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洪德
    摘要：以杂剧为主要代表的元代文学，曾被认为体现了斗士精神，其重要主题是反封建、反传统。现在看来，这不符合元代文学的实际。元代是乱世，人情厌乱思治，致力去乱求治，是元代文学的基本主题。元代文学的基本精神是追求基本道德与社会秩序的重建，是维护传统而非打破传统。厌倦厌恶政治与社会的混乱，渴望政治清明天下清平，是元代各体文学共有的重要主题。
    关键词：元代文学  厌乱思治  去乱求治
    厌乱思治，是中国文学一以贯之的重要主题，[1]只是每逢乱世就更为凸显。人情厌乱思治是一贯的，文学表达厌乱思治之情，也是一贯的。只是由于文学史学科发展的百余年中，我们的研究或显或隐地带有革命文学的视角，掩盖了这一重要主题。元代是乱世，文学表现厌乱思治之情就更为突出。元代之乱，有战乱，更多的是社会无序之乱。多反映社会无序之乱，是元代文学的一个特点。
    在讨论元代文学厌乱思治主题之前，需要对20世纪文学史研究界（以杂剧研究为主）流行的元代文学反封建、反传统说进行反思。从一定意义上说，两者在基本取向是相悖的：一个是要重建社会秩序，一个是要打破故有秩序。
    一代文学当然不可能只有一种主题。元代文学的主题也是多样的，客观存在的多种主题之间，并不相互排斥。讨论元代文学的“厌乱思治”主题，并不否定元代文学同时存在多种主题，但这不包括反封建、反传统主题说，因为它不是元代文学的客观存在。
    元代是一个传统几乎断裂的时代，是一个存在这严重道德危机的时代。传统面临断裂的时代，文学不可能反传统；存在道德危机的时代，文学不可能反道德。所谓“封建”（姑且沿用此词），包括封建制度、封建观念。元杂剧及其作家，既不可能反封建制度，也不会反封建观念。他们不可能设想新的制度取代既有制度，也不可能提出新的社会观念取代原有的社会观念。
    元杂剧作品中被认为最具“反封建”“反传统”精神的，如《窦娥冤》《西厢记》《墙头马上》等，都既不反封建，也不反传统。
    《窦娥冤》所揭示的社会问题有多种，比如高利贷盘剥，庸医作恶，泼皮横行，官府昏暗与官员昏庸等等，都是社会与政治混乱的表现。以往的研究认为，《窦娥冤》“表达了对整个黑暗制度的强烈反抗。”[2]也是对封建观念的批判。窦娥则是一位斗士。这显然是主观解读，是对作品主题和剧作家思想观念的拔高。关汉卿不是要打破当时的社会制度，只是暴露制度的不健全，批判官府不能有效管理社会。窦娥悲剧之所以形成，不是因为有官府，反倒是官府职能的缺失。窦娥悲剧的直接制造者就是两个泼皮无赖，并非社会上的权势阶层。这类泼皮无赖能够横行，是由于官府控制力的失效，社会失去了公道，失去了公道的主持者。剧中窦娥明白揭示了问题的关键：“这都是官员们无心正法，使百姓有口难言。”可谓一语破的。消除这类冤狱，要靠清明官府和清平政治。这是关汉卿们的期待和所能达到的思想水平。百姓们因社会混乱而受苦，因社会无序而遭难，这是多部元杂剧作品反映的社会现实，
    以往的研究认为，《西厢记》提出了“愿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的美好理想，体现强烈的反封建礼教的意识。从理论上说，如果要杂剧反封建说成立，必须具备以下条件：第一，剧作及剧作家必须表现出自觉而明确的反对封建制度和封建观念的意识，应该具有超越封建观念、封建制度的社会意识。这一点，《西厢记》《墙头马上》以及所有的元杂剧作品显然都不具备。第二，如果说“愿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就是反封建，那就应该证明，这一愿望与封建观念对立，是不能为封建观念所容的。以感情为基础的婚姻，一定不合礼法；依照礼法成婚的男女，一定没有感情？但实际上并非如此，也没有这样的逻辑。唐代的李德裕，是一位“封建”士大夫，他有长诗《鸳鸯篇》，就表达了“愿作鸳鸯被，长覆有情人”[3]美好愿望，在观念上，比“愿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如何？能不能就此证明，李德裕“反封建”？显然不能。金元之际的元好问，写过一首《摸鱼儿》（问莲根有丝多少）词，有序云：“泰和中，大名民家小儿女，有以私情不如意赴水者，官为踪迹之，无见也。其后踏藕者得二尸水中，衣服仍可验，其事乃白。是岁，此陂荷花开无不并蒂者。”词中对造成悲剧的家长发出了“天已许。甚不教、白头生死鸳鸯浦？”[4]的严厉质问，“天”已许而“人”不许，在元好问看来，“小儿女”的私自结合，不仅是正当的，而且是神圣的。在“天”和“人”之间，无疑“天”更具有神圣性。如果“愿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是反封建，元好问应该是比王实甫更激进的“反封建”斗士。但元好问却写了很多提倡和宣扬教化的文章，如《博州重修学记》等，从这些文章看，元好问俨然是一位“卫道士”。如果说《西厢记》具有社会批判的内容，则其批判比较明显的是两点：其一，老妇人的背信弃义。其二，社会的混乱无序，官军为贼。兵围普救寺的孙飞虎，乃是官军而非匪帮。政治的混乱造成了百姓的不幸。这可以说是以社会批判的方式，呼吁社会秩序与道德规范的重建。清人李渔《闲情偶寄》有论，其《立主脑》言：“古人作文一篇，定有一篇之主脑。主脑非他，即作者立言之本意也。传奇亦然。”他特别以《西厢记》为例说：“一部《西厢》止为张君瑞一人，而张君瑞一人又止为‘白马解围’一事，其余枝节皆从此一事而生。……是‘白马解围’四字，即作《西厢记》之主脑也。”[5]如此说，《西厢记》“立言之本意”显然与兵乱与平乱直接相关。
    在元代文学中，突出体现厌乱思治主题的是杂剧。战乱，朝政乱，社会秩序乱，这些都反映在杂剧作品中。很多杂剧作品，所写家庭、社会、朝政问题都因乱而生，通过揭示致乱之因与弥乱过程，表达厌乱之情和对清平之世的向往，如郑廷玉杂剧《楚昭公疏者下船》（元刊本）开篇即唱：“斩了贼臣，封了兄弟，新安治了楚国华夷。”[6]“法正天心顺，官清民自安”是元人口头语，出现在多部杂剧作品中，[7]如《裴度还带》《虎头牌》《望江亭》等，《裴度还带》中还两度出现，第四折言：“王法条条诛滥官，刑名款款理无端。掌条法正天心顺，治国官清民自安。”[8]另外纪君祥《赵氏孤儿》有韩厥对奸臣屠岸贾的诅咒：“目今世乱英雄困，看何时法正天心顺。”（[油葫芦]）[9]法正、官清、民安，是百姓的愿望，也是杂剧作家的追求。要天下清平，百姓安宁，需要的是官吏的良心和担当，如《魔合罗》中张鼎所言：“若要万法皆明，出脱众人无事，全在寸心不昧。”（[醉春风]）[10]社会安定，天下治平，是人们的共同向往，也是剧作家的追求。
    元代诗文也具有鲜明的厌乱思治主题。元成宗大德七年（1303），郑介夫上《太平策》一纲二十目，言时政之弊，陈救弊之策，洋洋数万言。其言有曰：
    昔贾谊当汉文宴安之时，犹为之痛哭，为之流涕，为之长太息。方今之势，恐更甚焉。安得如谊者复生，为朝廷画久安长治之策！[11]
