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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在元代民族融合的大背景下，“西北子弟”文人群体的出现，使得元代在中国文学史上独领风骚，他们对儒家文化的服膺接受，多元与多种信仰包容并举，在元代游历之风盛行的情况下，展示不同的诗文风貌和特质，呈现元代文坛所独有的突出的特点。西域粗犷、奔放的地域文化特点使元代文学别开生面，这在中国文学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西域作家群和汉族作家共同创作了元代诗文的繁荣，形成了元代文化和文学的多元性。 关 键 词：西北子弟/西域文明/文学多元 基金项目：河南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团队项目(2013-CXTD-02)，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抒情诗歌与叙事学关系研究”(15BZW050)。 作者简介：任红敏，河北保定人，文学博士，安阳师范学院文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辽金元文学研究。 元代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特殊时期，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特殊时期。元朝作为第一个由蒙古民族建立的统一王朝，疆域广阔，民族众多，文化多元，在中国历史上堪称空前。在民族融合的大背景下，不少西北色目子弟“舍弓马而事诗书”，他们普遍具有很高的汉文化水平和儒学涵养，学术造诣深厚且在文学领域出现了一些卓有成就的大家，数量之多，成就之高，史所未有。正如清顾嗣立所评：“要而论之，有元之兴，西北子弟，尽为横经，涵养既深，异才并出，云石海涯、马伯庸以绮丽清新之派，振起于前，而天锡继之，清而不佻，丽而不缛，真能于袁、赵、虞、杨之外，别开生面者也。于是雅正卿、达兼善、遁易之、余廷心诸人，各逞才华，标奇竞秀，亦可谓极一时之盛者欤!”[1](P1185-1186)这是元代文坛所独有的和突出的特点。有元一代“西北子弟”用汉语进行的诗文创作，和汉族作家共同创造了元代文学的繁荣，西域粗犷、奔放的地域文化和西北民族性格特征使元代文学别开生面。 陈垣先生在《元西域人华化考》中说：“盖自辽金宋偏安后，南北隔绝者三百年，至元而门户洞开，西北拓地数万里，色目人杂居汉地无禁，所有中国之声明文物，一旦尽发无遗。”[2](P132)西域色目士人对汉文化普遍认同，并涵濡传统儒学。 《元西域人华化考》一书所述西域诗人、画家、曲家、书法家等凡一百三十余人，其中《儒学篇》有三十人，包括：高智耀、廉希宪、不忽木、巎巎、庆童、沙班、泰不华、回回、伯颜师圣、欣都、也速答儿赤、丁希元、家铉翁、马祖常、阔里吉思、赡思丁、忽辛、赡思、溥博、勖实戴、阿鲁浑萨里、偰哲笃、偰玉立、偰朝吾、偰直坚、善著、偰列篪、偰百僚逊、正宗、阿儿思兰等。 元代的主体文风即“平易正大、冲淡悠远”，正如查洪德教授所说：“元代平易正大、冲淡悠远的文风，是以理学为精神底蕴的。”[3](P37)平淡正大之文风即平静、平淡、中和、清远的人格修养和心性修养所致，来自于元代文人普遍的儒学修养。自然，西北弟子广泛濡染汉文化，接受并自觉践履儒家学说，在这一点上他们和广大汉族儒士一样，深厚的儒学修养直接影响了其诗文风格。在元戴良有关元代风雅正声的论述中，西域雍古部之马祖常、答失蛮氏之萨都剌、唐兀氏之余阙和元代诗文“四大家”虞集、范梈、揭傒斯、杨载，都倡导雅正平易文风而且成就卓然。戴良说： 然能得夫风雅之正声，以一扫宋人之积弊，其惟我朝乎?我朝舆地之广，旷古所未有。学士大夫乘其雄浑之气以为诗者，固未易一二数。然自姚、卢、刘、赵诸先达以来，若范公德机、虞公伯生、揭公曼硕、杨公仲宏，以及马公伯庸、萨公天锡、余公廷心，皆其卓卓然者也。