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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后人类”语境下文学生产与传播的审美向度与价值评判 新世纪以来，在文学批评界始终回荡着一种“文学终结”的声音，面对技术媒介对文学活动的深度介入，文学生产与传播的传统模式日趋消解以及“泛文学”形态对文学场域的不断渗透加剧着文论界对文学命运的担忧。当年美国文论家希利斯·米勒就指出：“印刷机渐渐让位于电影、电视和因特网，这种变化正以越来越快的速度发生着，所有那些曾经比较稳固的界限也日渐模糊起来”，于是他断言“文学研究的时代已经过去，再也不会出现这样一个时代——为了文学自身的目的，撇开理论或政治方面的思考而单纯去研究文学。”⑸今天看来，现代技术媒介某种程度上的确颠覆了传统文学活动的固有模式，在导致文学不断泛化的同时也引发了文学的生存危机。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即便是电子、数字媒介的技术介入，文学(包括文学改编的图像文本)的生产主体仍然是人，借助技术媒介所形成的文学活动仍是人类的主体性行为，而当技术媒介僭越人的主体存在成为文学生产的主导元素时，其造成的文学发展境况及其命运归宿自然要严重得多。 作为一个颇具征服性的理论话语，“后人类”的具象化界定仍然较为模糊，机器人、电子人、生化人乃至一切可以替代人类行使主导权的技术媒介都可直接或间接地划归其内。就文学活动来看，文学与“后人类”的交集主要体现为两种样态：一是文学作品对“后人类”及其生活幻像的审美书写。文学作为人的主体观念以及现实生活的能动反映，对科学技术造就的未来世界图景展开描绘与探讨自是情理之中的事，近些年大量涌现的科幻题材的小说、影视都是这一层面的体现。这类文学作品凭依创作者的审美想象，将“后人类”作为一种虚拟的行为主体置于文本叙事中，赋予其一定的行为方式乃至情感观念。尽管诸多小说与影视所刻画的“后人类”颇具形象性与生命力，但这些“后人类”意象仍是人类自我想象的产物，是人的主体观念在审美对象上的内置，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后人类”。“后人类”介入文学活动的第二种方式，就是以信息科技为基础的人工智能完全替代人类进行直接的文学生产，人类本有的创作主导权让渡于人工智能，人类更多时候是作为文学生产的“他者”而存在。近年来这种由人工智能主导的文学创作开始兴起，如微软公司研发的智能机器人“微软小冰”发表的诗集《阳光失了玻璃窗》、日本名古屋大学研发的人工智能有岭雷太创作的小说《机器人写小说的那一天》等就是人工智能独立于人类而自行创作的文学作品。 如果说文学、影视作品对“后人类”意象的审美书写尚属于人类自我观念与情感的一种艺术投射，那么由人工智能替代人类本体来独立从事文学生产则将“后人类”从一种观念形态转向一种现实形态。面对风起云涌的智能技术景观，作为人类最亲缘的精神生产，文学何以面对业已到来的“后人类”文化？人工智能创建的文学样式能否真能替代现有的文学形态而走向主流？鉴于“后人类”的审美实践仍然处于萌芽状态，当下文学场域中的“后人类”迹象多为特例，对人工智能在未来文学场域中的地位作出准确判断不太现实，因而给出一个终极性的回答自然也不合常理。但究其当下人工智能参与文学生产的现状而言，其跨越人类肉身而真正占据文学生产的主导权尚需突破文学特有的本质壁垒，正是文学自在的审美内涵直接制约着人工智能对人类的完全替代，使其完全意义上对文学生产的主导在当下以及将来很长一段时间都将难以实现。 其一，灵动的情感是人工智能逾越人类主体进行文学生产的先天壁障。不可否认，现代科技的发展已然赋予人工智能一定程度的情感表现，正常的情感表达对高精密度人工智能而言已不为难事。当初音未来以动听的歌喉以及丰富的情感表现赢得阵阵掌声，当科学家与美女机器人的对话交流，机器人一笑一颦的神态足以真假难辨，经久以来冰冷的机器具备人类的基本情感功能已经成为现实。文学作为“人学”，其对情感的诉求一度是文学的本质所在。在文学活动中，创作者的情感表达多是长期以来对社会生活的感悟以及体验凝练而成，某种程度上寄托着对生命意识以及宇宙时空的多重理解。