    郑介夫是一位敢言之士，他眼中的元代政治状况，不只是可为痛哭，可为流涕，可为长太息，元代政事之混乱，官员之苟且，是有识之士、有志之士不忍睹的。思治之心，求治之切，使他不能已于言。其实，在那个时代，与郑介夫感慨同、追求同的文人并不少。去乱求治、厌乱思治，是一切有责任、有良知的政治家、文学家共同的渴望和追求。诗以写厌乱思治之情，文章进去乱求治之策，成为元代诗文的重要内容。元词这类主题不如诗文曲那么集中，但也有相当数量的丧乱、记乱之作。元初的元好问，元末的邵亨贞，都有不少这类作品。厌乱思治，是元代各体文学的共有主题。
    一、厌乱思治与去乱求治：中国文学与学术的永恒话题
    中国文学表现厌乱思治之情，可以追至久远。《诗经》中就有伤乱思治之作，其《大雅·桑柔》有：“乱生不夷，靡国不泯”，“谁生厉阶，至今为梗”的感喟和“为谋为毖，乱况斯削”的渴望。[12]《曹风·下泉》，朱熹解：“思治也。”吕祖谦《吕氏家塾读诗记》卷十五云：“阴道极盛之时，其乱可知。乱极，则自当思治。”[13]汉代更多表现厌乱思治之作。乐府诗不必说，文人之作，如传为蔡文姬之《胡笳十八拍》：“我生之初尚无为，我生之后汉祚衰，天不仁兮降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14]自伤身世，感叹不幸遭逢乱世。建安诗人王粲《七哀诗》三首其一：“西京乱无象，豺虎方遘患。……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15]悲天悯人，催人泪下。影响更大的是杜甫的丧乱诗，人们也以“厌乱思治”评之，如说：“《题桃树》中间两联，皆旧日事，其含蓄仁民爱物、厌乱思治之意可见矣。”[16]元人元好问的丧乱之作可直追杜甫，清人赵翼评其丧乱诗说：“七言律则更沉挚悲凉，自成声调。唐以来律诗之可歌可泣者，少陵十数联外，绝无嗣响，遗山则往往有之。”[17]
    “厌乱思治”及其近似词语，元、明人已经用来评元人之作，元末诗人戴良评其好友丁鹤年诗，言其“一篇之作，一语之出，皆所以寓夫忧国爱君之心，闵乱思治之意。”[18]明人程敏政评元人程安道诗：“厌乱思治与夫远害全身之意，隐然溢于言表。”[19]元人也用来评前人之作，如元人萧士贇评唐李白《北上行》：“隐然有《国风》爱君忧国，劳而不怨，厌乱思治之意。”[20]不仅是元诗，元代各体文学都表达厌乱思治之情。
    古人的社会理想，是所谓上古三代之治。遏乱源，求治方，就成为古代学术的一个核心课题。儒学以及儒术，可以概括为修己治人之学、礼乐刑政之术、治国平天下之道。而“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21]儒家六经，都关乎治道：“孔子曰：六艺于治一也。”[22]六经研究的，都是治国之术。朱熹作 《大学章句》，将 《大学》之“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称为“大学之纲领”，把“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称为“大学之条目”，后人称之为“三纲领八条目”，或简称“三纲八目”。这“八目”，终极目标是治国平天下，这是儒者不变的追求。
    中国古代学者认为，社会历史的发展，不外是治与乱。学者对社会问题的思考，就是考致乱之由，究求治之术，进而遏乱源，开治基。一切大经大法，经史之学，概不外是。《周易》韩康伯注说：“夫八卦备天下之理而未极其变，故因而重之，以象其动，用拟诸形容，以明治乱之宜。”[23]宋代学者蔡沈《书集传序》说：“《书》岂易言哉？二帝三王治天下之大经大法，皆载此书。”[24]这是他对《尚书》内容的最高概括。在孟子看来，圣人的一切作为，不管是政事还是著述，目的只有一个：使天下安宁，“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滕文公下》）[25]圣人作为或不同，但戒乱求治则同。在荀子看来，天下治理，在于人与秩序，人，是君子：“故有良法而乱者有之矣，有君子而乱者，自古及今，未尝闻也。传曰：‘治生乎君子，乱生乎小人。’此之谓也。”秩序，是由礼制规定的等差：“物不能澹则必争，争则必乱，乱则穷矣。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荀子·王制》）[26]制度的设置、秩序的维护，都是为了防乱求治。宋代理学家自称其学乃“为万世开太平”，以此说明其学术的目的和极高价值。不仅儒家学术如此，中国学术的各家各派，其终极目的和作用，也都是去乱求治。墨子之学，也是社会治理，《墨子·非命》认为，天下安危治乱，非由先天命定，而系于在上之人：“义人在上，天下必治，上帝、山川、鬼神，必有干主，万民被其大利。”[27]中国史学的目的也是要为后世提供治国借鉴，所谓“殷鉴不远”，司马光编写一部编年体通史，取名《资治通鉴》。后人读史，是要借鉴历史。二程说：“看史必观治乱之由。”[28]也就是以史为鉴。
    人心厌乱而思治，学术去乱而求治，文学必然表现人心所思和社会追求。
    二、元初乱象与文人的求治之策
    蒙古灭金之后的北方，是历史上最混乱的时期之一。公元1251年，蒙古第四位大汗蒙哥即位，忽必烈以太弟之尊受命总领漠南汉地军国庶事，北中国由此进入忽必烈时代。他之所以迅速获得中原士人的拥护，关键就在于他用心访求治道，着力弥乱求治。这使得金末以来，经历了数十年乱世的民众，看到了复归于治的希望。也正因此，不久在中原士人的倾力帮助下，他争得汗位，成为真正的中国之主。
    蒙古政权自成吉思汗开基，经窝阔台汗、贵由汗、蒙哥汗，而后到忽必烈。忽必烈将蒙古国统治中心南移，移至开平（后为上都）又到大都。此前四汗，也称漠北四汗，基本上没有治理地方的意识。从成吉思汗时期开始，中原文人如耶律楚材，就一再向蒙古主进言，讲说治道，消弭世乱，止杀掠，谏屠城，建立适合中原经济与生活方式的制度，如建官立制、兴学校、重农桑等等。经过他们的持续努力，蒙古贵族逐渐对中原文化有所了解。但情况的真正改观，用心讲求治道，还是到了忽必烈总领漠南汉地时期。姚枢曾跟忽必烈谈这一情况，说：
    太祖开创，跨越前古，施治未遑。自后数朝，官盛刑滥，民困财殚。陛下天资仁圣，自昔在潜，听圣典，访老成，日讲治道。如邢州、河南、陕西，皆不治之甚者，为置安抚、经略、宣抚三司。其法选人以居职，颁俸以养廉，去污滥以清政，劝农桑以富民。不及三年，号称大治。诸路之民，望陛下之治己，如赤子求母。[29]
    “施治未遑”是根本不懂治理的委婉说法，“官盛刑滥，民困财殚”是社会乱象的高度概括。所谓“号称大治”，只是极度混乱的情况有所改变。“望陛下之治己，如赤子求母”，真是表达了中原百姓厌乱思治之情。