……故一时作者，悉皆餐淳茹和，以鸣大平之盛治。其格调固拟诸汉唐，理趣固资诸宋氏。[4](卷29) 元朝“舆地之广，旷古所未有”是形成这种文风的社会环境和前提条件，西域文士在元代崇儒兴雅的文化和文学大环境下和汉族文士一样，“一时作者，悉皆餐淳茹和，以鸣太平之盛治”，儒者兼文学之士是盛世文风也即平易正大文风的承担者。元代的文风，是文学家自身儒家修养和人格追求的延伸。 在元代色目文人中，雍古士人马祖常最具有传统儒家风范，被誉为“中原硕儒”①。马祖常(1279-1338)，字伯庸，号石田，出身于涵濡汉文化和儒学的西域世家②，自幼学习儒家经典，“公时未冠，质以经史疑义数十，张公奇之。公少慕古学，非三代两汉之书弗好也。”(《元故资德大夫御史中丞赠摅忠宣宪协正功臣魏郡马文贞公墓志铭》)[5](P158)延祐首科中举，授应奉翰林文字，其后历任翰林应奉、翰林直学士、礼部尚书、御史中丞等职。马祖常又屡主文衡，通过主持科举援引、选拔人才，引领元代文坛风气，被誉为：“得士无惭龙虎榜，盛朝一变古文章。”[6](卷8《和马伯庸同知贡举试院记事》)作为馆阁文臣，马祖常与虞集、柳贯、揭傒斯、许有壬、欧阳玄、张起岩、宋褧、曹元用、胡助、胡彝、程端学、傅若金、萨都剌等翰苑名臣往来频繁，常切磋交流，共同引领一代文风，如四库馆臣称：“大德、延祐以后，为元文之极盛，而主持风气，则祖常等数人为之巨擘云。”[7]卷167马祖常以自身巨大的影响力，和虞集一起成为一代文坛领袖，“我国家平定中国，士踵金宋余习，文词率粗豪衰苶，涿郡卢公始以清新飘逸为之倡。延祐以来，则有蜀郡虞公，浚仪马公以雅正之音鸣于时，士皆转相效慕，而文章之习今独为盛焉。”[5](P158)元代名儒王结对他人品和文章十分推重，在《书松厅事稿略》中言道：“吾友马君伯庸，尤所谓杰出者也。释褐应奉翰林，明年擢六察官，遂纠劾权奸，荐扬儒雅。凡治道根柢，生民利病，莫不究其蕴而核论之。竟以触忤贵幸，居位十三月而罢。……然伯庸之文章，简洁精密，足以鸣一世而服群彦，余固未暇论也。余独三复此书，而慨然叹息者，盖由此可以仰窥仁皇崇儒之盛德，用儒之实效，中统文献，渐可复致。而吾伯庸，学与年进，蹈道而迪德，他日践扬台阁，其格君之业，经世之材，必有大可观者矣。”[8](卷四) 马祖常作为元代出类拔萃的文人儒士之一，元中期“平易正大、冲淡悠远”文风的代表，他的主张和一代文坛宗主虞集的观点有很多相互呼应之处。虞集认为，写作的最佳心态应该是心境淡泊，思虑安静：“惟嗜欲淡泊，思虑安静，最为近之”，写出来的诗歌语言平易朗畅而意境深远，“辞平和而意深长”(《李仲渊诗稿序》)，才能“以平易正大振文风，作士气，变险怪为青天白日之舒徐，易腐烂为名山大川之浩荡”(《跋程文献公遗墨诗集》)。虞集的观点代表了元中期文坛的主导思想。马祖常的观点和虞集非常相近，他认为只有作者修养深厚，以圣贤之学的涵养，才能作出平易中和、醇厚温润、儒雅清扬的诗文： 夫人之有文，犹世之有乐焉。乐之有高下节奏，清浊音声，及和平舒缓，焦杀促短之不同。因以卜其世之休咎，象其德之小大。人之于文亦然，然不能强为也。赋天地中和之气而又充之以圣贤之学，大顺至仁，浃洽而化，然后英华之著见于外者，无乖戾邪僻忿懥淫哇之辞，此皆理之自然者也。非惟人之于文也，虽物亦然。华之大艳者必不实，器之过实者必不良，必也称乎!求乎称也，则舍诗书六艺之文，吾不敢它求焉。(马祖常《卧雪斋文集序》)[9](P202) 马祖常所追求的文风是典型馆阁文人主流风格，这样的观点和汉族纯儒并无二致。自然，他的诗平淡清雅，文章更是古雅醇厚。如其《钱塘潮》一诗： 石桥西畔竹棚斜，闲日浮舟阅岁华。金凿悬崖开佛国，玉分飞瀑过人家。风杉鹤下春鸣垤，雨树猿啼暝蹋花。欲赁茭田来此住，东南更望赤城霞。[9](P52) 这首诗体现了诗人的善感与灵心，有赏景之悠闲，也有文人普遍的归隐之思，诗风平易正大而平中寓奇，朴实无华而深邃悠长，这种诗风追求乃理学家人格追求与文风追求的体现，平易并非浅显，而是平易中有深蕴，深致才能正大，平易正大是元代盛世文人普遍追求的风格。再如：“春日烟雨秋日霜，曲尘丝织衫袖长。