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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为儿童服务的根本遵循，儿童文学以发现与表现童年生命为艺术主旨，其文类的独特性审美内涵便来源于此。儿童文学的美学气质突出彰显为一种生动的童年精神。从本质上讲，童年精神宇宙、风气、性格、高度等直接影响了儿童文学的美学形态。童年精神是一个社会性、历史性的范畴，是人类自我认知及其水准的一个征候，特别表现在对童年自我的发现与理解上。童年精神是一个重要的价值命题，是营造人类健康精神生态必需的要素构成。童年精神富含抽象性特质，但也充满了时代性、地域性、国别性的差异文化内涵，本质上讲是一种文化创造。儿童文学是生成与映现童年精神最集中典型的一个领域，是一国之童年文化创造力水平的主要标志。 愈是在一个长时段看取儿童文学的发展形态，其童年精神的气质与面貌则愈益明朗凸显，有助于我们从更为纯粹澄澈的维度对原创儿童文学的艺术追求作出价值判断，也更有利于清晰透彻地对其内涵不足方面作出积极的价值引导。 儿童文学是爱的文学。“爱”是世间绵延生命、推动儿童健康成长的第一动力。爱是被召唤的，但更是无私的给予。爱是本能，但更是创造。我国现代原创儿童文学从诞生起，便主要用爱与美来建造明净的童年世界。叶圣陶的《小白船》堪称代表。随后冰心创立了“爱的哲学”，“有了爱便有了一切”成为一个世纪以来我国儿童文学创作的精神指针。儿童文学的东方大爱，铸就了中国儿童文学童年精神的主要文化内涵。浓郁的爱的旋律与主音始终响彻在儿童文学世界的内部，它既建构出以儿童为中心的生命世界的底色，又将成年人对爱的高度情感与思想认同积极传递给了孩子。爱的儿童文学，更多价值并不是儿童被爱，而是潜移默化影响儿童自身成为施爱的主体。“爱”是世界儿童文学通约性的主题，但是厚重的东方意蕴的大爱却只能纯粹体现在中国儿童文学中，因为它深植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国的人民性、中国的人伦道德之美中。严文井的《小溪流的歌》、金波的《盲孩子和他的影子》、曹文轩的《青铜葵花》等，都以童年视角表达生命大爱，用文字描摹出筋骨里浸透着爱与生命同情的文明国度，并将如此“人情、人性”广布于地球宇宙。作家们将儿童文学的大爱发扬为民族文化精神。 儿童文学是一个永恒的童真世界。童年本身是人生线性过程的一部分，它必然要逝去。童年的固持只在人的记忆中，然后可以化于艺术形态永久存在。现代以来自觉的儿童文学的出现，其根本价值就在于发现、肯定、映现、再造了童真世界。这个世界可以是每个人的精神家园。从小到大，我们都可以在其中欢乐与安顿自己。儿童文学是童年记忆的栖息地，它是郁郁葱葱的森林，又是童心灿烂的花园，其基质是唯美浪漫与单纯快乐。70年来，一代代儿童文学人用童真的情感与智慧努力培育与浇灌着这片精神园地。张天翼的《宝葫芦的秘密》、陈伯吹的《骆驼寻宝记》、金近的《狐狸打猎人》、包蕾的《猪八戒新传》、郭风的《孙悟空在我们村里》、任溶溶的《没有不好玩的时候》、鲁兵的《下巴上的洞洞》、孙幼军的《小布头奇遇记》、樊发稼的《故乡的芦苇》、张秋生的《小巴掌童话》、柯岩的《妈妈不知道的事情》、高洪波的《樱桃雨》、郑春华的《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汤素兰的《奇迹花园》、王一梅的《鼹鼠的月亮河》、陈诗哥的《童话之书》、汤汤的《水妖喀喀莎》等等，大量的优秀儿童文学都是对童年生命体验的自由表达，创造出中国儿童文学繁花似锦的童年乐园。 儿童文学的艺术突破主要在解放童年与发展童年，有关儿童主体性内涵的勘探与拓展是童年精神的主轴。百年来我国现代儿童文学从发生到发展，在时代、社会的洪流巨变中，努力从思想启蒙、国家、民族、人性、文学、儿童个体成长等多个维度去思考建构儿童的主体性。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的演变史，也就是儿童主体性的建设历史。