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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中国的建设和发展过程中，文学艺术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文艺理论的发展变化具有某种典型意义，从中可以分析出中国社会在现代化过程中的复杂性和特殊性。70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虽然历经了曲折、坎坷，依然实现了充分发展，获得了从单一模式到多种模式的重大突破。特里·伊格尔顿曾指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有政治学、意识形态、经济学和人类学四种阐释模式。这几种理论阐释模式在中国都有着自身特点和独特贡献。与此同时，这几种模式并非简单的取代与被取代之间的关系，也绝无优劣之别。只能说，在不同历史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有着不同的模式表征。政治学模式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第一个模式。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文艺治理方式发生了根本转变，呈现了多重论争的意识形态模式，形成了经济学模式。人类学模式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最晚近的模式。在新时代语境下，人类学模式可以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进一步发展提供一种新思路。 后殖民语境与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政治学模式 有学者认为，苏联模式是新中国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起始，其影响旷日持久，弊病深重。实事求是地说，这种看法似乎过于简单了。新中国成立伊始，由于社会主义审美文化建构缺乏经验和理论准备不充分，我们需要学习、引进和吸收苏联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但我们的文艺理论与“苏联模式”始终存在着一定差异。 对中国来说，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是“舶来品”，它只有对接中国文艺理论的优秀成果，合乎中国社会人民大众的情感结构，才能在中国的文化土壤中站稳脚跟。在中华传统文艺观念中，文艺与“载道”“美刺”等重要的政治功能紧密相连。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也使得当时先进的文化观念不能不具有破旧立新的革命理想、“为底层发声”的坚定意志，而这些特质具有明显的后殖民语境。鸦片战争以来，随着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惨痛遭遇激发了中华民族特别是底层劳动人民强烈的抵抗意识，形成了风起云涌的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运动。在这样的情境中，为底层人民发声，激发底层人民强烈的斗争意识，不仅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完全正当的。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第一个成熟成果，正是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命运最为惨烈的历史时期形成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成为新中国文艺工作的指导思想，是指导新中国文艺理论和文艺工作的范本，是在深刻的中华文化土壤和特殊的历史语境中形成的。 政治学模式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第一个模式，也是奠基模式，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中占有主导地位。由于社会形态和文化领导权的差异，政治学模式的中西方学术话语表征略有不同。在西方理论界的学术话语中，政治学模式主要表征为通过文艺观念的政治批评功能实现无产阶级和人类的解放。在中国则主要表征为把文艺作为无产阶级政党和人民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推动社会变革和历史进步。改革开放以后，一些学者仍然坚持从政治学角度解释文艺现象，归结起来主要有三种论证方式。一是按照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结构的理论论述文艺与政治之间的关系；二是基于文艺意识形态本性论证文艺的政治功能；三是论证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革命性。 文化经济语境与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意识形态模式和经济学模式 在我国，文化治理进入文化经济时代的转变不是短期内完成的，而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国家经过了一段时间探索做出的关键抉择。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根本转变，文化治理方式进入了文化经济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呈现出多种模式。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以政治学模式为主。虽然一些学者对文艺意识形态本性有着一定体认，但还不能准确的区分“文艺是社会意识形态”和“文艺为政治服务”两种话语的差异。改革开放以后，朱光潜提出了把“意识形态”从“上层建筑”中剥离的主张，认为“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同属社会存在，“意识形态”则属于社会意识，提出了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意识形态或者物质生活、政治生活、精神生活三分法。目前学界比较一致的看法是“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两分法依然是成立的。学术界同时认为，上层建筑又可以分为制度上层建筑、思想上层建筑两个组成部分，“意识形态”理应属于思想上层建筑，“政治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有明显区分，但也有密切联系。 此后，中国文艺理论界和美学界对于文艺是否具备意识形态性、具备怎样的意识形态性、属于何种意识形态性等问题开展了大量研究，形成了以“审美意识形态”论为代表的理论成果。但不同学者对“审美意识形态”的阐释存在很大差异。文艺与意识形态的关系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核心问题，是无论哪一种研究模式都不可能绕开或规避的文艺意识形态本性。 文化经济时代到来后，我国学者加强了文艺的精神产品维度研究，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经典马克思主义文艺生产学说的阐释。依据《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资本论》《剩余价值理论》等著作，我国多位学者力求全面系统地阐释马克思主义文艺生产学说。二是“文化唯物主义”合理内核的借鉴。一些学者借鉴了国外学者提出的“文化唯物主义”学说，尝试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观念进行更新。三是社会主义及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艺术生产的理论阐释。 经济学模式是文化经济时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的重要标识。只有充分研究文化经济条件下的艺术生产方式，才能获得中国审美现代性中情感结构的准确认识，从而深刻理解和践行“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这一崇高使命。 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人类学模式的产生及其在新时代语境的发展 人类学模式是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界的重要范式，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传统。但在中国，这一模式还非常年轻，至今仍然处于探索阶段。20个世纪90年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人类学模式开始萌芽。21世纪临近和伊始，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人类学模式开始形成。一些学者先后对“艺术人类学”或“审美人类学”进行了详尽的学科论证。蒋孔阳、郑元者提出，马克思主义人类学是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基础和根据。赵宋光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人类学研究入手，对审美人类学研究的整套学理体系和内容进行了详尽阐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化既是历史的、也是当代的，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只有扎根脚下这块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文艺才能接住地气、增加底气、灌注生气，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在这个意义之上，新时代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就要以中国社会现代性转型为背景，以中国现代性审美经验为基础，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借鉴国外理论资源，形成当代中国风格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模式。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指导下实现中国现代性审美经验的理论提升，审美人类学具有理论上的优先性和重要性。正是沿着这样的思路，本文作者提出了“乡愁乌托邦”以及由“红色乌托邦”和“乡愁乌托邦”组成的“双螺旋结构”等命题。 结论 在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存在和发展,以及理论上重大问题的创新，都始终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过程紧密联系在一起。文学艺术中理论问题的研究和讨论，成为改革开放和中国社会发展的先导。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探讨和发展，成为改革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社会发展和变迁的先锋力量。 文学艺术社会功能的研究，或者说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政治属性，是新中国70年来贯穿始终的一条红线。从历史的纵向坐标看，首先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政治学模式占主导地位，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审美意识形态”“艺术生产论”先后出现；各种试图替代和消解马克思主义主导地位的文艺理论也层出不穷。我们认为，文艺理论的“向内转”或者说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各种疏离政治的理论其实质是具有政治性的，是政治倾向和学术立场的一种否定性的表征模式。随着以人民的审美经验和审美需要为中心的文艺理论逐渐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出现了新的“政治转向”，进一步为积极回应时代问题、促进人民的事业的不断发展做好服务。 正如特里·伊格尔顿所说，人类学模式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是四种模式之中“最有抱负”的理论模式。它一方面以对地方性审美经验的阐释为基本目标，又在哲学人类学意义上思考社会的未来和现实中的乌托邦冲动，是一种具有鲜活时代性和努力在“道”的层面反思当代审美经验的理论努力。这样的理论努力可以在深入阐释当代审美经验的基础上，重新思考“美好的未来是否仍然是可能的？”这一哲学人类学命题，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构提出学理上的根据。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当代美学的基本问题及批评形态研究”研究成果。项目编号：15ZDB023】 （作者单位：王杰，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石然，杭州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