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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化转向与话语焦虑 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经历了一种文化转向吗？回答是肯定的。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关于社会革命和人类命运的思考中可以看到文化在马克思理论中的重要地位，其后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卢卡奇的无产阶级意识与历史主客体、阿多诺的同一性批判、马尔库塞关于新感性以及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文化问题的思考，都不同程度地延伸拓展了马克思的文化逻辑。从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角度看过去，在布莱希特与卢卡奇的时代，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经常把文学和艺术看成“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即便如此，文学作品本身依然是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对象与依据所在，比如布莱希特与卢卡奇围绕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分歧，就是以文学形式问题为核心的。而至伊格尔顿，马克思主义批评家的首要任务则转为文化的解放，从大众剧院的组织、文化设施的改造，到公众文化设计以及日常生活质量的关注，成为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从而宣布“马克思文化批评”的诞生。至世纪之交，从后现代学派衍生出来的许多新兴学派、分支纷纷自愿集结在“文化研究”这杆大旗之下，呈现出显著的包容广泛、容纳百川的“宽松”特征(14)。历史地看，20世纪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经历了一个阶级革命逐渐淡化、文化革命逐渐凸显的过程，此所谓“西马”批评范式中的“书斋中的革命”的问题，而在社会革命的层面上，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化的思考属于文化的工具性问题，在文学和美学的层面上属于意识形态的问题。然而，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并不能等同于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二者不可混为一谈。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的日益凸显显然与信息与媒介技术的迅猛发展以及视像化进程紧密相关，它对文化图像化的阐释立足于迥异于语言符号的范式系统和阐释框架之中，它在批评实践中所宣称的文化政治及其批判性亦有特定有效性限度。从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到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是否存在着像此前安德森所揭示与批判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到美学批判的扭转，尚可深入讨论，这里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在经历了20世纪文学批评理论的繁荣之后，理论与批评都不同程度地面临“后”时代的到来，因而将批评的视界拓宽乃至延伸至文化批评、探寻包括文化理论在内的新理论资源可能性，无疑具有深刻的时代背景与深厚的现实土壤。如果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无视文学与文化实践的时代性变迁，无视文化研究的方兴未艾，那么它难免沦为孤芳自赏而丧失实践性品格；但如若面对文化理论而遗忘了文学，那么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或将堕入不及物的深渊，或沦为诸文化批评理论的跑马场，结果文学批评仅仅是批评而没有文学，文学仅仅是文化视域中的文学。 从“文学的马克思主义”到文学批评的文化化，从文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割裂到文学与批评的割裂，“马克思主义艺术、哲学、社会学的出版物一片繁荣，而运用马克思方法讨论其经济基础的出版物却找不到版面”，随之而来的后果便是所谓“没有马克思的经济学”以及“没有经济学的马克思”，在“没有经济学的马克思”的极端，便是“告别了马克思”(15)，弗雷德的讨论局限于经济学领域，但对于思考上述文化转向不乏启示性。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文化转向既是后批评语境中的时代反映，也是文学批评如何面对纷繁复杂的文学实践的现实表征，正是在文学批评与文化批评乃至文化研究的复杂纠缠乃至纠葛之中，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不同程度上流露出时代性的话语焦虑。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话语焦虑有其渊源所自，马克思对“社会主义美学家”的批判或可视为最早揭示，而与马克思侧重于批判庸俗化不尽相同，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话语焦虑可以约略概括其表现形式为三：经典阐释的焦虑、政治正确的焦虑、理论生产的焦虑。 