作为物化的智能机器，人工智能不可能拥有丰富的生活体验以及对生命意蕴的感悟，其文学创作的情感更多是基于信息系统的程序设计的产物，即便是一些看似优美的语言表达，所能证明的也仅是其信息程序所具备的情感计算的精确程度，而并非是文学情感本身所应有的艺术高度。如“微软小冰”创作的诗歌《雨过海风一阵阵》：“雨过海风一阵阵/撒向天空的小鸟/光明冷静的夜/太阳光明/现在的天空中/冷静的心头/野蛮的北风起/当我发现一个新的世界。”(16)凭借既定的程序设计，这一智能机器将多数意象用一种诗化的方式贯穿起来，尽管语言匹配较为连贯，刻画的诗歌意象也较为鲜明，但总体而言，习作表达的意义颇为平面，欠缺诗歌所应具备的意象深度，更别提充盈隐喻、象征等多重意旨的情感抒发，这种由信息程序借助逻辑判断与数值推理所形成的情感意象更像一种文字组合游戏，与真正的诗歌尚有不小的距离。诚如有学者所言：“机器人小冰绝无人类生命体验的温度波动，天然缺失需要倾诉的情感向度，《阳光失了玻璃窗》只是迭代计算的智能产物，匮乏直接经验的诗歌意象，观念的意象替代隐喻的意象即是人工诗歌的抒情零度。”(17) 其二，对文学意象的审美创造力是人类独特于人工智能进行文学生产的显性优势。审美创造力作为人的创造机能的一种表现形式，不仅是新思维、新观念、新理论的实践投射，同时也是新方法、新技能在艺术场域中的理性认证。它既包含着对现有事物的理解与接纳，同时又能在现有事物的基础上展开审美联想与审美想象，在观念中形构一种新事物并将其投诸艺术实践。就文学而言，审美创造力是对生活世界的深刻洞见以及审美经验的高度提炼，是生成文学意象的重要源泉，文学作品不仅致力于对现实生活的审美反映与情感书写，很大程度上更取决于对现实生活中未有之意象的审美创造，古代神话传说以及寓言故事中的人物形象以及情节设计多是审美创造的产物，即便当下现实主义题材的文学创造也不乏审美想象等创造力的身影。正是凭依审美创造力的本质存在，文学创作者方能创造出缤纷多彩的意象世界。对人工智能而言，其对现有数据资料的分析、掌握以及复制并非难事，在现有材料的基础上展开一定程度的创造也不无可能。高精密度的人工智能某种程度上尽管拥有一定的创造力，然这一创造力的发挥更多体现在物化生产过程中，艺术审美层面的创造对人工智能而言绝非易事。可以说，人类本有的审美创造力融合了审美、想象、联想以及主体的主观感知、生命体验以及发散与聚合思维的彼此切换等多重能力，就当下以及未来一段时间而言，这是人工智能在艺术创作中难以逾越的阈限。而也正是审美创造力的匮乏使得现有的人工智能所创作的诗歌、小说更多是对既有语言桥段、典范形象以及情节的一种模仿与重组，很难说是一种自主性的审美意象的再创造。 其三，语言表述的深度意蕴以及多元化的语言风格是人工智能超越人类从事文学生产所面临的巨大挑战。从形式上看，文学是语言符号的排列组合，借助词组与语句之间的语义关系可以将这些符号形构成具有一定涵义的叙事形态，就这一层面而言，高精密度的人工智能完全可以胜任。然而，文学绝不是单纯的语言组合，尽管作为“人学”的文学依存于语言这一本体，但这一本体又是以坚实的生命土壤为根基的，文学的语言不仅体现为多元语言符号的表层意义，更重要的是潜藏在这些符号深层的隐含所指与审美意蕴，这种隐含所指及其审美意蕴隐喻着现实世界的人性深度，负载着人类对现实生活以及生命意识的自我感知及其审美呈现。文学的表意更非是单纯语言符号的能指叠加，隐喻、象征、借代、虚化等语义修辞无疑增强了文学语言的多重意旨，这使得人工智能可以借助一般性的语言表意进行文学创作，形成一种工具性的语言文体，却无法通透文学语言本有的那种对生命意识的深度感知以及对多元意蕴的复杂表达。甚至可以说，相对文学语言而言，人工智能在未来一段时间可能更擅长应用文体的创作，后者对语言的程式化诉求以及对多元、深度意蕴的回避可能更契合智能机器语言操作的特征。正是因为文学语言隐含着对现实世界以及生命意蕴的不同体悟，多元化的语言风格遂成为文学表达的基本性征。文学语言风格的多元性征促进了文学叙事的多格调、多样态呈现，从而推动了文学创作的百花齐放，这种多元化的审美风格对一贯依循严谨、统一信息运算的机器而言无疑是一个难以逾越的技术高度。 诚然，鉴于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不可预知性，作为技术媒介的人工智能在未来世界能多大程度地介入文学活动尚不可知，凭依当下现实生活的少许现象来作出明确的是非判断多少有些不够理性，即便未来的某一天人工智能真能替代人类来从事诸如文学形态一类的艺术生产，那么其所创作的作品某种意义上也是特定时代的精神产品，依据当下世界的艺术规则是难以作出合理判断的。 