谁言折柳独送客，章台还堪系马疆。”(《和王左司柳枝词十首》其二)确实是平淡、冲远、清雅、清丽、明朗，代表了儒雅风流的诗风，体现了马祖常主体诗风“绮丽清新”的特点，后人论述多言说马祖常来自大漠的豪荡之气和西域民族的粗豪之风，但不应该忽视他诗歌的主体风格还是以雅正、清丽为主，这一点清人顾嗣立已经注意到：“云石海涯、马伯庸以绮丽清新之派振起于前”[1](P1185)，无论是从内容还是艺术形式方面来看，都是以“绮丽清新”为主。马祖常长期居于馆阁文臣的位置，又具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功底，受儒学熏染，稽古穷经，“稽古陈三策，穷源贯六经。文章宗馆阁，礼乐著朝廷。”(胡助《挽马伯庸中丞二首》其一)[10](卷7《挽马伯庸中丞二首》)和虞集、欧阳玄、许有壬等翰苑同僚相处日久，且常诗文唱和，互相影响，相互浸润，自然他们诗文代表元代文坛主体风格，只不过是每个人的气质、性格和才情不同，诗文又各具特色。 马祖常精于文章，“少慕古学，非三代两汉之书弗好也。”[5](P158)“志气修洁，而笔力尤精诣，务刮除近代南北文士习气，追慕古作者”(王守诚《石田先生文集序》)[9](P1)，誉为“有元古文之宗”[12](卷11《翰林学士元文敏公神道碑》)，作为馆阁名臣，不仅精熟儒学经典，且以儒者自居，笃行儒道，做人以儒家的修身、行道、致君、泽民的治世观、伦理观和道德观为依据，“累阶要官，自奉清约。读书刻厉如始学者，虽一话言不苟。”(王守诚《石田先生文集序》)[9](P1)所作文章以表笺、碑志、章疏类文章为主，“公每进说，必以祖宗故实、经史大谊切于时政者为上陈之，冀有所感悟焉。”[12](P391)属文言事，往往引类比附，出入文史，引经据典，乃典型的学者之文；作文也要经明理，体现浓重的儒家情怀，推崇秦汉古文之风，追慕汉魏风骨，“公先世已事华学，至公始大以肆，为文精核，务去陈言，师先秦两汉”[5](P158)，“每叹汉魏以降，文气卑弱故修辞立言，追古作者。”[5](P158)文章既能明道又有温厚、质实而典雅的风格。他的文章观是尚质实、典雅、温厚，其于《周刚善文集序》一文中陈述了自己的看法： 六经之文尚矣。先秦古文，虽淳驳庞杂，时戾于圣人，然亦浑噩弗雕，无后世诞诡骫骳不经之辞。司马迁耕牧河山之阳，得中州布帛菽粟之常者而为史，其言雄深。唐韩愈挈其精微而振发于不羁。嘻!文亦岂易言哉!柳宗元驾其说，忿懥恚怨，失于和平。《淮西》、《雅歌》、《晋问》诸篇，驰骋出入古今天人之间，蔚乎一代之制，而学士大夫皆宗师之。宋以文名世，欧、王、曾三氏。降而下，天下将分裂，道不得全，业文之士咸浇漓浮薄，不足以经世而载道焉。[5](P158) 为矫正当世“浇漓浮薄”的不良之习，倡导汉魏古风，马祖常以自己质实朴厚、儒雅醇和以及清修简约的文学创作和主张来引导文坛风气，“古诗似汉魏，律句入盛唐，散语得西汉之体。”[5](P158)因此，苏天爵赞誉道：“温厚典则，有西汉风。在礼部为尚书，两司贡举，选士专求硕学，崇雅黜浮……公少嗜书，非三代两晋之书不观。文则富丽而有法，新奇而不凿；诗则接武隋唐，上追汉魏，后生争慕效之，文章为之一变。”[5](P158) 马祖常深受汉文化影响的家世，所接受的儒学教育以及馆阁文臣的身份等诸多因素影响了他平易正大的诗文风格，充分印证了学问改变气质，“学问涵养性情”[13](P166)这种说法。西北弟子和广大汉族儒士一样稽古穷经，具有深厚的儒学修养，自然会影响他们的诗文风格。元代著名文士赵孟頫在给西域诗人薛昂夫所作的《薛昂夫诗集序》中也阐述了这一论断： 嗟乎!吾观昂夫之诗，信学问之可以变化气质也。昂夫乃西戎贵种，服旃裘，食湩酪，居逐水草，驰骋猎射，饱肉勇决，其风俗固然也。而昂夫乃事笔砚，读书属文，学为儒生。发而为诗、乐府，皆激越慷慨，流丽闲婉，或累世为儒者有所不及。斯亦奇矣。……嗟乎!吾读昂夫之诗，知问学之变化气质为不诬矣。他日昂夫为学日深，德日进，道义之味，渊乎见于词章之间，则余爱之敬之，又岂止于是哉 赵孟頫认为薛昂夫之所以成为一位卓有成就的诗人是通过读圣贤书修养德行、自然义理之性而生，学问变化气质。