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理论原点诚然植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之中，然而如何对待以及如何阐释经典文本，却始终是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史上的重要命题。第二国际、第三国际相关论争自不待言，德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划出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的分野，英国新左派围绕“移植”论、“嫁接”论的争辩中游荡着“哲学的贫困”“贫困的哲学”的幽灵，后马克思主义思潮则径直杂交出面目全非的马克思主义。在后批评语境中，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如何立足文学实践土壤又获致理论有效性为其当代论题，那种拘泥于马克思文本而忘记马克思精神，抑或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种种理论杂交，可视为文学批评理论对待马克思主义经典阐释的突出表现形式，前者误以为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就是经典文本的白纸黑字，后者则将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相割裂，结果前者遗忘了阐释，后者则遗忘了马克思。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经典阐释的焦虑根源并不在于经典本身，而是在于后批评语境压力下文学批评的时代反思与重新定位。 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政治正确的焦虑表现为仅仅盯住批评话语意识形态正确，结果却于社会文化与文学实践无补无用，“正确的废话”为其话语形式，公共性的消失为其学理后果。前者误以为将经典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美学、文学批评等诸经典概念、命题堆叠在一起就是马克思主义的阐释，实则遮蔽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考的现实品格，也在政治正确的前提下遮蔽了马克思主义文学评的现实性。事实上，马克思、恩格斯在考察“青年德意志”“社会主义的美文学家”问题时，就已对其庸俗化倾向予以深刻批判。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概念的存在与概念的基本内涵原本是统一的，在共时性的层面上，概念展现其作为思想呈现方式的合法性，而在其历史性层面则是其内涵的历史性展开，没有前者，后者失之于散沙形态；没有后者，前者失之于空洞。从根本上说，概念的存在源自于人的生存性反思，也就是说，概念是从公共讨论之中生产出来、并以理论知识的形态凝固下来，反过来又成为公共讨论的对象与工具。“正确的废话”之作为是亟待关注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表达焦虑的表征，要害在于，它在于在某种正确的前提下，压缩乃至消弭了学理性公共讨论的可能性。就此而言，萨义德“文学的马克思主义”之谓指向清晰、批评有力。 至于理论生产的焦虑，福斯特的“后批评”状况清晰勾勒艺术批评理论武库的萧索，而诸后现代主义理论家则将这一状况追溯至柏拉图以来的“元理论”幻觉，批评理论在这样的幻觉中遵循形形色色的因果逻辑、并为文学批评实践奠基，然而这一幻觉在詹姆逊那里被彻底颠覆。不是某种元理论，而是文学批评本身成了理论、有了元理论的性质，于是批评一手割裂与批评对象的直接联系，一手将批评本身的问题与条件拖进视野；一手推倒任何中心主义、始基主义理论预设，一手又试图跻身理论游牧草原的中央，结果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理论生产忘记了批评对象及其阐释而沦为纯粹的理论生产。理论生产的焦虑与经典阐释的焦虑互为表里，二者都可视为后批评语境压力下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种种理论探索实践的副产品。随着信息时代裹挟下文学实践发生迅速而又复杂的新变，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面对日益复杂的挑战，后批评语境压力下种种新批评理论及其实践探索也自在情理之中，但无论如何，这与那种“正确的废话”有着本质的区别。 毋庸讳言，在文化研究大旗下，理论的复兴与形形色色的过时论、终结论相伴而行，“后批评”状况与资本、政治互为表里，文化的同质化与异质化一体两面，经典/传统与重思/新变形影不离，尽管如此，马克思主义近几十年来都为文学批评与文化研究提供了最重要的理论支撑与分析工具。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话语焦虑与后批评语境压力的理论不自信有关，也与马克思主义阐释中狭隘僵化机械思维的惯性因素，与文化研究向文学研究文学批评的越界等诸多因素有关。然而也应看到，话语焦虑同时也是“后批评”语境压力下马克思主义实践品格的当代呈现，是文学批评理论与文学批评实践复杂关系的现实展开。“文学的马克思主义”表征性地揭示了时代症候的一角，却很大程度上极有针对性地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时代问题明确提了出来。比如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在何种意义上是马克思主义的，在何种意义上是文学批评而不是文化批评，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现实品格如何当代具体化等等。这些问题诚然不肇始于今日，但对于今日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实践来说具有急迫性与现实性。这或许是“后批评”视角所打开的问题域及其意味所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