    忽必烈与中原文人讨论的，就是汉地的治理问题。有关记载很多，《元史·世祖本纪一》载：“岁甲辰，帝在潜邸，思大有为于天下，延藩府旧臣及四方文学之士，问以治道。”[30]“上之在潜邸也，好访问前代帝王事迹，闻唐文皇为秦王时，广延四方文学之士，讲论治道，终致太平，喜而慕焉。”[31]“世祖皇帝始居潜邸，招集天下英俊，访问治道。一时贤士大夫，云合辐辏，争进所闻。”[32]如他与李冶的讨论，忽必烈问：“天下当如何而治？”李冶回答：“盖有法度则治，控名责实则治，进君子退小人则治。如是而治天下，岂不易于反掌乎？无法度则乱，有名无实则乱，进小人退君子则乱。如是而治天下，岂不难于登天乎？”他还直言，当时现状是：“法度隳，纪纲坏，天下不变乱，已为幸矣。”[33]所讲内容，都是社会政治最基本、最粗浅的东西，可见当时社会重建，必须从最基本处着手。著名学者许衡给忽必烈的建议，是“行汉法”，[34]也即推行历代中原王朝的治法，建章立制。具体主张，与李冶所言，大致近似。围绕在忽必烈周围的重要文人，都曾上书献治乱之策。郝经《思治论》强调要修仁义、正纲纪、立法度、辨人材，屯戍务农，轻赋实民，设学校厉风俗，敦节义立廉耻，选守令宣恩泽。还特别强调纲纪礼仪，以“完一代之规模，开万世之基统。”“大总其纲，小持其要，上下井井，有条不紊，苏润疮痍，补葺元气。如此数年，治体既定，纲纪日张，户口增益，民物繁夥，礼义隆懋，心格其非，风俗完厚，上下妥安。”其结论是“能举纲纪礼义者，能一天下者也。”[35]“纲纪礼义”，是郝经“思治论”的核心。他指出，中原历代相沿的法度已经遭到彻底破坏：“纲纪礼义，文物典章，皆已坠没。其绪馀土苴，万亿之能一存。”当务之急，应该是：“大为振澡，与天下更始……设官分职，立政安民，成一王法。”[36]同时，他还号召当时的读书人担当起历史的责任：“天下已乱，生民已弊”，这是现实，天下士人有责任出而行道，“拯而药之”。[37]当此乱世，用其所学，拯救生民，这是士人的责任，否则就是失士人之职。教化与立法，这些根本的问题，始终也没有下工夫解决。姚枢曾针对当时之弊，上疏救时之弊三十条，包括立省部、慎铨选、班俸禄、定法律、明黜陟、阁征敛、修学校等等，[38]从多方面入手，解决政治、社会、经济混乱问题。但这些问题，始终没有真正解决，弊端一直存在。有意思的是，在元杂剧的一些历史剧中，也有类似内容，如杨梓《霍光鬼谏》霍光死前对宣帝所言：“（陛下）开赦书释放罪囚，薄税敛存恤户口，随路州城把庙宇修，诛不择骨肉，赏不避仇雠，恩从上流。”（[幺篇]）[39]杂剧作家与在朝文人。看到的社会弊端是相同的，思考的致治之方也是相同的。
    去除混乱，走向治理，一直是元代文人致力的目标，也一直没有真正实现。元代社会与政治始终混乱，厌乱思治，也就一直是元代文学的重要主题。
    三、元代文学对世乱的描述
    马致远描述元代官场之乱如“密匝匝蚁排兵，乱纷纷蜂酿蜜，急攘攘蝇争血。”[40]给人的印象很深刻。这类描述，在元代各体文学中都较多。杂剧如王伯成《李太白贬夜郎》对大唐后宫污滥的描写。这座堂皇的天子宫殿，貌似神圣之地，原来脏污狼藉，混乱不堪。荒唐的杨贵妃，和巨奸安禄山，在那里行苟且之事，“凤帏中搂抱着肥儿睡”（[煞尾]）。这样的人在朝中宫中，必然为害社会，“大唐家朝野里龙蛇不辨，禁闱中共狗猪同眠。河洛间途俗皆见，日月下清浑不辨。”（[太平令]）。[41]更多的是描写社会之乱，如人们所熟知的写地方恶霸、权豪势要的横行，以夸张的、荒诞的手法，以人物自白方式表现，如武汉臣《生金阁》庞衙内自白：“花花太岁为第一，浪子丧门世无对。闻着名儿脑也疼，只我有权有势庞衙内。……我是权豪势要之家，累代簪缨之子。我嫌官小不做，马瘦不骑，打死人不偿命。若打死一个人，如同捏杀个苍蝇相似。平生一世，我两个眼里再见不得这穷秀才。我若是在那街市上摆着头踏，倘有秀才冲着我的马头，一顿就打死了。”[42]这些是用荒诞手法极写其无法无天，表现那个极度混乱的时代。真如刘因《易州太守郭君墓志铭》所说，是“荡然无统，强焉弱陵，众焉寡暴。”[43]
    比较真实客观的描写还要看诗文。元代最为混乱的时期和地域，首先是金南迁后的河北地区，其次是南北统一之初的南方。金南渡后的河北，金人南迁，蒙军北归，这里呈权力真空和无政府状态。刘因说：“昔金源氏之南迁也，河朔土崩，天理荡然，人纪为之大扰。谁复维持之者？”[44]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在宋子贞传记中，表彰宋子贞治理东平（东平行台）之功，对这种荡然无统、人纪大扰的情况写得很具体：
    行台所辖五十余城，仍有堡寨诸户。自守令以下，皆大偏小校倔起田亩，不闲礼法。昧于从政，官吏相与为囊橐以病民。是时天下略定，庶事草创，征敛之繁，营屯之扰，法度未立，民不安生。公谓：“十羊九牧，民穷而无告”。乃仿前代设观察采访之比，分三道按刷文检，均科赋税，纠举官吏，公居中主其事。于是初立程序，与为期会，黜私奖勤，视其后者而鞭之，吏民始知有官府之政、抚治之道焉。[45]
    当时地方官，都是乱中崛起的草莽英雄。说白了，不少官，原本属于“盗”。如马致远杂剧《陈抟高卧》中汝南王的自白：“平生泼赖曾为盗，一运峥嵘却做官。”（第四折）[46]这是汉人世侯统治区的情况。这一时期河北还有广大的地区被分割给蒙古诸王、主、妃，成为他们的领地，即所谓“汤沐邑”。这些地区的情况更糟糕。在忽必烈即位以前，这些地区的官吏任命不归朝廷。“凡诸王分地与所受汤沐邑，得自举其人，以名闻朝廷而后授其职。”[47]这样任命的官吏，情况怎么样呢？我们看胡祗遹的介绍：
    诸侯承制拜官，率以私门走卒健儿、黠胥奸吏为县长，以应己之呼召指使，供己之掊克聚敛。府帖下县，星火奔命，不知有朝廷之尊，而惟府帖是惧。……呜呼！尹县政者若是，欲求小民之被泽蒙福，不亦艰哉？是以清慎廉洁之士，不惟不得进，而实亦耻与若辈齿。[48]
    这样的世道，真可以说是遍地虎狼。如元好问《雁门道中书所见》诗所言：“网罗方高悬，乐国果何所？食禾有百螣，择肉非一虎。”[49]虎狼横行之地，百姓处处遇“虎”，无处安身。都是什么“虎”呢？元好问的朋友杨奂有一篇《射虎记》，历数当时社会上各种害人之“虎”，他称作“非虎之虎”，有盗虎、豪虎、吏虎、兵虎、过客之虎等等，其害过于虎：“夫虎之杀人也见于迹，人犹得而避之，其害细；所谓非虎之虎，杀人也藏于心，使人不知其所避，必狎而就之，其害巨。”[50]他希望有官吏为生民计，敢作敢为，打击害民之“虎”，使“盗者遁，豪者慑，讼者弭，吏为之缩手，兵为之敛迹，同僚服廉而退让，过客惮正而引避”，让百姓“途不掇遗，寝不合户，熙熙然，坦坦然，各保其性命”（同上引）。在那个时代，这样的好官太少了，这样的目标也太难实现了。
    一般说来，南方统一之初，情况要比北方灭金后好很多。但局部的情况，也可能更糟糕。看胡祗遹《民间疾苦狀》所言：
    自收附以来，兵官嗜杀，利其反侧叛乱，己得从其掳掠。货财子女，则入于军官；壮士巨族，则殄歼于锋刃。一县叛则一县荡为灰烬，一州叛则一州莽为邱墟。……人情孰不欲安？屋粟火食，夫耕妇织，赋役之外，养老慈幼，乐享太平。此亿兆之一心也。今也弃此遐福，去生就死，甘为肝脑涂地，父母妻子，骈首受戮者，是何心哉？是盖牧民者有以激之使然。前省所选人员，例以贿赂得官。屠沽驵侩，市井无赖，群不逞之徒，十居七八。……使若辈治民，欲民之安，则不可得矣。淫夺人妻子，强取人财产田宅、马牛羊畜。听讼之间，恣情枉法。以是为非，以非为是。百计千方，务在得钱。民之冤抑，无所控告。司县州府，上下一律，哀声怨气，郁积而不能发，所以冒死而不顾。[51]
