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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90年代末至新世纪初，在刚刚兴起的互联网语境下，“80后”作家一登场，便颇有摧枯拉朽、革故鼎新之势。如今，我穿越二十年光阴去回味当时那道“新新人类”的文学拼盘，在泥沙俱下的旧日洪流中，不禁莞尔一笑——如我所料，历史的吊诡从不缺席：走得太急的新事物，往往逃不掉被捧杀、淘汰的结局；与闹哄哄的论争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那一时期的“80后”炮制出来的作品，很难经得起文学史的检验；而桂酒椒浆，总是要远离喧嚣，在另一头的寂静中，慢慢地、慢慢地酝酿出来。现在，我翻开林森的《岛》，这一判断便如伶俐的飞鱼，再次跃出思想的海面。 同为“80后”作家，林森并没有追赶上那场世纪之交的文学表演。对他而言，这是极大的幸事，因为不久后的将来，他的才华就会喷发出更富说服力的光彩。直到2011年，林森才出版了首部小说集《小镇》。接下来几年，笔耕勤奋的他又陆续出版了小说集《捧一个冰椰子度过漫长夏日》（2016）、《海风今岁寒》（2018）、《小镇及其他》（2019），长篇小说《暖若春风》（2015）、《关关雎鸠》（2016）。所有作品无一例外地分享着一个母题：海南；却又不尽相同，在“海南”这个巨大的根系上长出了各自的枝蔓。阅读这些作品，我不难看出林森为海南立志的决心和建构当代海南精神史的野心。而通过《岛》，我更是欣喜地意识到：打下林森个人烙印的海南精神史，已呈现出足够清晰的面相。更难能可贵的是，它也能轻盈地跳出“海南”这一地域/文化概念的制约，在更大的层面上表现人类的生存状况和精神图景。这也就是说，《岛》具有一种“独特的普遍性”；而“独特的普遍性”，正是一切优秀的文学作品所享有的核心秘密，它像一面深邃的镜子，反射出的景深，对应于作品的伟大尺度。 诚如标题《岛》所示，小说中至少有三座“岛”。第一座岛，就是故事发生的背景海南岛。在当代中国，每个地方都不缺现实与传奇，但若要论现实意义与传奇色彩的完美结合，或许要首推海南。遥远的地理方位使海南成为大多数人心中的“远方”，被叠以无数的异乡想象。13世纪，马可·波罗（Marco Polo）让西方人知道了海南岛的存在；1886年，美国传教士香便文（Benjamin Couch Henry）写下了《海岛纪行》……在中国，苏轼早在千年前便留下“贪看白鹭横秋浦，不觉青林没晚潮”（《澄迈通潮阁》）的诗句；当代的“文学海军”，更是受到这片热土的倾情滋养。如果说，苏轼的“他年谁作地舆志，海南万里真吾乡”（《海南万里真吾乡》）、“我本海南民，寄生西蜀州”（《别海南黎民表》）呈现出由外转向内的视角，那么，生于海南、长于海南的林森，首先有的是观看海南的内视角。对林森来说，海南并非“他者”，而是故乡；他的叙述，是为了让海南的声带自己发声。但基于“独特的普遍性”的“伟大定律”，在为海南“代言”之时，林森并没有封死叙述的边缘，而是为叙述留出足够的“港口”。例如，他总是轻描淡写地提到作为“他者”的广东、北京等地（《岛》中就出现了广东英德监狱，也附带提到了北京的林彪部长），这些缥缈的背景其实是了解海南历史现实的重要参照。再如，他笔下的人物总会有莫名的出走，在《暖若春风》里是叔叔陈可文，在《岛》里是一醉不回的二堂哥。总之，站在这些开放的“叙述港口”上，林森既能举着望远镜向外瞭望，又能捏着显微镜向内窥视。因而，他能更加全面地看待、评估发生在海南的一切；其叙述视角既是向内的，又是由内向外的。从横向观之，这一视角是全球化进程在文学领域的自然延伸；从纵向观之，它又与中国现代文学“向外看”的诉求紧密相连。 《岛》中有大岛（海南本岛），也有小岛（主要是火牌岛，此外还有另一座更小的无名岛）。