关于学问变化气质之说，查洪德教授在《元代诗学通论》一书中有很精辟的阐发：“诗虽然不得自学问而出自性情，但学问对于诗，却有根本性的影响，它是诗人素质的养成。无此素质，便不能成为诗人”[13](P166)。涵养功夫到了，自然促使才情迸发出来，“人皆禀赋义理之性无不善，从这一意义上说，人皆有纯善之天然本性。人之所以有不善，是因为人受气成形时，所禀之气有清浊，禀气清则善，禀气浊则不善。此为气质之性。人的气质之性，可以通过后天的学习来改变，这就是‘学问变化气质’”[13](P166)。西域人薛昂夫，童年时代过着草原游猎生活，“服旃裘、食湩酪，居逐水草，驰骋射猎，饱肉勇决”[14](卷6《薛昂夫诗集序》)，具有勇武豪健的民族性格。他早年拜知名儒生刘辰翁为师，学问功底厚实，诗、词、曲创作均成就不菲，有《薛昂夫诗集》，只可惜这部诗集已散佚，今仅存诗四首，无法领略其“流丽闲婉”之貌。 高昌偰玉立，出身于汉化很深且受儒学影响的西域大家族偰氏家族，以“儒业起家”，延祐五年(1319)进士，学问深厚，自然影响了他的心态、气质、涵养、出处进退和为人行事的风格。陈垣先生《元西域人华化考》卷六“西域人居徙效华俗”中引用偰玉立一首题为《绛守居园池》的五言长诗作为西域文士受中原传统文化影响的例证：“对于古人遗迹，加意保存，发为咏歌，寄其遐想如此，此又西域人爱慕林泉也。林泉之好，为人类所共，不能谓为中华所独，然西域人率以武功起家，其性质宜与林泉不相近。而有时飘然物外，辄令人神往，不料其为西域人者，不得不谓之华俗。”[15](P166)其《绛守居园池》如下： 公暇寡接交，游观足清娱。缅怀前哲人，冠盖秉钧枢。秀斧倦行羁，霜日烈修途。故园有松菊，盆用还蓄金。[15](P166) 诗作吐露了文人那种身处清幽秀丽景色时怡然自乐之情，远思前哲舞粤之乐，有寄情林泉之想，但又迫于现实而留恋仕途，诗风清雅平和，这种心态和风格自然与汉族儒士文人相同。 陈垣先生称：“马祖常外，西域文家厥推余阙。”[16](P76)唐兀文学家余阙，自元以来一直享有很高评价。余阙(1303-1358)，字廷心，一字天心，祖籍河西武威(今属甘肃)，因其父到庐州(今安徽合肥)做地方官，幼时迁居合肥。元统元年(1333)会试第二，授泗州同知。修宋辽金三史，召入翰林，为修撰，后拜监察御史，改中书吏部员外郎，出为湖广行省左右司郎中。迁翰林待制，出佥浙东廉访司事。后淮南乱起，分兵坚守安庆，累升至淮南行省右丞。陈友谅等强攻安庆，十八年，城陷，自刭殉国，谥文忠。明时改谥忠宣，追封幽国公。余阙以儒家情怀和节操要求自己，最终选择了以身殉国。元末文人李祁评价其诗文：“廷心诗尚古雅，其文温厚有典则，出入经传疏义，援引百家，旨趣精深，而论议闳达，固可使家传而人诵之，凿凿乎其不可易也。”[17](卷3《青阳先生文集序》)诗歌“古雅”，文章“温厚有典则”。余阙古体诗多古雅劲健，写景诗多清新明丽。如其《题峨眉亭》：“空亭瞰牛渚，高高凌紫氛。澄江万里至，华堮两眉分。落日兼彩霞，流光成绮纹。凭轩引兰酌，休忆谢将军。”[18](P260)语言清新明快、和谐流畅，所描绘画面绚丽多彩而充满灵动之美。又如《竹屿》：“秋水镜台隍，孤舟入渺茫。地如方丈好，山接会稽长。紫蔓林中合，红莲叶底香。何人酒船里，似是贺知章。”[18](P259)有六朝诗歌余韵，一片暖秋，乘一叶扁舟于江水之上，美景相伴，美酒正酣，如此潇洒风致，顿有唐代大诗人贺知章超然物外的洒脱。又如《吕公亭》：“鄂渚江汉会，兹亭宅其幽。我来窥石镜，兼得眺芳洲。远岫云中没，春江雨外流。何如乘白鹤，吹笛过南楼。”[18](P258)诗人的悠然自在与愉悦之情跃然纸上，语言清新隽永，放入六朝谢朓诗中，也难分轩轾。确实如顾嗣立所说：“诗体尚江左，高视鲍、谢，徐、庾以下不论也。”[1](P1736)明人胡应麟的看法也是如此：“元人制作，大概诸家如一。惟余廷心古诗近体，咸规仿六朝，清新明丽，颇足自赏。”[19](卷6)自然，余阙这种清新清雅诗风也是儒学熏染所致。 元末文豪宋濂对余阙诗文评价也很高：“公文与诗，皆超逸绝伦。书亦清劲，与人相类。”[20](卷66《题余廷心篆书后》)余阙清劲超逸的诗文风格在元代文人中确实是非常有特色的一位，正如宋濂所言人品道德和修养影响了作者的诗文风格。