    形成了这样一种恶性循环：官员作恶，百姓造反，官军有了肆意掳掠的机会，他们以平叛之名，杀死反抗者，抢去其财物。朝廷不加详察，以为他们平叛有功，给予奖励。官军的掳掠不能平定叛乱，只能激起更多的叛乱。社会永远在动乱中，百姓生活在刀锋下。清正的官员明白，叛乱的根源不在百姓而在官吏，如董士选赣州平乱，不带一兵一卒，不用一刀一枪，来到赣州，“捕官吏害民者治之”，“察知激乱之人，悉置于法，复诛奸民之为囊橐者”，[52]乱自平。
    四、文学对致乱之因的揭示
    元代乱世，文学反映社会之乱，也揭示或者通过现象描写，让人认识导致社会混乱的原因。归纳一下，大致可从以下方面去认识：
    其一，乱由上作：朝廷为世乱之源
    元代之乱，朝廷实世乱之源，宋濂代朱元璋所拟之《谕中原檄》数元之罪，有言：
    元之臣子，不遵祖训，废坏纲常。……夫人君者斯民之宗主，朝廷者天下之根本，礼义者御世之大防。其所为如彼，岂可为训于天下后世哉？及其后嗣沈荒，失君臣之道，又加以宰相专权，宪台报怨，有司毒虐，于是人心离叛，天下兵起，使我中国之民，死者肝脑涂地，生者骨肉不相保。[53]
    这段文字，指出了元代的一个事实：一切乱的根源，都在朝廷。狄君厚杂剧《晋文公火烧介子推》中，晋献公信谗荒唐，宰辅大臣，箴口无言，介子推感叹：“我想今日人才，各居朝代，为臣宰。怕不都立在舜殿尧阶，一个个将古圣风俗坏。”所谓“乱由上作”，朝政乱，官场不能不乱，社会不能不乱。
    元代朝廷，中书六部为行政机构，御史台为督查机构。原本御史台的职分是“朝廷之耳目，振刷风采，修立纪纲，错举枉直，扶弱抑强。”但事实上是“民冤载路，十词九退，贿赂充斥，掩耳不闻。纵豺狼之肆暴，取狐鼠以塞责。”中书六部问题更严重：“六部乃朝廷之手足，宜思官尽其职，职尽其事可也。言乎吏则铨衡之无法，言乎礼则文逊之不兴，言乎刑则奸慝之滋甚，言乎户则赋役之未均，言乎兵则运掉之无方，言乎工则规画之不一。”[54]六部几乎职事全废，全无章法，都是政事混乱的根源。
    官吏贪腐可恨，但在元代，朝廷制订的政策使得官吏不得不贪，不贪就无以为生，靠俸禄根本不能维持生计：“外任俸钞，从五品止三十两，从六品不满二十两，如九品止十二两。以俸钞买物，能得几何？十口之家，除岁衣外，日费饮膳，非钞二两不可。九品一月之俸，仅了六日之食。”[55]更何况，元代还有无俸禄的官员，不贪，何以养家？朝廷制度的设计，让他们只能做贪官，只能做赃吏。元代遍地赃吏，也就不奇怪了。当时官吏队伍的整体状况怎样呢？时人陆文圭有一个基本的概率性评价：
    天下郡国之吏可知已，便文营私，侮法以为奸，怀利以自殖，是人也，盖十之九矣。拘职而弗敢以不勤，畏义而弗敢以不廉，惧法而弗敢以不谨，是人也，盖十之二三矣。若夫正大而不私，循良而有守，宽惠而能断，是人也，千百之一耳。[56]
    政治混乱源于官吏贪腐，官吏贪腐则是朝廷政策使然。朝廷是一切混乱的总根源。元明之际的叶子奇谈到元代官吏贪腐与社会之乱时说：“末流之竭，当穷其源；枝叶之枯，必在根本。”[57]一语破的，揭示出元代之乱，乱由上作，根在朝廷。
    其二，教化不兴  官德丧失
    中国历来崇尚礼制，礼乐教化，治国之本。但在元代，推行教化，政府几乎是缺位的，所以，大儒许衡才有“纲常不可一日而亡于天下，苟在上者无以任之，则在下之任也”之说。[58]揭傒斯《送也速答儿赤序》所说：“国家臣妾万邦，南北为一余六十年，而教化不兴，风俗日怀，奸宄屡作……”[59]教化不兴，世风颓败，吏治越来越腐败，越到后期越严重。
    谈到元代官场贪腐成风，礼仪不修，廉耻不立，引用率很高的一则材料是叶子奇《草木子》中一段文字：“元朝末年，官贪吏污，始因蒙古色目人罔然不知廉耻之为何物，其问人讨钱，各有名目……”[60]不知廉耻的，决不仅仅是蒙古色目官员。元代官职靠钻营得来，靠钻营升迁。清廉者不屑于奔走钻营，不入仕途或不得升迁，只有不顾廉耻者奔走钻营，则官员队伍的整体道德状况可知。郑介夫述当时的情况：“近年以来，幸门大开，庸妄纷进，士行浇薄，廉耻道丧。虽执鞭、拂须、舐痔、尝粪之事，靡所不为。其有攀附营求，即获升迁者，则众口称之羡之以为能；若安分自守，羞于干谒者，则众口讥之笑之，以为不了事。习以成风，几不可解矣。”道德靠舆论维持，舆论评价已经颠倒，羡慕无德升迁，鄙薄清高自守，何以振砺士风？“朝廷既不为耻，则天下亦不以妄进为耻矣。”官员无耻，也是朝廷导向使然：“自公论不明之后，美恶、妍丑，略无定价，爱憎、取舍，一出私情。人非乐于奔竞也，其势不得不然耳。”[61]可叹。
    其三，治民之官成世乱之源
    朝廷为天下混乱之源，一地官员则是地方混乱之源。以无耻无德官员牧民，何止如以狼牧羊？虞集的《书堂邑张令去思碑后》让我们了解到，一个县令是如何轻而易举弄得百姓家破人亡的。“官买物，数月不予直，民宁不愿待，愿归治生，而县益亟追以来，终不得直。部使者以责吏，而又征我曹。今道路、府史之费且十倍，吾安用得直为？”官府“买”老百姓的东西，等了几个月不付钱。老百姓哪里等得起，赔不起这工夫，要回家种地。但你情愿不要钱也不行，必须在那里等，尽管等也白等，你就是不能走。百姓走了，朝廷官员来了，他们以维护百姓利益的名义，又把百姓征来。百姓花在路上和等待的钱，早已是物价的十倍了，老百姓哪里还想要那个钱呢？更不幸的，因为奔波和等待，他的赋税不能按时交纳，又被官府抓去，“我等奔走失业，家且破矣。”[62]官府如此害民，超出我们的想象。
    奸恶的官员，所有好事都能做成坏事。以劝农为例。假劝农之名行聚敛掠夺之实。再如官府说要给农民办好事，官营农具，结果害得老百姓连地都种不成。官营农具，打着便农的旗号坑农，是官员看到了农具经营中的利益。
    治民之官，适为害民之贼，姚燧《浏阳县尉阎君墓志铭》一文，可以让这一抽象的认识具体化。他说，一个县尉，有责任心的人去做，根本做不了，“江南大县，户动十万，一尉兵额，止于数十，而押纲卫使，恒抽其半，又其身有疾疚、丧婚之请，其直司日不盈三二十辈。盗逐不得，必尉焉罪，小则辍禄，大而夺官。”竭尽全力去做，结果只能是获罪。那么元代的县尉都是怎么做的呢？他们自有妙招：让盗贼管理盗贼。这些管理盗贼的盗贼称为“伺盗”，这些“伺盗”，作福作威，而尽力报答县尉：“囊橐他盗，颐指富室，惟所便取，坐受其有。盗得其粗，我得其细，择世所共宝不可形迹败者，归之尉。”盗贼向“伺盗”交保护费，乐得放心偷盗。“伺盗”既有其他盗贼进贡，又可以向富家轻松索取财物，“盗为伺盗忠臣，伺盗为尉忠臣。”盗贼、“伺盗”、县尉，都得好处，各自满意，皆大欢喜。又得名誉又发财。如此县尉，对地方和百姓的危害，竟是如此之烈。“今之尉者，十出其半”，[63]在当时，一多半都是这样的县尉。想来实在可怕。官员如此，要地方不乱，可能吗？
    其四，荒年因政乱而成灾
    读《元史》帝王本纪，给人的强烈印象之一是灾荒不断。最终也是天灾加人祸，引来东南起事，处处烽烟，葬送了元朝。所谓灾荒，是荒年给百姓带来灾害。但是，荒年未必一定成灾。从元代的情况看，是荒年多因政乱才成灾。
    在中国古代，荒年常常有，荒年成大灾，都是人祸相伴。很多人读过元曲家刘时中的套数[正宫·端正好]《上高监司》，其中所述，也是人祸重于天灾。写天灾的只有“去年时正插秧……因此万民失望”[64]几句，以下全写人祸，天灾重于人祸。