特别是新时期以来，在思想解放的大语境中，儿童文学实现了“回归儿童”与“回归文学”的双重价值调整，在“儿童本位”思想内涵的拓进上有本质突破。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儿童小说领域塑造出一系列富含个性的儿童人物形象，充满了独立自主的声音表达。刘健屏写于1982年的《我要我的雕刻刀》就是一篇标志性作品，作品题名直接就用孩子的口吻去对世界作出宣告。随后，范锡林的《一个与众不同的学生》、庄之明的《新星女队一号》、李建树的《蓝军越过防线》、铁凝的《没有纽扣的红衬衫》等都延伸了对新儿童形象认同的理念，共同标志着崭新的时代儿童观已经形成。1984年6月文化部在石家庄召开全国性儿童文学理论工作会议，这次会议的一个重要议题就是讨论“80年代少年儿童的特点和如何塑造新的人物形象”。 在童话领域，儿童主体性的觉醒与倡扬主要通过人物形象与美学风格的革新实现，其中的关键价值要素是“游戏精神”。以郑渊洁的“皮皮鲁”为代表的“热闹派童话”的崛起，暗含着儿童主体性演进的必然轨迹。上天入地，天马行空，童话逻辑无法之法，这类童话以儿童身心的自由舒展、能量的巨大释放表达对儿童主体性的吁求与实现。 上世纪九十年代秦文君的《男生贾里》在儿童主体性的解放道路上又是一部标志性作品，作者以轻喜剧的幽默风格、平民化的视角去彰显一个真实普通孩子的英雄梦想。故事写作更多以日常化情境与细节切入，形象塑造明显由表入里，逐步进入儿童生活进程内部去引导与建设儿童的自主性。到了2003年，出现了杨红樱的《淘气包马小跳》，这个系列持续发酵升温，创造了原创儿童文学的销售神话，带动了童书产业的发展。不管学界与业界对这个系列持有怎样差异化的理解与争论，“马小跳”在我国儿童文学人物形象画廊上确是一个标志性人物，代表了一个时期儿童观的进步状态。但实际上关于如何解放童年与发展童年，在淘气包类的童书畅销之后，儿童主体性的内涵怎样拓展拓新，成了摆在原创儿童文学领域面前一个巨大的难题。 童年精神的另一维度是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中获得的。这表明，童年精神绝不是抽象自足的，它同样需要依托人类一切诗性哲性的思想成果。但这类创作对艺术感觉、艺术突破要求非常高，也很难，做不好极易导致生硬牵强之感。而随着幻想文学在世界范围内掀起的热销浪潮，本土幻想儿童文学的发展路径一段时间以来成为热议的话题，由此便带出了深植本土文化、探求文化之根的问题。新世纪以来陆续有作家开始创新实验，特别近年来愈益增多，但能够较典型地将“传统”寄寓“童真”，获得二者精神气质深度融合的优秀作品并不多见。这需要高度的创造力。 由于童年精神的表达始终是成年人所为，因此怀旧情感与记忆性写作经常会占据儿童文学的半壁江山。也即，作家通常会写“过去的童年”，这个童年是他（她）自己的。这类书写的童年精神携带着浓浓的历史味道，而故土情怀往往又与家国意识密切相关，因此极富价值传承与社会文化意涵，但其存在的主要问题就是如何对接今天的儿童。近年来，深入自我历史的写作愈来愈多，这一转向映射出作家们努力追求儿童文学的“重量”，力图从多个维度去改变新世纪以来童话较为单一的美学生态。以张之路的《吉祥时光》、黄蓓佳的《童眸》等为代表。 童年精神内在具有自我反思与自我批判精神，特别是“童真”的审美情感自然秉具巨大的精神力量，是治愈现代性社会发展中所存在痼疾的良药。中国儿童文学在此方面的开掘有代表作家作品，如邱易东的童诗，常新港的儿童小说，还如麦子的《大熊的女儿》、汤素兰的《犇向绿心》等。此外动物文学的积极发展开辟出反思性童年精神的新领域，如沈石溪、黑鹤等的创作。 （本文系2015年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文艺评论价值体系的理论建设与实践研究”（15JZD039）子课题的中期成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