四、走向“后人类”时代的文学及其审美向度的理性反思 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尽管“后人类”介入日常社会生活的诸多表现形态还仅是一种尝试，其产生的实质性影响尚未出现，但在人文主义构筑的人类中心意识及其理性自信的框架下，“后人类”却以一种后人文主义的行为实践瓦解着人文主义数百年来建构的思想堡垒，重新调节着人类中心主义观念引发的思想与行为偏差。作为后人文主义的一种具象化呈现，人工智能介入文学生产也仅是当下技术媒介参与文学活动的异化形态，置若罔闻抑或杞人忧天均非明智之举，鉴于技术局限以及文学本体的多重性征，人工智能完全取代人类进行自主性的文学生产绝非未来一段时间就能实现，但不可忽视的是，面对“后人类”思潮的咄咄逼人，文学审美向度的自我调节显得更为必要，某种意义而言，夯实文学内在的优势性征，方是应对“后人类”挑战的有效策略。 一段时间以来，在文学研究领域始终存在着一种崇奉理性主义的倾向，或许是19世纪以来自然科学领域所取得的成就对人文学科产生了强烈的诱导，文学等人文学科中逐渐滋生了一种走向“科学化”的冲动，无论是雅各布森号召以“文学学”来统揽文学研究的倡导、抑或罗兰·巴特强调把科学性视为文学研究的主要目标，无论是文学研究中对形式、结构的过度关注抑或将经济学、统计学甚至自然科学的方法引入文学研究，这种从文学中剔除“人”的主观意识、进而在文学研究中推行科学化模式的思维一直强势存在。不仅如此，20世纪以来西方文论研究中溢动着一种从主题、内容、思想研究向语言、形式、结构研究的回归，对形式的推崇极大增强了理性主义在文学研究中的比重，“这种对形式的张扬无疑强化了理性思维在文学研究中的深度介入，消解了文学文本中的感性因子，推动了文学研究过程中理性对感性的张力，为文学研究的科学化与技术化走向提供了诸多契机，提供了文学成为自然科学一般存在的合法身份，而这也正是诸多结构主义者所追求的‘文学科学化’的目标”。(18)对理性的过度崇奉以及对形式的过度关注无疑是以牺牲文学本有的感性为代价的，文学是人学，是人类主体反观社会、抒发内心的重要形式，思维观念、审美情感始终是文学须臾不可或缺的基本维度，抛弃了思想与情感的文学绝非真正的文学，回避人类思想与情感观照的文学研究只能算是语言形式与理性思维彼此杂糅的文字游戏。 在“后人类”文化思潮逐渐侵入文学生产并形成一定危机意识时，用以捍卫文学的本有边界进而标示人类文学生产主导性的绝非是文学的形式、结构，更非是当下某些文学研究中引入的自然科学方法，甚至可以说，文学研究的任何一种科学化都难抵由智能机器替代人类直接从事文学生产所具有的科学性，过度追逐文学研究的科学化，过度放逐理论在文学场域的蔓延，标举理性在文学活动中的指导性意义，由人工智能创作的文学形态只会加速弥合与人类文学的差距。而真正能够标示文学作为人类精神产品的独特属性，高扬人类在文学活动中的主导性存在，更多离不开文学构思过程中的生命体验与情感在场，正如吴子林先生所言：“文章的背后，是悠远寥廓、不可目视的人格、风骨和境界”，(19)正是这种“人格、风骨和境界”的文本折射方才是抗衡人工智能篡夺文学生产主导性的良药。 作为一种正在生成的技术变革以及隐约可现的文化思潮，“后人类”导演的社会变局尚不可见，其对文学艺术生产场域的介入也仅是技术媒介在人类组织下的一场演习。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后人类”作为技术孕化的产物，它的出现无疑挑战了经久以来人类所规训的自然进化观，令人类真正遭遇了一个足以挑战其主导性的他者，“它迫使‘人类’从先在的、具有元话语性的位置，变成了可以讨论、追问的事物”，(20)它从技术与身体的层面叩击着笛卡尔以来人文主义的根基，质疑着人类中心主义的核心观念。尽管它尚未形成更多的生活实践，但作为一种可能的存在，它引发的对人的观念和本质向度的反思自然唤起更为深刻的警醒，促使人们不断调适着自身在现实世界包括文学生产中更为合理的价值存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