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悬棺》这个小说，于我来说有非常特殊的意义。 2009年，我写了一个小说，叫《百鸟朝凤》，赢得了一些喝彩。当时心想可能找对了路子。《百鸟朝凤》笔触都在痛点上，好像苦痛越大，文学的获得感就越多；慢慢发现，其实这个路子早被诸如李杭育先生在他的《最后一个渔佬儿》《鲁班的子孙》等作品里面说完了。泄气一段时间，心想得在见识上有些突破才行。想了好几年都不得要领，直到2013年写出《悬棺》，在《悬棺》里头，百年的坚守一夜消逝，仍旧在抒写渗入到石头缝里的对抗。不过创作过程中，我开始发现，故乡的前面还有故乡，人类就是在这样的破立之中一路走来。 这算一个全新的开始。 到2016年，我写了另外一个中篇小说，叫《傩面》，主要讲述贵州的傩面戏。这部小说让我看到了文学更为丰饶和开阔的那一部分，同时也让我找到了汉语叙事的优良传统。这时候我才明白，记录这些消逝和即将消逝的风物，不是吟唱挽歌，而是要努力把曾经打动我们的乡村诗意记录下来，让读者能看到祖先们在遥远的过去曾经拥有的伟大的想象力和诚挚的包容心。 人类是要一程一程地往前赶的。我们在赶路的时候，会经历很多美好的东西，比如像悬棺这样的历史遗存。但是，盛衰枯荣，本是常理，再辉煌的物事，也有隐退消亡的一天。作家的责任，不是声嘶力竭地妄图让她留下来，而是坦然地目送她离开。就像我们开车旅游经过一个地方，那里有非常好的风景，但是你不能永远停下来看这个风景，你还得往前走，你转个弯，翻个山，这个风景就不见了，但是我们可以把她记在心里。累了之后，坐下来，想一下，原来我们在旅途里经历过这些美好的东西，它能让我们怀着诗意的美好去继续往前赶。我们要不断往前走，人类的脚步停不下来的。停下脚步去盯着那些陈旧的物事，这没有意义，因为我们的目标在前边。 我写下诸如《悬棺》这类小说，只是记录，记录这样一种诗意。身边的悬崖可以被淹没，但心中的悬崖不会，它内核的东西一直都在。 我在写《傩面》时，去贵州道真一个地方采风，那里有位傩面师，做了很多精美的傩面，却要在临死前，把傩面全部烧掉。我觉得特别可惜，这些东西那么好，在这个时代就要消亡了，特别痛心疾首。傩面师却显得很坦然，他说：“和人一样，这些东西，该要消失的，一定要消失，作为当事人，面对这个东西消失，我都没有那么大冲击，你为什么要痛心疾首呢？”晚饭时间，他又对我说：“消亡不可怕，没有尊严的消亡才可怕，放下了，才有尊严。” 这事对我冲击特别大，以前我的写作，都在写对抗，城和乡的对抗，文明和非文明的对抗，写了很多剑拔弩张的对抗。通过这次采风，我特别清晰地认识到，文学最终的指向不是对抗而是和解：人和人的和解，人和自然的和解，人和这个世界的和解。 那次采风回来，我又花了很长时间，把《史记》重读了一遍，我惊讶地发现，大学期间读《史记》，一直以为人类史是一部对抗史，现在我才发现，它其实是一部和解史。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