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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文学与共和国一起走过了70年的辉煌历程。70年来，在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扶持下，少数民族文学事业蓬勃发展，各民族作家快速成长，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和电影文学佳作迭出，文学理论与批评不断深化，各民族优秀文学遗产的保护、传承成效显著。少数民族文学在增强各民族四个认同意识，促进各民族团结进步，加深各民族之间交流互鉴，讲好中国故事，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突飞猛进的前十七年 1949年，《人民文学》“发刊词”提出了少数民族文学概念，确立了少数民族文学在中国文学整体格局中“新文学”的属性和在中国文学学科体系中的地位，这是中国文学史上的重大事件，表明了党和国家促进各民族文学共同发展的明确意图，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得到了充分的制度保障，少数民族母语文学创作和汉语文学创作快速发展。在母语文学创作方面，蒙古文《内蒙古文艺》（1950，后改为《花的原野》）、维吾尔文《塔里木》（1951）、朝鲜文《延边文学》（1951）、哈萨克文《曙光》（1953）等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文学期刊纷纷创刊，《内蒙古日报》《西藏日报》《新疆日报》《东北朝鲜人民报》等报纸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版的“文艺副刊”也成为少数民族文学作品发表的重要阵地。纳·赛音朝克图、巴·布林贝赫、敖德斯尔、恰白·次旦平措、班觉、铁依甫江·艾里耶夫、克里木·霍加、库尔班阿里、乌玛尔哈孜·埃坦、郝斯力汗、巩盖·穆哈江、热合买托拉·艾甫西，朝鲜族诗人金哲、金学铁、李根全、吴其拉达、康朗甩等，都是深受本民族读者喜爱的母语作家和诗人。汉语文学创作方面，《草原》《天山》《边疆文艺》《山花》《四川文学》《广西文学》《青海湖》《宁夏文学》等民族地区文学期刊承担起扶持本地区多民族文学发展的重任。《人民文学》《诗刊》《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在引领少数民族文学发展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1950年《人民文学》第1期发表了陈清漳、鹏飞、孟和巴特、达木林等翻译、整理的《嘎达梅林》，1952年《人民文学》第1期发表了蒙古族作家玛拉沁夫的小说《科尔沁草原的人们》、哈萨克族诗人布卡拉的哈译汉诗歌《复仇的姑娘》、苗族诗人永英的诗歌《我们是一群苗家》，少数民族民间文学和作家文学成为共和国文学大花园中的灿烂花朵。 少数民族作家文学从一开始就作为新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到重视，并被赋予了特殊使命。因此，《人民日报》称赞《科尔沁草原的人们》这篇“新型文学”“写了新的主题、新的生活、新的人物，反映了现实生活中先进的力量，用新的伦理和新的道德精神教育人民”。这五个“新”，代表了国家对少数民族文学思想内容价值评价的基本取向。正因如此，在1953年第二次文代会题为《为创造更多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而奋斗》的报告中，周扬将少数民族文学的崛起称为“文学领域中的值得特别注意的现象”，他从少数民族作家队伍、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的思想内容、少数民族文学历史三个方面，高度评价了少数民族文学在中国文学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的重要地位，称赞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出现了“新的少数民族的作者”，“他们以国内各民族兄弟友爱的精神，创造了少数民族人民中先进分子的形象，真实地描写了少数民族人民生活的新旧光景”，“他们的作品标志了国内各少数民族文学的新的发展”。这对少数民族文学作出了整体性的高度评价。 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始终是在党和国家的重视以及各民族作家的共同推动下实现的。1955年1月，玛拉沁夫呼吁要从发展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多民族文学的角度，扶持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建议受到高度重视。1955年5月，中国作协召开少数民族文学座谈会，了解各民族文学的历史和现状，倾听各民族作家对发展少数民族文学的意见和建议。1956年，中国作协第二次理事会（扩大）会议上，老舍作了《关于兄弟民族文学工作的报告》。