    元代文献和文学作品反映这一问题的很多，读之，无不催人泪下，如张养浩《哀流民操》、李思衍《鬻孙谣》、萨都剌《鬻女谣》、许有壬《哀弃儿》等等，大多都有官府雪上加霜、伤口撒盐的情形，王冕《悲苦行》直言：“前年鬻大女，去年卖小儿。皆因官税迫，非以饥所为。”[65]廼贤《颍州老翁歌》则是对官府和官员的声讨：
    河南年来数亢旱，赤地千里黄尘飞。……黄堂太守足宴寝，鞭扑百姓穷膏脂。聒天丝竹夜酣饮，阳阳不问民啼饥。市中斗粟价十千，饥人煮蕨供晨炊。木皮剥尽草根死，妻子相对愁双眉。鹄形累累口生焰，脔割饿莩无完肌。奸民乘隙作大盗，腰弓跨马纷驱驰。啸呼深林聚凶恶，狎弄剑槊摇旌旗。去年三月入州治，踞坐堂上如熊罴。长官邀迎吏再拜，馈进牛酒罗阶墀……[66]
    百姓不死于天灾之烈，而死于官员之恶。
    其五，僧道横行为一大乱源
    在元代历史上，江南释教都总统、西域僧人杨琏真迦盗掘宋帝陵墓的事件，影响极大也极坏。这样的事之所以能够发生，是由于在元代，佛教具有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地位。“为其徒者，怙势恣睢，日新月盛，气燄熏灼，延于四方，为害不可胜言。”这是《元史·释老传》的评判，书中罗列了佛徒若干令人发指的罪恶事件，如：
    至大元年，上都开元寺西僧强市民薪，民诉诸留守李璧。璧方询问其由，僧已率其党持白梃突入公府，隔案引璧发，捽诸地，捶朴交下，拽之以归，闭诸空室，久乃得脱，奔诉于朝，遇赦以免。二年，复有僧龚柯等十八人，与诸王合儿八剌妃忽秃赤的斤争道，拉妃堕车殴之，且有犯上等语。事闻，诏释不问。而宣政院臣方奏取旨：“凡民殴西僧者，截其手；詈之者，断其舌。”时仁宗居东宫，闻之，亟奏寝其令。[67]
    不仅佛徒，道徒也有恶行为害社会。郑介夫《太平策》也说道：“今张天师纵情姬爱，广置田庄，招揽权势，凌烁官府，乃江南一大豪覇也。”恶僧恶道只是打着佛、道的旗号，凌驾于公众甚至政府之上，因他们的首领与朝廷有特殊关系，肆意妄为，成一大公害：
    而乃恃宠作威，贿赂公行，以曲为直，以是为非。僧、道词讼，数倍民间。如奸盗杀人，诸般不法之事，彼皆有之矣。……僧、道之盛，莫甚今日；而僧、道之弊，亦莫甚今日。[68]
    僧道横行的恶性事件，屡见于文献记载，成为社会一大毒瘤，严重扰乱了社会秩序。
    元代是一个无序的时代，元代文人对此有观察有思考。不管元曲作家还是诗文作家，他们都希望重建社会秩序，而不是要使无序的社会更加混乱。元代文学反封建、反传统说，怎么说都难以成立。
    五、文人的厌乱诉说和对清平之世的向往
    厌乱，是一个概括，不仅仅是厌恶、厌倦，其感情是多方面的。文学作品对此有很多诉说。
    1.文人的乱世诉说
    我们要看元人的乱世诉说，元人胡祗遹却说人们已是厌极无言，他有这么一段话：
    民俗之于吏政，缄默而无诗也久矣。不惟无诗，虽一歌一谣，无有也。所以然者，非举国之人如顽石枯木，无恶死好生之情，无是是非非之心，亦非为政者举事中理而绝无可议，遂自至于无言也。盖恶不可胜言也！[69]
    其实，元代文人并非无言。胡祗遹本人诗歌中，诉说并抨击混乱，反映乱世民生多艰，揭露官吏昏庸、贪腐的诗不少。他曾任江南浙西道提刑按察使，巡案刷卷中看到的情况，使他愤怒又无奈，作《又巡按即事口号》八首述其事，我们选其中四首来看：
    细民情伪岂难明，黠吏般调起讼争。卷若牛腰不能决，片言折狱反堪惊。
    烦文虚检奸顽吏，错判乔批糊突官。宣化承流到如此，翻言照刷不从宽。
    昭明条画谨钦依，更向何人禀例为。钞法可怜虚十倍，忍令奸滑恣贪欺。
    监临主典共偷钱，举世无言问罪愆。不劾不弹谁任责，无人合在察司前。[70]
    “烦文虚检奸顽吏，错判乔批糊突官”，这背后不知有多少蹊跷，多少弱民蒙受了多少冤屈。原本“片言”可折之狱，弄到了“卷若牛腰”还“不能决”，这其中隐藏了多少说不清的东西，官吏们玩了多少害民的花招。“钞法可怜虚十倍”一首，诗后还有自注：“解库妄增金银价值收买金银，诸人交易文契，不以钞为，则止写诸物，不书价直”。这是一个有良心、有责任感的官员，面对混乱不堪的政务与法制的愤怒和无奈。
    乱世凶险，是元代文学作品诉说的重要内容。在元代这样一个政治极度混乱的时代，所有人都缺乏安全感，上至皇帝、宰相，下至平民，都没有生命保障。非正常死亡的皇帝就有英宗和明宗，宰相有很多非正常死亡。这是元代恶劣政治生态的极端表现。百姓屈死冤死，更是常见。元代朝廷对其官员，特别是外任地方大员，几乎没有控制力。权力在手的官员，为所欲为，生杀由之，官员假借各种名义互相倾轧甚至直接杀戮，时有发生。陶宗仪《南村辍耕录》记载了顺帝至正十六年（1356，丙申），发生在南御史台的一场循环谋杀案：
    至正丙申，御史大夫纳璘开行台于绍兴，于时庆元、慈溪则有县尹陈文昭，本路余姚则有同知秃坚，在城则有录事达鲁花赤迈里古思，皆总制团结民义者。纳璘之子安安以三人为不易制，思有以去之，乃先绐召秃坚至，拘于宝林寺，夜半，率台军擒杀之。从而方国珍亦执陈文昭，沉之海，独存迈里古思一人耳。人皆以秃坚之死，归罪于迈里古思不能力救，殊不知当时之执秃坚，乃所以擒迈里古思也。执秃坚之谋出于潘子素，子素亦为安安缢诸途。执子素之谋出于辛敬所，敬所间关投张士诚，客死平江僧舍。及拜住哥代纳璘为大夫，又不能容迈里古思，挝杀于其私第。拜住哥以弟搠思监拜中书右相，诏入朝。既得罪，兄弟诛戮，家无噍类。但未知安安死所耳。[71]
    这段文字中出现的人物，不算方国珍和张士诚，共9人，不死的，只有纳璘一人。这种官场凶杀，在元代决非个别案例。对官场凶险的恐惧，渴望逃避官场，是元代文人乱世诉说的重要内容，如贯云石[双调·清江引]小令：“竞功名有如车下坡，惊险谁参破？昨日玉堂臣，今日遭残祸，争如我避风波走在安乐窝。”[72]就连一生仕途顺利的姚燧，也有[中吕·醉高歌]《感怀》说：“荣枯枕上三更，傀儡场头四并。人生幻化如泡影，那个临危自省。”[73]查德卿[仙吕·寄生草]《感叹》有一个形象的概括，说是：“如今凌烟阁一层一个鬼门关,长安道一步一个连云栈。”[74]官场如此凶险，退避，在很多元人看来是明智的选择。
    当然，也有的作品是声讨。最有名的是大家熟悉的名氏小令[醉太平]：
    堂堂大元，奸佞专权，开河变钞祸根源，惹红巾万千。官法滥，刑法重，黎民怨。人吃人，钞买钞，何曾见。贼做官，官做贼，混愚贤。哀哉可怜！
    陶宗仪在《南村辍耕录》中说：“右[醉太平]小令一阕，不知谁所造，自京师以至江南，人人能道之。古人多取里巷之歌谣者，以其有关于世教也。今此数语，切中时病，故录之以俟采民风者焉。”[75]堂堂大元，就这样在“贼做官，官做贼，混愚贤”的混乱中灭亡了。
    2.对清平之世的向往
