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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这篇一万多字的散文——《蝶变：一个家族的词语迁徙史》中，讲述了我的家族迁徙小史。也许很多人都有描述自己家族史的冲动，但是，如何将自己的家族史与时代发展紧密相连，如何在讲述中让文章具备小说般的起伏跌宕，而不要沉浸在碎片化的絮叨和细节的纠缠中，对写作者不啻为一种智力考验。 在梳理我的生母、养母、外婆及舅舅们的历史时，我又结合自己和儿子的迁徙史，并同时找到了一个核心词汇，那就是“词语”。我发现每一代人在地理大挪移之后，都会面临着关于词语的问题——我的外婆要学习维吾尔语，我要学习粤语，而我的儿子要学习英语。找到了“词语”这个核心词后，我感觉自己像找到了脊椎骨，整篇文章便可以立起来了。在我的经验里，很多人描述自己的家族史，都会陷入到一种琐碎中。因为他什么都想说，故而最后呈现出的状态是一片混杂。在这篇文章里，我紧紧围绕着“词语”展开——虽然长辈们还有一些经历也很精彩，但它们和“词汇”无关，我便大刀阔斧地删除掉；而在某些细微的节点上，我又会反复描述，因为它们和“词语”紧密相连。 事实上，在“词语”这个词的背后，折射的是一种身份焦虑。人们对自己身份的确立，就是对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的合理性的确立。然而，我悲哀地发现——我是“盲流”的女儿。也许对很多城里人来讲，还不知道什么叫“盲流”。国务院从1950年到1959年的一个关于农民的政策中说，要“阻止农民盲目进城”。那些“盲目进城”的农民，被简称为“盲流”。这样一年又一年地反复阻止，就是为了不让农民改变自己的身份。然而，我的养父母、外婆和舅舅，正是在这个时段“盲流”到了新疆，而我就出生在新疆，成长在新疆。 我陷入纳闷——农民是在盲目地流动吗？农民进城后会造成怎样可怕的后果？到1978年之后，当中国大地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工厂后，一个崭新的词便由此诞生——“农民工”。2010年我从新疆南迁至广东，一面努力适应颠簸的生活，一面为自己重新确立写作主题。从2011年开始到2019年，我完成了我的“工厂三部曲”——《工厂女孩》《工厂男孩》和《工厂爱情》。为什么我会有如此大的热情，持续地在这样一个主题上进行挖掘？我觉得，这篇散文便是对“工厂三部曲”诞生的最好注解。 在今后的写作中，我的思考依旧会围绕着“身份焦虑”来展开。这个问题不仅是我个人、我的家族所面临的问题，还是整个转型期的中国以及全世界面临的问题。我们无法选择我们的父母，也无法选择我们的出生地，因此当我们一出生，就会获得一个固定的身份。终其一生，我们都在怀疑、确认和重新塑造自己的身份。只有当我们的肉身与我们的身份之间没有空隙时，我们的内心才会获得一种平衡感、稳定感和圆满感。当我以一个读者的身份，阅读《花城》杂志上的这篇散文时，我的内心是圆满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