报告从“民族文学遗产和新文学兴起”、“开展搜集、整理、研究工作”、“翻译问题”、“克服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四个方面，全面介绍了少数民族文学的基本情况和存在的问题，指出：“有文字的民族，像蒙古、维吾尔、哈萨克与朝鲜等族，已经有了新时代的现实主义文学。没有文字的民族也产生了用汉文写作的作家。多民族的文艺已不是一句空话了。”针对过去对少数民族重视不够和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报告”提出了８项具体措施。 1959年，在庆祝新中国成立10周年的时代语境中，《文艺报》用“突飞猛进”高度评价10年来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状况，指出：“许多兄弟民族都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新文学，产生了用本民族文字写作的或者用汉文写作的新作家和新诗人；很多民间老歌手重新获得歌唱的生命”，“我们也把曾经是‘一穷二白’的兄弟民族文学领域改造成万紫千红、争妍斗丽的大花园。这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现象”。此外，邵荃麟在《文学十年历程》中，特别指出中国文学史“第一次出现多民族文学的共同发展与繁荣”。毛星在《对十年来新中国文学发展的一些理解》中，也将少数民族文学遗产挖掘、整理和少数民族作家的成长称为“我国文学发展中值得特别注意的大事，是我国文学在社会主义时代的崭新的发展”。郭光的《建国十年来的兄弟民族文学》中，分别对维吾尔族、哈萨克族、蒙古族、朝鲜族等民族的当代文学进行了全面总结和评价。上述评价都指认了一个基本事实：没有党和国家的重视，没有各民族作家的共同努力，就不可能有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 1960年，老舍在中国作协第三次理事（扩大）会议上所做的《关于少数民族文学工作的报告》，从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搜集整理、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少数民族文学组织、民族语言文学期刊和少数民族母语创作、少数民族作家队伍的成长和群众性创作活动等方面，全面总结了新中国成立后少数民族文学取得的成绩，提出亟待解决的问题。该报告全面反映了新中国成立后少数民族文学各领域取得的实绩。 1960年代初期，少数民族作家队伍已经初具规模，老舍、玛拉沁夫、李乔、陆地、祖农·哈迪尔、克尤木·吐尔迪、郝斯力汗、苏晓星、普飞、那家伦、伍略、孙健中、关沫南、李惠文、李根全、饶阶巴桑、纳·赛音朝克图、巴·布林贝赫、安柯钦夫、扎拉嘎胡、敖德斯尔、铁依甫江·艾里耶夫、库尔班阿里、克里木·霍加、汪承栋、韦其麟、杨苏、苗延秀、包玉堂、吴琪拉达、康朗英、康朗甩、毛依罕、琶杰等成为具有广泛影响的作家，少数民族小说、诗歌、戏剧和电影文学等各个领域都产生出佳作，如《茫茫的草原》《欢笑的金沙江》《美丽的南方》《起点》《锻炼》《红路》《在幸福的道路上》《没有织完的统裙》《这一代人》《金子》《泉水之歌》《老虎崖》《给我一枝枪》《侗家人》《从小毡房走向全世界》《狂欢之歌》《生命的礼花》《刘三姐》《阿诗玛》《喜事》《哈森与加米拉》《订婚》等作品。这些佳作真实生动地反映了少数民族发生的历史性巨变，塑造了一大批具有鲜明民族性格的人物形象，体现出较高的思想艺术水平。 中国少数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积累的丰富的文学遗产同样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对各民族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和研究，是本时期少数民族文学取得的又一重大成就。例如，在史诗和叙事诗方面，《格斯尔》《英雄格斯尔》《格萨尔王传·霍岭大战》《梅葛》《阿细的先基》和《创世纪》（《崇搬图》）等史诗先后面世。《嘎达梅林》《阿那尔汉的歌声》《阿诗玛》《召树屯》《松帕敏和嘎西娜》《蜂花相会》《逃婚调》等长篇叙事诗引起人们广泛注意。1958年开始的“三选”（民间故事选、民间叙事长诗选、民间歌谣选）工程，对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经典化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这一时期的另一重大成就是少数民族文学史的编写。1958年7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召开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工作座谈会，制订了编写各少数民族文学史或文学概况的详细计划。1959年，《白族文学史》《纳西族文学史》率先出版，结束了少数民族没有文学史的历史。在此后不到一年的时间，白族、纳西族、苗族、壮族、蒙古族、藏族、彝族、傣族9个民族编写出文学史，布依族、侗族、哈尼族、土族、赫哲族、畲族6个民族编写出了文学概况。