余阙在文学创作上和元代大多数文人一样，认为作文如做人，作者内在修养和气质非常重要，具有高尚的道德修养、高洁的人格品行和纯善的性情，自然能作出好的文章，《送葛元哲序》文中一番说辞体现了他这种看法：“圣贤道德之光积中而发外，故其言不期其精而自精。譬犹天地之化，雨露之润，物之魂魄以生，葩华毛羽，极人之智巧所不能为，亦自然耳。故学圣人之道，则得圣人之言。”[21](卷2《送葛元哲序》)所谓道德文章，必然是先有高尚道德才有好文学作品。对文章风格，余阙则认为作文要素朴而少雕琢，“文之敝，至宋亡而极矣，故我朝以质承之，涂彩以为素，琢雕以为朴。当是时，士大夫之习尚，论学则尊道德而卑文艺，论文则崇本质而去浮华。盖久至于至大、延裕之间，文运放启，士大夫始稍稍切磨为辞章，此革之四而趋功之时也。”(《柳待制文集序》)[22](卷首)余阙本人有着扎实深厚的儒学修养和为君为民经世致用的政治理想，他的文章创作也实践了自己的文学主张，宗先秦两汉古文，文风自然质朴、平易简洁，王汝玉在《青阳先生文集序》中评说：“文章虽公余事，然片言只字，必求前世作者之精英，而议论雄伟多过人者。”[23](P448)余阙现存碑、记、序、书、铭、表等71篇文章，确实称得上是道德文章，语言平实，文风简洁，尤其是《送归彦温赴河西廉使序》《含章亭记》《送樊时中赴都水庸田时序》等佳作。 元代文人游历之风很盛，袁桷在《赠陈太初序》一文中曾专门谈过元人之游：“世祖皇帝大一海宇，招徕四方，俾尽计划以自效，虽诞谬，无所罪，游复广于昔。敝裘破履，袖其囊封，卒空言无当。以其无所罪也，合类以进，省署禁闼，骈肩攀缘，卒无所成就。余尝入礼部，预考其长短，十不得一。将遏其游以喻之，游者讫不悟。朝廷固未尝拔一人以劝，使果拔一人，将倾南北之士老于游而不止也。”[24](P373)元朝疆域之广，亘古未有，南北车书混一，交通方便，“中国在元代比在以前的和以后(直到20世纪)的任何时候都更著称于欧洲。这是因为蒙古人统治下的疆土一直扩展到欧洲；喜马拉雅山以北的全部地区，从山海关到布达佩斯，从广州到巴士拉，全部在一个政权统治之下，这在世界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通过中亚细亚的交通线在当时比在以前和以后的任何时候都更繁忙和安全。在大汗的朝廷中充满了许多有各种技能的欧洲人和穆斯林，以及来自西藏、俄罗斯或亚美尼亚的使者。”[25](P145)这些都为元代文人游历提供了方便，游历之风大盛，“方车书大同，弓旌四出，蔽遮江淮，无复限制。风流文献，盖交相景慕，惟恐不得一日睹也。”[26](卷18《跋鲜于伯儿与仇彦中小帖异》)况且西域游牧民族自古“逐水草迁徙”四海为家，西域文明是商业文明，元时回回遍天下，以“兴贩营运百色”[27](卷88《为在都回回户不纳差税事状》)为业，出现很多富商大户，《元史》载：“回回户计，多富商大贾。”如元末色目文人丁鹤年的曾祖阿老丁乃元初巨商。经商，就要走遍大江南北。因而，喜游历之风是西域民族的性格，在许多西域文人身上体现更为深刻，如马祖常、萨都剌、丁鹤年、廼贤等色目文人，于是行之于诗文，便成了元代文学一道独有的风景。 身为馆阁名臣的马祖常，一生游历极广，走遍大江南北，由其长篇五言古体诗《壮游八十韵》(该诗被四库馆臣称作“长篇巨制，回薄奔腾，具有不受羁勒之气”)可以看到他的壮游经历：“十五读古文，二十舞剑器。驰猎溱洧间，已有丈夫气。裹粮上嵩高，灵奇发天秘。……远行探禹穴，六月剖丹荔。巫峡与洞庭，仿佛苍梧帝。三吴震泽区，幼妇蛾眉细。唱歌搅人心，不可久留滞。沿淮达汶泗，摩挲泰山砺。……京国天下雄，豪英尽一世。……问俗西夏国，驿过流沙地。马啮苜蓿根，人衣骆驼毳。鸡鸣麦酒熟，木桦荐干荠。浮图天竺学，焚尸取舍利。安定昆戎居，贪鄙何足贵。……骊山葬秦魄，茂陵迷汉竁。……北都上时巡，扈跸浮云骑。