    马致远杂剧《陈抟高卧》，是一部神仙道化剧，但寄托是的是剧作家治世理想。未来的真命天子（剧中赵大舍）未发迹时，对陈抟说：“区区见五代之乱，天下涂炭极矣。常有拨乱反治之志”。而高卧华山的隐士陈抟，实有志于天下：“我往常读书求进身，学剑随时混；文能匡社稷，武可定乾坤。豪气凌云，似莘野商伊尹，佐成汤救万民；扫荡了海内烽尘，早扶策沟中愁困。”（[南吕·一枝花]）在剧中，这些话出自不同人物之口，但表达的都是剧作家马致远的治世理想。至于马致远个人的愿望，就是做治世太平之民：“从今后罢刀兵，四海澄清，且放闲人看太平。”（[赚煞]）[76]安享太平，是乱世百姓的渴望。而有志于功名的文人，往往把个人的功业追求，与天下太平的政治渴望融合为一，希望自己建立不世功业，弥乱致治，使社稷安，百姓乐，如《伊尹耕莘》伊尹所唱：“经纶天地定皇朝，保持的社稷坚牢。调和那盐梅燮理阴阳顺，致令的天地和同风雨调。”（第二折[耍孩儿]）[77]到关中救灾且以身殉职的张养浩，所有的愿望就是让灾民安。在救灾过程中他写了不少作品，其中有[中吕·喜春来]九首，其三其四云：“路逢饿殍须亲问，道遇流民必细询，满城都道好官人。还自哂，只落的白发满头新。”“乡村良善全生命，廛市凶顽破胆心，满城都道好官人。还自哂，未戮乱朝臣。”[78]他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让灾难尽快过去，百姓安康，重现清平之世。他因此总觉得自己力不从心。
    呼唤传统的回归，渴望道德的重建，是元代文学特别是元杂剧突出的内容。不管前期后期，不管历史剧、公案剧、家庭剧，不变的宗旨是要恢复秩序。历史剧，奸臣乱政，朝廷秩序或政治秩序被破坏，惩罚了奸臣，恢复朝廷秩序，或者坏人被惩处，好人终得好报，社会良序恢复。宫天挺《严子陵垂钓七里滩》写汉光武灭了王莽，重建大汉，四海清平：
    为民的乐业在家内居，为农的欣然在垄上耕，从你为君社稷安，盗贼息，狼烟静。九层春露都恩到，两鬓秋霜何足星？百姓每家家庆，庆道是民安国泰，法正官清。（第三折[四煞]）[79]
    历史剧的剧情千差万别，但不变的是忠奸分辨，善恶彰明，灾难消除，恢复世道之清平。公案剧始则恶人横行，善良受欺，经过一番抗争，有清官断案，除强扶弱，或者昏官断案，造成冤狱，最后由清官巡按，得以翻案，恶人和昏官受到惩罚，正义得以伸张。家庭剧也是如此，总是有坏人祸乱家庭，使家庭出现问题甚至遭灾。经过一番曲折，惩罚了祸乱家庭的坏人，使家庭恢复秩序。这些都为人们所熟知，无需举例。总之，元杂剧不变的宗旨，是恢复秩序。杂剧作家们致力的，是社会重建而不是打破秩序。
    诗人们以多种方式表达对清平之世的向往。陈义高《旧扇吟寄程雪楼廉使》诗，题扇寄廉访使程钜夫（号雪楼），希望他能扇其世间清风：“去秋藏箧中，依旧明月在。携持骨格轻，发挥力量大。四海蒙清风，炎官悉除害。不以用舍期，握手永相爱。”[80]元代题画诗发达，文人绘画，有时是寄托自己的理想，题画诗，也因画发挥，表达对画境的向往，向往画中清平世界，如曹伯启《题宋成之画马卷》：“奚官珍重玉花骢，纵意清涟碧草中。幸际四庭烽火静，不须腾踏待秋风。”[81]太平之世，没有战争，马无需驰骋于高秋大漠，安享太平。同样是题画诗，王冕《村田乐祭社图》把太平之世写得很具体，感叹画中境界的可望难求，表达对清平之世的向往：
    春风吹晴杏花雨，东村西村鸣社鼓。长旂翩翩导前路，乐舞于于成队伍。冠带郎君颜貌古，插竹簮花相媚妩。……桑柘影斜山日暮，醉饱归来同笑语。田家之乐乐如许，正是太平无事处。孰知异世多官府，村乐荒凉无此举。大家役役如征戍，小家戚戚驱儿女。白日康庄猰貐多，黔黎尽作逃亡户。云林丛社能识取，抚绥宁信巅崖苦。按图阅景自凄楚，谁是龚黄谁卓鲁。[82]
    龚、黄即汉代龚遂、黄霸，两人均清廉，善治地方，为汉代著名“循吏”。卓、鲁则是卓茂、鲁恭，也是汉代名臣，两人均在地方推行礼治，所治地方风化大兴。王冕观画感叹：理想乐国只在画里。面对画中清平世界，回顾现实，感到凄楚。王冕想象美好而丰富，在他之前，刘因的想象比他还丰富：王冕是一重想象，刘因则是两重想象：刘因也是题画，只是画中美好的世界在天上，其《明河秋夕图》写道：“昆仑西头风浪平，辨我一舟莲叶轻，浩歌中流击明月。九原唤起严君平，人间此水何时清。”[83]人间水清，是无限的向往，又似乎因不可期待而无奈。诗人对清平之世的向往往借题画表达，也是很值得思考的。
    总之，元代文人用各种方式，期待着、追求着政治的清明、天下的清平，表达着他们的厌乱思治之情。
    注释：
    [1]西方文学研究也有“厌乱思治”之说，如研究莎士比亚者认为：“把这些历史剧连贯起来看，莎士比亚对于这一段英国历史是有一个总的看法的。这是一个处身于伊丽莎白朝盛世的英国人的看法，即厌乱思治，拥护一个能平定诸侯的强有力的中央政权，以昔日之乱为镜子对照今天之治而庆幸自豪。”王佐良：《王佐良全集》（第1卷），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6年，第45页。
    [2]郭预衡：《中国古代文学史长编》（第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668页。
    [3]彭定求等校点：《全唐诗》卷475《鸳鸯篇》，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5398页。
    [4]姚奠中：《元好问全集》（下），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29页。
    [5]李渔著，江巨荣、卢寿荣校注：《闲情偶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23-24页。
    [6]徐沁君：《新校元刊杂剧三十种》，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44页。
    [7]这两句话随杂剧演出而广为传播，后世又编入《增广贤文》，在古代变得家喻户晓。
    [8]蓝立萱：《汇校详注关汉卿集》，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311页。
    [9]徐沁君：《新校元刊杂剧三十种》，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311页。
    [10]徐沁君：《新校元刊杂剧三十种》，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427页。
    [11]黄淮、杨士奇等：《历代名臣奏议》卷67，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64年，第932页。
    [12]程俊英：《诗经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572-574页。
    [13]吕祖谦：《吕氏家塾读诗记》卷15，《四部丛刊》影宋刊本。
    [14]郭茂倩：《乐府诗集》卷59，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861页。
    [15]俞绍初辑校：《建安七子集》，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84页。
    [16]蔡梦弼：《杜工部草堂诗笺》卷25，《古逸丛书》覆宋麻沙本。