由国家主导的少数民族文学“三选一史”编撰工作，在历史上第一次将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历史纳入到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知识体系，这是中国历史知识体系的划时代变革，也是人类文学史的一个创举。 尽管少数民族文学经历了“文革”严寒的考验，但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伊始，少数民族文学就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伟大事业，肩负起宣传党的民族政策、促进民族团结、弘扬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历史重任，与共和国共同成长。“文革”期间，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停顿了一段时间，然后才与新时期的曙光一起复苏、成长。 二、灿烂辉煌的新时期 1978年，在共和国开启改革开放新征程的沸腾日子里，少数民族文学迅速摆脱极左思潮的束缚，迎来了灿烂的春天。“没有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就不会有中国文学的繁荣和发展”成为人们的广泛共识。各级文学组织和机构逐步恢复，文学队伍重新组建，文学创作迈出坚实步伐，少数民族文学开创了灿烂辉煌的新时期。 1979年，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成立；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成立；同年，恢复不久的中国作协成立了民族文学委员会，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召开；1981年，中国作协与国家民委成功举办了第一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评奖；同年，《民族文学》创刊，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1984年定名为鲁迅文学院）开设了少数民族作家班；1983年，《民族文学研究》创刊。改革开放之初的这8件大事，在政策、制度、组织、机构、平台、学科等方面，为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1980年由国家民委与中国作协联合召开的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规模空前的少数民族文学盛会，来自48个民族的102名代表参加。这次大会全面总结了新中国成立30年来少数民族文学的成就、经验和不足，对少数民族文学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努力使我国少数民族的文学创作有一个更大的繁荣和提高，以便更好地担负起伟大时代赋予我们的光荣使命”。这次会议在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1980年9月，《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纪要》经中宣部和统战部转发各省市区，彰显了国家繁荣发展少数民族文学的决心。此后，1986年、1998年、2003年、2012年又召开了4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来自50多个民族的300多位作家、评论家、翻译家参加了第五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从第一届到第五届，与会民族数量和代表人数的增加，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少数民族文学的繁荣和发展。值得指出的是，每一次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都有新的任务和目标，都是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新征程与新起点。例如，第三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明确提出要为繁荣发展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办好10件事。第五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提出了新世纪繁荣发展少数民族文学的8个思路和1个重点——精心组织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工程。的确，少数民族文学事业是统一多民族国家重要的政治、思想、文化工程，这一工程直接影响着中国文学的发展走向，影响着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影响着国家文化实力的提升。 1981年，秉持“思想性、艺术性、民族性完美统一”的标准，国家民委和中国作协举办了首届全国少数民族优秀作品评奖。