……”[9](P483-484)马祖常祖籍静州天山人，占籍河南光州，青年时已经游历了家乡河南的风光，从溱洧间到嵩山上，之后从黄河往南到江淮、巫峡、洞庭、汶泗地，到过今天的湖北、江苏、浙江、福建等地，往北从京师大都到西夏国、流沙地、历岐、太行、元上都，游历了河北、山东、北京、宁夏、甘肃、陕西、内蒙古***等地，足迹所到之处也在纪游诗文中体现出来，“其之官，绝巨海而北上；其出使，凌长河而南迈。其游览壮而练习多。予知其诗雄伟而浑涵，沉郁而顿挫，言若尽而意有余，盖将进于杜氏也。”(元张以宁《马易之金台集序》)[28](P409) 色目文人萨都剌，字天锡，号直斋，早年四处经商，泰定四年(1327)登进士第，先后任镇江路录事司达鲁花赤，江南行御史台掾史，燕南肃政廉访司照磨(治所在今河北正定)，闽海福建道肃政廉访司(治福州)知事等职，先商游后宦游，“荆、楚、燕、赵、闽、粤、吴”(《<溪行中秋玩月>并序》)等地均是他足迹所到之处，即今山西、河北、河南、山东、安徽、江苏、浙江、福建、江西、湖北、湖南等地。对萨都剌喜欢游历和以诗文记载山河秀美，江山胜景的爱好，明人徐象梅在《两浙名贤录》一文中记述非常清晰：“寓居武林，博雅工诗文，风流俊逸，而性好游。每风日晴美，辄肩一杖，挂瓢笠，脚踏双不借，遍走两山间。凡深岩邃壑人迹所不到者，无不穷其幽胜，至得意处，辄席草坐，徘徊终日不能去，兴至则发为诗歌以题品之。今两山多有遗墨。”[29](卷54《寓贤·萨都剌天锡》) 廼贤也以游历著称。廼贤，字易之，汉姓马，西突厥葛逻禄氏。贡师泰序《金台集》称：“余闻葛逻禄氏，在西北金山之西，与回纥壤相接，俗相类。其人便捷善射，又能相时居货，媒取富贵。”[30](P311)葛逻禄氏，勇猛矫健且善于经商，廼贤身上流淌着西域人的血脉，喜爱游历四方也是他的民族性格。廼贤自幼生长在江南鄞县，少年时北上大都求学，在大都漂泊的岁月中，还曾随驾上都，留下了《上京纪行》组诗。至正五年(1345年)，再次北上，尽情游历，有游记《河朔访古记》，王袆在《河朔访古记序》中描述了迺贤的行程：“乃绝淮入颍，经陈、蔡，以抵南阳。由南阳浮临汝而西，至于洛阳，由洛阳过龙门还许昌而至于大梁，历郑、卫、赵、魏、中山之郊，而北达于幽燕。”[3](卷5)至正二十四年(1364)秋，廼贤官拜翰林国史院编修，受朝廷之命“衔命祀南镇、南岳、南海，南镇礼既成，遂道瓯闽以达海、岳。比至漳，闻广南多警，未进。适分省右丞罗公新建南岳庙成，有司请诹日具牲币，既新庙望祀。”[31](卷5)祭祀南镇、南岳、南海之后又到了瓯、闽、海、岳，最南到达福建一带。廼贤游踪之广，不逊于马祖常和萨都剌，“其之官，绝巨海而北上；其出使，凌长河而南迈。其游览壮而练习多。予知其诗雄伟而浑涵，沉郁而顿挫，言若尽而意有馀，盖将进于杜氏也。”[32](卷3《马易之金台集序》)在游历中，廼贤将“悲喜感慨之意，则一皆形之于咏歌。”(王祎《河朔访古记序》)[31](卷5) 西域文人喜爱游历的民族性格，表现出了对新异风光的无比热爱，“诗成信得江山助”(《论元诗绝句七十首》五七)，一反汉唐宋边塞诗文多描写边塞的荒凉和苦寒，元代少数民族诗人纪行诗文，多为亲自游历，有感而发，多质朴自然、清丽喜人。 其一，江南之游。江南清新柔美，山清水秀，郁盛的文风，优越的人文环境，吸引着许多向往中华文化的异族人士。色目人因出仕为官，或者随军征戍，或者经商，大量南迁，遂有所谓“今回回皆以中原为家，江南尤多”[33](P76)的说法，继而有学者指出：“(元代)对历史文化做出杰出贡献的蒙古、色目人士，也以江南地区出现的为最多。”[33](P76)许有壬《九日登石头城诗序》记载蒙古人万家闾(字国卿)，八札(字子文)、廉公瑞、阿鲁灰、御史中丞石珪、治书侍御史郭思贞同登石头城，“金陵山水甲江南，凡昔号胜绝者，郡乘者往往可征，以息以游，随其所适，而悉获所欲。……至治壬戌九日，中执法石公、持书郭公具酒肴登焉。监察御史刘传之、李正德、罗君宝、八札子文、廉公瑞、阿鲁灰梦吉、照磨万国卿暨有壬实佐行。时宿雨初霁，万象澄澈，长江钩带，风樯出没，淮西江南诸山，历历可数。与夫川原之逶迤，楼阁之雄丽，虽一草一木，不能逃也。金陵之美，斯为尽得。”[35](卷5)然后兴之所至，赋诗纪行。元代西域文人多有江南游历的经历，所留下的诗文更是数不胜数。