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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者简介】高建平，1955年3月生于江苏扬州，1996年获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美学博士。1997年起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历任副研究员、研究员、文艺理论研究室主任、副所长、所学术委员会主任。现任深圳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兼美学与文艺批评研究院院长，同时担任中华美学学会会长，中国中外文论学会会长，曾历任国际美学协会秘书长、会长。 高建平研究员一直在美学与文艺理论界耕耘，他力图融汇中西，注重理论与时代、理论与社会现实的结合，著有The Expressive Act in Chinese Art（《中国艺术的表现性动作》）（英文）、Aesthetics and Art （《美学与艺术》）（英文）、《画境探幽》、《全球与地方：比较视野下的美学与艺术》、《美学的当代转型》、《西方美学的现代历程》、《回到未来的中国美学》、《美学的深度与宽度》、《中国艺术：从古代到当代》等著作。 文艺是社会发展最敏感的神经，文艺创作的繁荣、文艺理论的建设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当代中国文艺理论伴随着新中国的成长，也走过了一段砥砺奋进的历程。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回望七十年文论的发展历程，可以有助于我们更加自觉地推进当代中国文论的建设。为此，中国社会科学网记者专门采访了著名美学家、文艺理论家高建平研究员。 七十年砥砺奋进 中国社会科学网：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从1949年到2019年，70年砥砺奋进，国家和社会发生了历史性巨变，中国的文学理论研究也实现了跨越性变迁。中国文学和文学理论的70年，与国家和社会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您认为这70年间的中国文艺理论大致经历了哪几个发展阶段？每个阶段各有什么样的特点？ 高建平：站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这一时间节点上，回望过去70年文学理论的发展历程，有很多感慨。我想将这70年分为五个阶段，即“新开端、新变化、新时期、新世纪、新时代”。这五个阶段各有其特点。 “新开端”，是指从1949年开始到1956年这一段时间。1949年，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取得全国的胜利，相继进入了北平、天津、南京、上海、以至广州、重庆这些大城市，开始领导全国的文艺事业。新中国成立以后，在50年代初面临着对大学课程进行改造的任务，对文学理论的发展提出了要求。由于城市的文化生活需要和大学教学改革的需要，文艺理论被放到了突出的地位，这是新中国文学理论的开端。因此，这一时期的文学理论，是适应这两点要求而出现的：第一，改造文学理论学术体系，以期对现有的文学现状进行改造，使之适应新社会的新要求。第二，建立文学理论学科，使之进入到大学的文科教育体系之中。 在这一时期，文艺界一方面继承中国共产党过去领导文艺的经验，在全国加以推广；一方面在中苏友好的大环境下，学习苏联的经验。体现到大学的文学理论教学中，就是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当时国家领导人和文艺界领导人的一系列讲话，与从苏联引进的文学理论教材和苏联专家授课所带来的教材体系的结合。 此后，大致从1956年开始，文学理论界有一些新的变化。我将从这时开始的阶段称为“新变化”，主要指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一方面保持从苏联引入的教材体系，一方面逐渐在这个体系中进行增删的过程。首先，这一时期开始克服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创作方法上，在原有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基础上，在1958年提出了“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两结合”的创作方法。在处理古今中外的关系上，于1964年提出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继50年代引进苏联教材之后，到了1961年，中央统一部署文科教材的建设，开始启动由以群担任主编的《文学的基本原理》和蔡仪担任主编的《文学概论》的编写。 第三个阶段是“新时期”。在文艺界确立了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二为”方针。在文学理论界也有着许多新的变化。当时在“改革开放”的大形势下，引进了西方的一些批评流派。同时，中国古代文论也开始大举进入到大学课堂之中。 第四阶段是“新世纪”。世纪之交，文论界有一些新气象。一方面，倡导“与世界接轨”，同时，与世界对话的局面也逐渐形成。在整理研究古代文论方面，从世纪之交开始，出现了多卷本的审美观念史、审美风尚史、中国古代文论史、中国文论范畴史等研究著作，标志着这方面的研究走向深入。 第五阶段是目前正在展开的文论研究的“新时代”。在“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基础上，中国立场得到了突出的强调，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论的话语体系成为一个中心任务。 中国社会科学网：在文艺创作和批评界，出现过哪些对后来的文学发展产生深远影响的重要事件？ 高建平：纵观这70年，对文学发展产生深远影响的重要事件很多。历史就是由这些重要事件的连接而构成的。由于文论与社会生活的密切联系，实际上，历史上的一些重大事件，也同样是文论的重大事件。例如，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此后诸如“抗美援朝”、“三反”“五反”运动、“大跃进”、“文革”、“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及此后的经济政治的发展，国家的变化，都对文论有着深远影响。在这里，我想列举几个更为直接的文学和文论史上的标志性事件： 第一，1949年7月2日至19日在当时的北平召开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史称“第一次文代会”。这次会议在历史上称为“会师”的大会。来自解放区的作家与来自原“国统区”的革命作家在这次会上“会师”。“会师”后就开始了整编，形成了新中国文艺建设的一支队伍。 第二，1956年4月2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应该成为我国发展科学、繁荣文学艺术的方针。随后展开了关于“双百”方针的讨论和贯彻。轰轰烈烈而又影响深远的“美学大讨论”，以及文学界的一些重要讨论也由此展开。 第三，1962年4月，中共中央批准中共中央宣传部定稿的《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草案）》，简称“文艺八条”。对此后文艺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第四，1965年11月，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1966年2月江青以林彪委托的名义在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1966年11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贯彻毛主席文艺路线的光辉样板》，文中提到几部作品，由此形成“八个样板戏”的说法。 第五，1977年12月31日《人民日报》和1979年1月《诗刊》第1期发表了《毛主席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由此开启了对“形象思维”的大讨论。1979年10月，邓小平在“第四次文代会”上致词，提出“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1980年7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正式提出了“二为”方针。经过从1977年至1980年的过渡，文艺理论的面貌有了很大的改观，有效地推动和保证了“新时期”文学的发展和繁荣。 第六，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提出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创作更多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此后，习近平总书记又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文艺的讲话，对指导文艺理论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