玛拉沁夫、张承志、乌热尔图等近百位作家分别获得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电影文学、剧本等各类奖项。1999年，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更名为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2004年，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与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一起，被正式确定为国家级文学奖。至2016年，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共举行了11届，总计评选出743部作品，746位各民族作家、评论家、翻译家获此殊荣。越来越多民族的作家，特别是佤族、布朗族、傈僳族、布依族、仡佬族、裕固族、东乡族等人口较少民族作家，纷纷获得“骏马奖”。 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的设立意图、评奖原则，与党的民族政策和国家促进各民族文学共同发展的导向密切相关，与各民族发展本民族文学事业、促进中国多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热切期望密切相关。它深刻地推动和引领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为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经典化和知识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81年，全国性少数民族文学刊物《民族文学》创刊。正如创刊词中写到的那样：“她是我国社会主义文学百花园中的一朵新花。经过严冬开放的花朵，更爱春日的温暖。她将扎根在祖国四面八方辽阔的沃土上，受到各族人民的辛勤浇灌，充分吸收时代的阳光雨露，以自己独特的艳丽色彩，使各民族的文学百花盛开。”仅1981至2009年，《民族文学》发表了55个少数民族作者创作的各类作品。自创刊以来，《民族文学》开办数十个文学专号，带动各地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发展，如《庆祝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30周年专号》《庆祝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30周年专号》《庆祝内蒙古自治区成立40周年专号》等；通过举办作家翻译家改稿班、笔会、主题采访、建立基层创意写作与大众阅读中心、开设专辑专栏等多种方式，扶持少数民族新人，如“贵州铜仁地区少数民族文学专辑”、“全国少数民族作家赴内蒙古西部深入生活采访专辑”、“莫力达瓦达斡尔自治旗文学作品专辑”、“青年作者特辑”、“女作者特辑”等。1991年费孝通称赞《民族文学》是“一个播种机、一把金钥匙，不断把社会主义文学的优良品种撒遍少数民族地区的山山水水”。在谱写少数民族文学新时期灿烂辉煌的篇章中，《民族文学》承担并完成了播种机的责任和使命。 在新时期的时代语境中，少数民族文学以较高的思想艺术水准成为新时期中国文学史光彩夺目的重要篇章。 1978年，全国首届优秀短篇小说奖揭晓，达斡尔族作家李陀的《愿你听到这支歌》、回族作家张承志的《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满族作家关庚寅的《“不称心”的姐夫》赫然在列；1979年，白族作家张长的《空谷兰》、哈萨克族作家艾克拜尔·米吉提的《努尔曼老汉和猎狗巴力斯》在第二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评选中获奖；1980年，蒙古族作家玛拉沁夫的《活佛的故事》、藏族作家益希卓玛的《美与丑》、土家族作家孙健忠的《甜甜的刺莓》在1977—1980年中篇小说奖评选中获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鄂温克族作家乌热尔图以《一个猎人的恳求》《七岔犄角的公鹿》《琥珀色的篝火》连续获得1981年﹑1982年、1983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可以说，少数民族作家以自己的实力创造了少数民族文学的辉煌，并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赢得了应有的地位和荣誉。 1980年代，玛拉沁夫、李乔、敖德斯尔、扎拉嘎胡、巴·布林贝赫、克里木·霍加、金哲、黄永玉、林元春、那家伦、晓雪、李陀、张承志、扎西达娃、霍达、朱春雨、孙健忠、艾克拜尔·米吉提、乌热尔图、蔡测海等中国少数民族作家，以群体的姿态，屹立于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当代文学的前沿。 1990年代，吉狄马加、阿来、向本贵、鬼子、蓝怀昌、叶尔克西·胡尔曼别克、庞天舒、景宜、加央西热、石定、鲍义志、默罕默得·巴格拉西、罗吉万等文学新锐的加入，在壮大少数民族作家队伍的同时，使少数民族文学保持着较高的发展水平。 