萨都剌“行尽江南都是诗”[36](P49)，以诗歌的形式吟咏眼中山水，仅描写杭州风景和生活的就有《补阙歌》、《竹枝词》、《游西湖六首》、《谒抱朴子墓》、《过贾似道废宅》等诗歌。唐兀氏余阙世居河西武威，生于庐州(今安徽合肥)，对他生长的江南更是有一种深情，如《南归偶书二首》其二：“二月不归三月归，已将行箧卷征衣。殷勤未报家园树，缓缓开花缓缓飞。”[21](卷9)还未动身，心已飞向家乡的树木之下，并且像叮嘱老朋友一样叮嘱花树等他回去后再慢慢开花。 其二，西域之游。西域文人祖辈的生活是铁骑角弓射猎与驼背上的贩运，即使入居中原内地几代人，西域之流风遗韵也一直存在，并在他们血脉当中流淌，所以当他们踏上西北故土，那种天然的亲切感和豪迈之情油然而生，正如杨义先生所言：“少数民族作家在自己祖宗之地，是主人，客人的身份变成主人的身份，文学的形态就完全变了。民族身份使他们与汉族诗人发生了换位思维。从而给中国文学注入新的发展动力，产生新的精彩。”[37]于是西域文人笔下的塞外风景成了元代诗文的一大特色。 唐兀文学家余阙对本民族有着深深的情感，他在《送归彦温赴河西廉使序》中，倾情歌颂西北民族的淳朴和睦：“人面多黎黑，有长身至八九尺者。其性大抵质直而尚义。平居相与，虽异姓如亲姻。凡有所得，虽箪食豆羹，不以自私，必召其朋友。……岁时往来，以相劳问，少长相坐以齿不以爵。献寿拜舞，上下之情，怡然相欢。醉即相互道其乡邻，亲戚各相持，涕泣以为常。予初以为，此异乡相亲乃尔。及问夏人，凡国中之俗莫不皆然。”[21](卷4《送归彦温赴河西廉使序》)在余阙笔下，河西古镇的民风民情充满独特的魅力，热情好客，载歌载舞。 马祖常是“西北贵种”，西北古族雍古人，出身于西北剽悍勇猛尚武的也里可温家族，家族中有几代铮铮铁血硬汉以武功垂名金、元史，曾祖月合乃追随元世祖南征。马祖常最优秀的诗篇是他超越了中原文化羁勒、表现出西北子弟气质的几首河西纪行诗，浸润着西域文化情结。元仁宗延祐四年(1317年)，马祖常任监察御史，曾受命抚谕河西，自然这次出使和去别的地方区别很大，因为这里是他先祖曾经生活过的西北土地，“昔我七世上，养马洮河西。六世徙天山，日日闻鼓鼙。金室狩河表，我祖先群黎”(《饮酒》其五)[38](P290)，那种久违的故土感扑面而来。当他踏上甘肃、宁夏、青海这片土地，有一种莫名的亲切感，“乍入河西地，归心见梦馀。蒲萄怜美酒，苜蓿趁田居。少妇能骑马，高年未识书。清朝重农谷，稍稍把犁锄。”(《灵州》)[38](P309)这次出使河西，他不仅仅是作为元朝使臣巡视河西地、安抚河西百姓，同时他还有一种荣归故里的自豪，来到先祖生活过的土地，有一种根的情结，灵州有飘香的美酒，有丰硕的苜蓿和谷物，和中原不同的是少妇如男儿一样骑马，均让诗人感到欣喜感到快慰。他笔下的西域别有一番风情，如乐府歌行《河西效长吉体》： 贺兰山下河西地，女郎十八梳高髻。茜根染衣光如霞，却招瞿昙作夫婿。紫驼载锦凉州西，换得黄金铸马蹄。沙羊冰脂蜜脾白，筒中饮酒声澌澌。[38](P387) 贺兰山下，妙龄的女子衣着鲜艳，按照当地的习俗招僧人作夫婿，人们四处行商和饮酒吃羊肉的日子是那样的恬淡和舒适，充满魅力的西域生活出现在诗人眼前。当然，西北民族铁骑驰骋如风、弯弓如满月射杀白狼剽悍勇武的武士形象，也出现在诗人笔下，“阴山铁骑角弓长，闲日原头射白狼。青海无波春雁下，草生碛里见牛羊。”(《河湟书事二首》其一)[38](P364)还有经验丰富的波斯商人，“波斯老贾渡流沙，夜听驼铃识路赊。采玉河边青石子，收来东国易桑麻。”(《河湟书事二首》其二)[38](P364)他用和田的玉石到中原换取桑麻，穿越过茫茫的丝绸之路，以驼铃声辨别路途情况，经验老道。 萨都剌的父祖“以世勋镇云、代，居于雁门”[7](P1445)。自唐代起，雁门关就是历代长城要隘之一，雁门山也叫雁门塞，萨都剌生于雁门，长于塞上，对故乡乃至塞北怀有浓厚的感情，他的诗集题名《雁门集》，即表明其眷念乡土之情意。从他写给《赠答来复上人》一组诗中，可以看到他那种浓浓的故乡情结： 北口雪深毡帐暖，紫驼声切夜思盐。上人起饮黄封酒，可胜醍醐酪乳甜。(其一) 燕山风起急如箭，驰马萧萧苜蓿枯。今日吾师应不念，毳袍冲雪过中都。