小说的双线结构，正是围绕着海南岛和火牌岛来展开。“我”家的故事，发生于海南岛上；吴志山后半生的故事，主要与火牌岛有关。两个岛交替出现，两个故事交叉进行，自然地划分出两组主人公，第一组主人公是叙述者“我”、“我”的伯父；第二组主人公是吴志山本人。根据小说给出的时间线索，伯父出生于1934年，其故事从十来岁当赌徒时开始讲起；吴志山出生于1938年，其故事亦从十来岁翻看村人竖排书时开始。此二人年龄相仿，人生轨迹其实可以进行对读（此中又大有文章！如伯父回到海涯村的时间节点，与吴志山出狱寻岛的时间节点大致相当），这是小说埋下的又一条暗线。而小说涵盖的时间范围，一直延伸到今天，长达七十年。要在十万字的篇幅内讲好七十年的故事并非易事，双岛模式正好可以帮助作者举要删芜，集中力量。 小说中的第二座岛是退守之岛。林森在创作谈《孤岛之心》里说“这是一个最中国的故事”，“退守”也正是一种“最中国”的行为。从字面义上看，“退守”既有“退”又有“守”，“退”的是凡尘世俗，“守”的是精神空间。古人或因大道不行，或因不为五斗米折腰，遂有隐逸；吴志山的退守却是最无奈也最悲壮的。他读过几年书，是一名正直的军医，后因蒙冤，受尽十年牢狱之灾。这期间，他年幼的儿子和年迈的双亲都死了，妻子也被迫改嫁。出狱后，他无心再问世事，只求寻鬼自证清白，便退守孤岛，将余生交予碧海蓝天。 二堂哥的人生选择也是退守。与早已移居省城的“我”和四堂哥相比，身为渔民的二堂哥对故乡海涯村有着更深的感情。当海涯村遭遇拆迁时，其他人最终都妥协了，只有二堂哥坚决抵抗。他先是袭击了拆迁队员，被制服后，又只好借酒消愁。一天晚上，他消失了，当人们发现他时，他的尸体已被潮水冲上了沙滩。消失的当夜，二堂哥应是借着酒劲回到了渔村，最后看了一眼被拆得七零八落的故园，然后“就去海边，解开自己的小木船，往大海深处划”。可以说，他是死于自己的绝望；在死之前，他退守到了内心深处的那片海。 吴志山和二堂哥的命运，都有浓重的悲剧色彩，都隐现着《约伯记》那古老的命题——“善良的人为何受苦”。命运不给他们解脱的机会，只有孤岛和大海能给。“岛”就是一个退守之地，是人在无路可走时的唯一安慰，是最后的精神空间。从这个意义上说，吴志山和二堂哥又比“我”幸运，“我”虽然没有亲身经历过什么大风大浪，但也从未找到过精神的归宿。我注意到，在小说的设计中，叙述者“我”的故事退居次要了，但“我”又是叙事中必不可少的“机关”和补充。“我”是一个浪荡子（林森的许多小说里都有这种无所事事的浪荡子），对于生活，“我”迷茫又困惑。二堂哥死后，“我”觉得自己应负一定责任，整日活在内疚中；后听从了伯父劝解，外出散心，驱车环游海南岛，遇到了吴志山。两个故事就这样被“我”串连起来，小说的双岛模式得以展开。此外，据林森所言，“孤独甚至成了这个小说最重要的关键词”，我认为最能体现出孤独感的人物，并非吴志山，更不是二堂哥，正是“我”。如果说吴志山和二堂哥的孤独感都是有来由的，那么“我”的孤独则无迹可寻却又无处不在。通过塑造“我”这一人物，小说才真正实现了孤独意义的复指；又因“我”是叙述者，故而小说的语调也浸染着孤独的意味。 小说中的第三座岛是建立之岛。与退守不同，建立体现的是积极的进取思想。吴志山遭遇了飞来横祸，家破人亡，但也并没有选择一死了之。退守荒岛之后，他为自己修了房子和“墓穴”，养了狗，建起了鱼塘。虽然建造鱼塘最终宣告失败，但重复的劳动毕竟将他从伤痛中暂时解脱出来，（劳动的过程）甚至成为他生命本身的意义。对一个命途多舛的人来说，坚持这点相对的意义，未尝不是一种建立呢？ 伯父这一角色，更是建立与进取思想的集中呈现。伯父年轻时也曾是劣迹斑斑的赌徒，后浪子回头，乘舟漂流到三亚，在牙龙湾（今亚龙湾）建造了新的家园，还把村人也带来一起致富。渐渐地，这里就发展起了一个村落。后因政府遣散村落，伯父于四十岁时又回到海涯，当起了船长，继续带领村人谋生。