新时期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爆发出来的雄厚实力和取得的令人瞩目的成就绝非偶然，它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的结果，也是少数民族作家不断努力积累、努力创作的结果。即使是处在“文革”之中，有些作家也是努力准备、积极创作。例如，1975年，玛拉沁夫创作完成了电影文学剧本《祖国啊，母亲》；乌热尔图、李陀、张承志等作家也在积累素材，积聚情感，为日后的爆发积蕴了充沛能量。 新时期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保持着与主流文学思潮同步推进的态势。在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先锋文学、现代主义诗潮、新写实小说、底层写作、女性文学等思潮中，都有少数民族文学的流脉。同时，作为改革开放和中国社会重大转型的文学记忆，少数民族文学及时反映了改革开放新时期文化语境的变革和时代生活的巨变，及时捕捉和反映了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传统生活、传统习俗的巨大冲击，真实记录和反映了少数民族心理、情感、思想等方面复杂多样的心路历程，少数民族文学以自己无法替代的独特价值，成为各民族由传统向现代艰难转型的社会史、思想史和心灵史。 此外，少数民族文学鲜明独特的民族风格使中国文学呈现出色彩斑斓的艺术魅力。 早在1950年代，陆地的《美丽的南方》和玛拉沁夫的《茫茫的草原》，在南方与北方、壮族与蒙古族的文学隔空对话中，以迥异而鲜明的民族风格，诠释了中国多民族地域、文化的多样性，赋予少数民族文学独特的品质。1960年代，杨苏的《没有织完的统裙》与老舍的《正红旗下》再次诠释了中国多民族文学广阔空间中，文化的多样性给少数民族文学带来的风格的多样性。新时期以来，少数民族文学的民族风格表现在文学作品中的自然生存环境、社会组织结构与形态、生活习俗、思维方式、情感性格、价值观念、语言形态等方方面面。 如果说，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少数民族文学的民族风格，是在反映各民族新生活的时代规约下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的话，那么，改革开放之后的新时期，民族风格就成为少数民族作家自觉的文学意识和民族意识。揭秘民族古老历史文化的生命密码、展示民族文化的独特风姿、表现民族心理在现代化和市场经济浪潮冲击下正在发生的巨变、揭示民族文化的当代危机和历史选择，成为新时期的主导趋向。乌热尔图将鄂温克人的历史文化、风俗习俗和当代文化危机呈现在世人面前；以吉狄马加为代表的彝族诗人群掀起的“黑色旋风”，继李乔之后，在重构民族集体记忆的同时重构了独特的彝族形象；扎西达娃以其极具魔幻现实主义意味的文学书写，穿越“隐秘的岁月”，呈现了真实的藏族“系在皮绳扣上的魂”；霍达的小说在伊斯兰文化与汉文化交融冲突中，塑造了坚忍坚毅的回族人形象；张承志以多元文化的开阔视野，展示了蒙古族、回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文化的多样景观，表达了“美人之美”的胸怀和“美美与共”的理想。 在灿烂辉煌的新时期少数民族文学诗卷中，少数民族民间文学遗产的搜集、整理、研究成为特别亮丽的风景。上世纪70年代末以后，以创世神话研究为重点的少数民族神话研究得以全面展开和深度开拓。汉文典籍所记载与少数民族有关的伏羲、盘古、竹王、九隆、盘瓠、廪君等神话，南方民族创世神话、洪水（包括葫芦、兄妹婚）神话，北方民族萨满神话、英雄神话，纳西族东巴神话，佤族司岗里神话等民族神话的表层叙事结构、深层内涵、演唱仪式、文化渊源以及民族神话比较等，都得到比较充分的探讨。特别是1984年正式启动的被誉为“世纪经典”和“文化长城”的“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工程，对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研究的影响极其深远。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皇冠上的珍珠——史诗的搜集、记录、翻译和研究进入全新阶段，取得累累硕果。1979年，中宣部、国家民委、中国文联、中国社科院共同成立“《格萨尔》翻译整理协调小组”（1984年更名为“全国《格萨尔》工作领导小组”），从此带动并掀开了新时期以史诗《格萨尔》《江格尔》《玛纳斯》为代表的少数民族史诗搜集、整理、翻译和研究的序幕。1978年，托·巴德玛等人率先有组织地搜集记录《江格尔》。1979年，《格萨尔》艺人扎巴说唱的录音抢救工作开始。1986年，中国社科院少数民族文学所申报的“中国少数民族史诗研究”被列入“七五”国家重点科研项目。1999年，《格萨尔论》（降边嘉措）、《江格尔论》（仁钦道尔吉）、《玛纳斯论》（郎樱）、《南方史诗论》（刘亚虎）先后出版。