(其二)[39](P281) 那样苦寒的北地，雪深风紧，环境气候恶劣，人们穿着用鸟兽毛皮制成的毳袍来御寒，但在萨都剌看来别有情趣，在温暖的毡帐中，喝着香甜的胜似醍醐酪乳的黄封酒，倾听阵阵紫驼声，让人感觉不到边塞的苦寒，而是饶有风味。 其三，上都之游。元朝实行“两都制”，每年春夏之季，皇帝都要带领皇亲、妃嫔及文武百官到上都住上半年光景，扈从上都的文士创作了丰富的纪行诗，据统计，“上京纪行诗共973首，近千首，涉及诗人58位。”[40]马祖常、萨都剌和迺贤都有过上都之行。 廼贤是西突厥葛逻禄人，他祖居北疆，这里高山峻岭，山谷密林，江河纵横，更有牛马成群，还有可供畜牧、种植的大片肥沃草原。迁居中土后，占籍南阳，自幼生活在江南。至正九年(1349)，廼贤随驾来到上都，看到辽阔的草原，自然感觉另外一番天地，触景生情，发而为诗，写下了著名的《塞上曲》五首，让人耳目一新： 秋高沙碛地椒稀，貂帽狐裘晚出围。射得白狼马上悬，吹笳夜半月中归。 杂沓毡车百辆多，五更冲雪渡滦河。当辕老妪行程惯，倚岸敲冰饮橐驼。 双鬟小女玉娟娟，自卷毡帘出帐前。忽见一枝长十八，折来簪在帽檐边。 马乳新挏玉满瓶，沙羊黄鼠割来腥。踏歌尽醉营盘晚，鞭鼓声中按海青。 乌桓城下雨初晴，紫菊金莲漫地生。最爱多情白翎雀，一双飞近马边鸣。[1](P1460) 五首诗五个场景，把草原民族的美好生活和民俗风情全部纳入笔下，胡笳声声伴着勇悍威武夜归的猎人，能干的当辕老妪，活力四射的草原少女，草原民族歌舞的欢娱，乌桓城雨后美丽的风景，言语间充盈着喜悦和欢乐。 萨都剌的《上京即事》、《上京杂咏五首》多角度描绘了上京社会生活和豪华的皇城景象及宫廷生活场景。“大野连山沙作堆，白沙平处见楼台。行人禁地避芳草，尽向曲栏斜路来。”(《上京即事五首》其一)低低的沙山连绵不断之处出现高耸的楼台，芳草茵茵之处是皇城。“祭天马酒洒平野，沙际风来草亦香。白马如云向西北，紫驼银瓮赐诸王。”(《上京即事五首》其二)蒙古族祭天的马奶酒洒在草原之上芳香扑鼻，还有祭祀时给诸王的各种赏赐。“牛羊散漫落日下，野草生香乳酪甜。卷地朔风沙似雪，家家行帐下毡帘。”(《上京即事五首》其三)如云的马群，遍野的牛羊，还有阵阵香甜的乳酪，家家毡房上悬挂厚厚的毡帘以遮挡呼啸的寒风。“紫塞风高弓力强，王孙走马猎沙场。呼鹰腰箭归来晚，马上倒悬双白狼。”(《上京即事五首》其四)威武的王孙打猎归来，英姿飒爽，所猎双白狼让人羡煞。“五更寒袭紫毛衫，睡起东窗酒尚酣。门外日高晴不得，满城湿露似江南。”(《上京即事五首》其五)[41](P163-164)晚上虽然寒冷，但一夜小雨之后满城如春。浓郁草原游牧风情是上京不与众同的景致，在诗人笔下萌生出盎然生机。 马祖常多次扈从皇帝到上京，拥有馆阁文臣和西北弟子的双重身份，在他描述的上京诗文中，上京有草原风光，同样拥有江南的迷人：“燕子泥融兰叶短，叠叠荷钱水初满。人家时节近端阳，绣袂罗衫双佩光。”(《上京书怀》)[38](302)草原的春光如同江南，清新秀丽，富庶而繁华，这是上京所特有的。马祖常比其他西域文人多了对天子皇威的歌咏，“离宫秋早仗频移，天子长扬羽猎时。白雁水寒霜露满，骑奴犹唱踏歌词。”(《丁卯上京四绝》其二)[38](P373)威严的仪仗，天子长扬追逐猎物，歌舞助兴，皇威浩浩，这是上京独有的风光。 只有对草原和西域有着特殊感情的诗人才有这样别具特色的文字，才能在其作品中倾注如此特殊而真挚的感情。 元代的西北弟子们以自己的才华创造了元代文学史上一道独特的风景，为元代文学创作增添了亮色，形成了元代文化和文学的多元性。正如陈垣先生针对中国古代文学史上这一独有现象所说的：“以蒙古等文化幼稚，其同化华族不奇，若日本、高丽、琉球、安南诸邦则又袭用华人文字制度已久，其华化亦不奇。惟畏吾儿、突厥、波斯、大食、叙利亚等曾本有文字，本有宗教，畏吾儿外，西亚诸国去中国尤远，非东南诸国比，然一旦入居华地，亦改从华俗，且于文章学术有声焉。是真前此所未闻，而为元代所独也。”[42](P53)西北民族作家群的出现，使得元代文坛异彩纷呈，在中国文学史上独领风骚，这在中国文学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