    [17]赵翼著，霍松林、胡主佑校点：《瓯北诗话》卷8，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第117页。
    [18]李军、施贤明校点：《戴良集》卷21《鹤年吟稿序》，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9年，第238页。
    [19]程敏政：《篁墩程先生文集》卷33《元万户吴公与富溪程北山处士诗引》，明正德二年刻本。
    [20]詹锳主编：《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第2册），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6年，第807页。
    [21]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卷37，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527页。
    [22]司马迁：《史记》卷126，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197页。
    [23]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周易正义》卷8，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85页。
    [24]蔡沈注，钱宗武、钱忠弼整理：《书集传》，南京：凤凰出版社，2010年，第1页。
    [25]杨伯峻：《孟子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55页。
    [26]王先谦：《荀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152页。
    [27]孙诒让：《墨子间诂》，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268页。
    [28]程颢、程颐著，王孝鱼点校：《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313页。
    [29]查洪德编校：《姚燧集》卷15《中书左丞姚文献公神道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第221页。
    [30]宋濂等：《元史》卷4《本纪第四》，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57页。
    [31]苏天爵辑撰，姚景安点校：《元朝名臣事略》，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238页。
    [32]李谦：《中书左丞张公神道碑》，苏天爵：《元文类》卷58，《四部丛刊》影印元至正本。
    [33]苏天爵辑撰，姚景安点校：《元朝名臣事略》，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261、262页。
    [34]许衡：《鲁斋遗书》卷7《时务五事•立国规摹》，《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91册），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382页。
    [35]郝经：《陵文忠公陵川文集》卷18《思治论》，《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91册），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641、641-642、642页。
    [36]郝经：《陵文忠公陵川文集》卷32《立政议》，《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91册），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764页。
    [37]郝经：《陵文忠公陵川文集》卷24《上紫阳先生论学书》，《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91册），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687页。
    [38]查洪德编校：《姚燧集》卷15《中书左丞姚文献公神道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第217页。
    [39]徐沁君：《新校元刊杂剧三十种》，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577页。
    [40]马致远著，刘益国校注：《马致远散曲校注》，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第83页。
    [41]徐沁君：《新校元刊杂剧三十种》，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456、460页。
    [42]臧晋叔：《元曲选》（第4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717页。
    [43]刘因：《静修先生文集》卷17《易州太守郭君墓志铭》，《四部丛刊》影印元宗文堂刊本。
    [44]刘因：《静修先生文集》卷1《翟节妇诗并序》，《四部丛刊》影印元宗文堂刊本。
    [45]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卷10《平章宋公》，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201页。
    [46]傅丽英、马恒君校注：《马致远全集校注》，北京：语文出版社，2002年，第111页。
    [47]宋濂等：《元史》卷82《选举志二》，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2051页。
    [48]魏崇武、周思成校点：《胡祗遹集》卷8《送冯寿卿之官无极令序》，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年，第234页。
    [49]姚奠中：《元好问全集》（上），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57页。