这四部著作借助西方功能学派、“结构母题”和“程式”理论以及语言学、宗教学、历史学、民俗学、文化学、民族学等学科方法，对中国史诗形态、发生发展规律、叙事方式、结构类型、人物形象、艺人现象等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此外，巴·布林贝赫的《蒙古英雄史诗的诗学》立足蒙古族本土诗学资源，在寻绎和提炼本民族诗学思想精华、建构民族诗学体系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民间文学研究以史诗研究为重点，形成了神话、故事、传说等文类研究全面拓展的新格局。 少数民族文学历史知识生产在新时期迎来黄金期。1979年2月，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在云南召开了第三次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工作座谈会，标志着被“文革”中断的少数民族文学史编撰工程重新启动。1984年2月，中宣部发出《关于加强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和资料搜集工作的通知》；同年11月，中国社科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在北京召开第四次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工作座谈会，确定了编辑出版《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文学概况丛书》及《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资料丛书》计划。1985年，中宣部、中国社科院、国家民委、文化部联合发出《关于转发〈1984年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工作座谈会纪要〉的通知》，强调“编写少数民族文学史无论在政治上或是在学术上都有重要的意义”。同年，中国社科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在北京召开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史学术讨论会，制定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文学概况丛书〉编写出版方案》，成立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文学概况丛书》评审委员会（后改称编审委员会），中国少数民族民族文学史编写进入制度化、规范化发展轨道，编写工作的步伐大大加快。除毛星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张公瑾主编《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概论》等少数民族文学通史外，自1988年2月至1996年10月，《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文学概况丛书》编审委员会分别在各地召开了21次评审工作会议，先后对藏、侗、毛南、纳西、布依、黎、普米、傣、拉祜、基诺等26个民族的31卷文学史或文学概况书稿进行了评审。至1999年末，蒙古、藏、满、壮、维吾尔、回、朝鲜、赫哲、鄂伦春、达斡尔、东乡、土、保安、柯尔克孜等40多个民族的80余种不同类型、不同风格或不同文种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或文学概况著作出版。此外祝注先、王保林、吴重阳、李鸿然等人的中国少数民族古代诗歌史、现当代文学史等专题史研究深化和拓展了少数民族文学史研究。 新时期少数民族文学的辉煌成就还表现在少数民族理论批评取得的实质进展。“文革”刚刚结束，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就在“重读”和“重评”中快速起步。对极左思潮中受到错误批判的作家作品的重新评价，使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回归正常轨道。此后，少数民族文学批评紧紧追踪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及时发现和总结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现象，促进了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与此同时，少数民族文学理论研究也接续1960年代初期关于什么是少数民族文学的讨论，围绕什么是少数民族文学、少数民族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少数民族文学民族性、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原则等问题进行了广泛讨论。 