晚年时，伯父赶上了海南建省、建立经济特区的历史契机，在省城海口投资了几套房。正是这些房产，使他在海涯村拆迁时不至于无家可归。海涯村被拆迁，伯父虽然难舍故土、心怀悲伤，但也能明智地认识到人必须顺应历史潮流。他带头签下了拆迁合同，搬到省城暂居。“改变不了的事实，就得朝前看”，这是伯父的宝贵经验，也体现了他的远见。搬到海口后，二堂哥受不了打击，出了事。一边面临丧子之痛，一边面对老伴的病、四儿子被停职调查的烦心事，伯父还是挺过来了，他张罗着买地、建房，以八十岁高龄重建新的家园。 关于伯父的这段故事，林森深情地称之为“创世”：“伯父永远是这么满怀创世之心。”终于，不屈不挠的伯父完成了自己的心愿，“我”也忍不住感动了，想到“千年前，被战乱所驱逐的先人们扎根海涯村，也是经历了九死一生，对比起来，我们这一次搬迁，算得了什么呢？” 伯父是小说中最大的亮色。如果没有他，整部小说的调子仍将是压抑的，在低声部徘徊的。是伯父的故事把小说的调子提了起来，让人看到了希望，再次相信所有的岛都是未来的方向。一个八十高龄的老人尚且如此豁达、坚韧、执著，年轻人就更应该奋起直追了。 透过伯父这一人物，我清楚地看到了林森小说的精神建立之路。在他早期的《夏风吹向那年的画像》《我特意去看了看那条河》等小说中，我还常常读到迷茫的情绪；后来的《暖若春风》，讲述了一个海南家庭的悲欢离合，林森让笔下的人物被动地承受痛苦，没有谁能从命运的魔掌中强有力地突围。他最后总结道：“家国分离半世纪的浪子回家了，没有团圆，骨肉相聚的痛哭、快慰也不多，在那双幽深目光的笼罩下，我们家开始历尽阵痛。”可以看出，在写下这些文字时，林森的情绪也是苦闷的、沉郁的。在市场经济的冲击和现代化浪潮的洗礼下，海南原有的社会结构、传统价值不复存在；新事物从外面纷至涌来，将这座小岛占领包围、重新洗牌。在这一历史背景下成长起来的林森，亲眼看到了海南的沧桑巨变，看到了海南人在应对这一切时的力不从心、迷失疲惫。而“文学海军”的队伍中，以外视角来观看海南者居多，以内视角来书写海南者甚少。种种原因，都在催促着林森尽快厘清自己的文化身份，确定书写的立场。正因如此，林森自写作始，就带着清晰的身份认同感，其写作方向的早熟也令人惊讶。更难得的是，他并没有将自己局限于封闭的立场中，一味地去批判、讨伐、拒绝，而是抱着一种开放的“岛民”本土意识，用发展和辩证的眼光去审视时代巨变，并给予历史潮流中的个体最大的共情与悲悯。从《小镇》到《岛》，林森有了更多理性，更多力量；当这股力量漫过《岛》的海水拍打着我时，澎湃汹涌与沉着坚定同时充盈着我的心。对伯父这一形象的塑造，体现的正是林森在思想上的艰难前进。隐藏在《岛》背后的立场其实是：海南不仅是海南人的海南，也是中国的海南，世界的海南，是人类灿烂文化和伟大文明中的海南。如果没有这一隐含立场，林森就无法写出他“理想中的故事”，即“最边缘也最中心、最独特又最具普遍性”的故事；也就难以通过文字建构当代海南（精神）主体，并使写作者自身的建立成为现实。 我想，《岛》正是林森“理想中的故事”。位居天涯海角的岛直指时代的中心，最独特的人生故事也最具人类情感的普遍性。当然，只有这些是不够的。《岛》给我的惊喜，还在于它对诗性的把握。林森的小说一直是富含诗性的，这与他同时也是诗人有很大关系。在《岛》中，对诗性的追求更稳当地落实到了语言层面，林森像是把许多诗句准确、果断地嵌入了文本，增添了文本的诗意和力量。“夜色之中，我驾着车，从城市膨胀的光圈里往外弹射，灯光再没法追上，这支孤独的箭，射向当年从虚无中生出，又化为虚无的海涯村”、“这种空虚感就犹如赶到了半途的暴风”、“那不是下雨，那是另一片海从天空中倾倒下来”等句子，都体现了作者的语言素养。至此，《岛》在思想意义上和文本意义上，都给我带来阅读的愉悦，这也让我加倍期待林森的下一部小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