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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得坦白，《太原劫》不是按照中篇小说的艺术特点写的，她是我尚未完成的长篇小说《沦陷日》的开端部分，并且，作为小说的开头，她已经是第四稿了。一个长篇的开端重写四次，这并不是什么文学实验，甚至实在的原因跟文学没并有什么干系，——真正的原因是第一次写到两三万字的时候，人突然忙起来了，于是不得不暂时搁笔，等忙完，已经是几个月之后了，再次坐下来翻开旧稿，史料也淡忘了，情绪也淡漠了，好比面对一个很多年不见的朋友，诚心想聊一聊，却发现分别的太久，已经没有什么共同的话题了。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原因如出一辙。我并不是想抱怨什么，作为一个没有作家职称的参公人员，同时因为作品影响而兼任了很多的社会职务，无论忙本职工作还是尽社会责任，都是我自己的人生选择，不能像职业作家那样全身心地搞创作，是必然的。然而，正是这样的人生选择影响了我的文学观念，我忙得没时间写东西，但也不像职业作家那样发愁没东西可写，只要有时间坐下来，就有用不完的故事和人物，并且，他们都是与时代同步调的。这也使我形成了关注大众，同时为大众写作的文学观。《太原劫》虽然是历史小说，但她依然是在这个文学观念指导下完成的。 近些年，因为步入中年而对历史题材更感兴趣，大约从六七年前，我开始研究抗战和书写抗战。多年的打通史料，我发现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虽然遍地都是汉奸，但主体上都是成建制的旧军阀部队、国民党部队和豪绅的地方武装，并且其中很多国民党的部队是“奉命投降”，即所谓的“曲线救国”。而在中国的大小城市，还有乡村社会，除了地痞无赖无业流民外，其实士绅阶层、读书人和普通老百姓当汉奸的是很鲜见的，除非是被迫，还有是当卧底为党传递情报的，并且很多人宁死都不失节。这其中的原因，一方面是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的民族气节和爱国大义根深蒂固，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明里暗里、广泛深入的抗日宣传和鼓动，给予了中国老百姓在亡国灭种、风雨飘摇的黑暗时代以强大的信心和感召。在我们山西的沁源县，整个日据时期，一个当汉奸的都没有，得到毛泽东主席在解放日报上的高度赞扬，就是这个原因。 我的长篇小说《沦陷日》最初的创作冲动，就是想写一部山西人民在看不到抗战希望的艰难岁月里，千方百计保持民族气节的故事，这个创作计划被列入中国作协2015年重点扶持项目，重写了四次开端，都因为没有大块的创作时间而一再搁笔。在这部书的结尾，一个来到太原走亲戚的纨绔子弟炸掉了宪兵队，营救出了被关押的国共抗战人士，自己却被日本人残忍尸解。熟悉他的人们震惊之余，也知道了他是地下党派来专门搞营救的，从而更加坚定了跟日本人的奴化统治和奴化教育做斗争的信心。《太原劫》只是这个故事的开端，总是能够在劫难中涅槃重生，是中华民族最让侵略者胆寒的特质。 乙亥中秋写于晋学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