    [50]杨奂：《还山遗稿》卷上《射虎记》，《适园丛书》本。
    [51]魏崇武、周思成校点：《胡祗遹集》卷23《民间疾苦状》，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年，第489页。
    [52]宋濂等：《元史》卷156《董士选传》，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3677页。
    [53]程敏政《明文衡》卷一，《四部丛刊》景明本。
    [54]黄淮、杨士奇等：《历代名臣奏议》卷67，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64年，第932页。
    [55]黄淮、杨士奇等：《历代名臣奏议》卷67，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64年，第946页。
    [56]陆文圭：《墙东类稿》卷5《送李良辅同知北上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94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585页。
    [57]叶子奇：《草木子》卷4，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81页。
    [58]宋濂等：《元史》卷158，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3717页。
    [59]揭傒斯著，李梦生标校：《揭傒斯全集》卷4，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310页。
    [60]叶子奇：《草木子》卷4，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81页。
    [61]黄淮、杨士奇等：《历代名臣奏议》卷67，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64年，第949-950页。
    [62]苏天爵编：《元文类》卷39，《四部丛刊》影印元至正本。
    [63]查洪德编校：《姚燧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第446页。
    [64]隋树森编：《全元散曲》，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第669页。
    [65]王冕：《竹斋集》卷下，《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33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72页。
    [66]廼贤：《金台集》卷1，《元人十种诗》，北京：中国书店，1990年，第324-325页。
    [67]宋濂等：《元史》卷202《释老传》，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4521-4522页。
    [68]黄淮、杨士奇等：《历代名臣奏议》卷67，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64年，第955页。
    [69]魏崇武、周思成校点：《胡祗遹集》卷8《斡哩监司诗卷序》，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年，第222页。
    [70]魏崇武、周思成校点：《胡祗遹集》卷7《又巡按即事口号》，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年，第165-166页。
    [71]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23，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83-284页。
    [72]隋树森编：《全元散曲》，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第368页。
    [73]隋树森编：《全元散曲》，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第210页。
    [74]隋树森编：《全元散曲》，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第1156页。
    [75]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23，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83页。
    [76]傅丽英、马恒君校注：《马致远全集校注》，北京：语文出版社，2002年，第96、100、97页。
    [77]冯俊杰校注：《郑光祖集》，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408页。
    [78]张养浩著，王佩增笺：《云庄休居自适小乐府笺》，济南：齐鲁书社，1988年，第49-50页。
    [79]徐沁君：《新校元刊杂剧三十种》，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632页。
    [80]陈义高：《秋岩诗集》卷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02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678页。
    [81]曹伯启：《曹文贞公诗集》卷9，《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02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525页。
    [82]寿勤泽点校：《王冕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203-204页。
    [83]刘因：《静修先生文集》卷5，《四部丛刊》影印元刊本。
    作者简介：查洪德，供职于南开大学文学院。
    原载《中山大学学报》201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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