读,而互文阐释视野下的张翎小说创作是一个仍可充分展开的研究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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