1986年，《民族文学研究》《民族文学》发表的评论员文章《民族特质 时代观念 艺术追求——对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理论的几点理解》，对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特别是新时期以来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进行了全面理论总结。“民族特质”“时代观念”“艺术追求”成为评价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三维坐标，对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和研究起到了理论引领的重要作用。2000年，关纪新、朝戈金合著的《多重选择的世界——当代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的理论描述》，对当代少数民族文学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理论总结。《中国少数民族文艺理论集成》《中国少数民族美学思想研究丛书》等在史料整理和理论研究上都有重要收获。 三、宏伟壮丽的新世纪 新世纪以来，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对外文化交流和交往不断扩大，文化语境发生了新变化，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民间文学研究、文学史编写、文学理论与批评各个领域均有重大突破，少数民族文学全面进入宏伟壮丽的新时代。 在新世纪之初，吉狄马加、张承志、阿来、霍达、乌热尔图、鬼子、艾克拜尔·米吉提、蔡测海、叶梅、郭雪波等少数民族作家保持着旺盛的创作活力，少数民族文学呈现出的三个亮点格外引人注目。“65后”、“70后”、“80后”作家的集体崛起，成为新世纪少数民族文学的第一个亮点。土家族作家田耳、吕金华、向迅，满族作家于晓威、刘荣书，朝鲜族作家金仁顺，蒙古族作家黑鹤，藏族作家次仁罗布、白玛娜珍、尼玛潘多，壮族作家李约热、黄土路，苗族作家何炬学，维吾尔族作家帕蒂古丽、阿舍，仡佬族作家王华、肖勤，佤族作家聂勒，瑶族作家纪尘，回族作家李进祥、阿慧、敏洮舟，羌族作家雷子、羊子，傈僳族作家李贵明，侗族作家杨仕芳，畲族作家山哈等新生代作家的崛起，使少数民族文学生机盎然、星空璀璨。少数民族女作家的大量涌现成为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第二个亮点，如藏族女作家央珍、梅卓、格央、严英秀等，蒙古族作家萨仁图娅、娜·彩丽格尔，朝鲜族女作家金仁顺、李惠善等。特别是人口较少民族女作家群体亮相意义更为特殊，如佤族的董秀英、拉祜族的娜朵、傈僳族的司仙华、鄂温克族的杜梅、景颇族的玛波、珞巴族的亚依、达斡尔族的阿凤、孟晖、萨娜、苏莉、苏娅等。第三个亮点是出现了一批作家群，如甘南藏族诗群、康巴藏族作家群、大小凉山诗群、西海固作家群、莫力达瓦女作家群、科尔沁作家群等。以上这些创作群体的民族身份意识更加明确和坚定，无论是民族历史记忆的重构还是底层艰难体验的书写，无论是故土的艰难转型还是他乡的漂泊与伤痛，都不曾泯灭他们的信念，他们带着青春成长的奔放和锐力，承传着民族的血脉，也思考着诸如人与自然、人与命运的宏大主题，呈现着少数民族文学民族风格新时代的新趋向。 在新世纪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中，民族自觉意识不断强化，民族风格呈现出以理性的民族认同为思想根基，向本民族认同与多元文化认同同构的转型。对本民族地域风光、民族习俗的平面展示，让位于从民俗文化挖掘民族生命力、从民族生存历史提炼民族精神，在多元的文化视野中重新审视自己民族的历史文化，进而塑造本民族在现代化诉求和全球化浪潮双重冲击下主动应对和积极选择的新的民族形象。这些作家，既包括一大批在改革开放之初便陆续登上文坛的老作家，也包括新世纪“大器晚成”的“60后”作家，如维吾尔族的亚森江·斯迪克、裕固族的铁木尔等，还包括崭露头角的新生力量“80后”作家，如蒙古族的查黑尔·特木日、土家族的杜李、维吾尔族的阿娜尔古丽、回族的马金莲、瑶族的甘应鑫等。其次，在传统与现代的交汇点上，对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思想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新世纪少数民族文学的重要标志。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在广泛借鉴汉族和其他民族优秀文学经验的同时，十分珍视本民族的艺术传统，使之成为创造本民族新文学的重要资源和民族风格的重要特征。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蒙古族作家玛拉沁夫、毛依罕，彝族作家李乔，傣族诗人康朗英、康朗甩，壮族作家韦其麟等就在这方面做出了表率。新世纪以来，挖掘本民族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为中华民族文化提供丰富思想资源，成为少数民族作家新的使命。以少数民族的生态思想为例，1990年代，“40后”蒙古族母语作家满都麦就以系列生态文化主题作品，揭示了蒙古民族传统生态观蕴含的思想精华；继而，同是“40后”的郭雪波在其汉语创作中传达出同样的生态思想，成为少数民族生态文学的重要代表。近年来脱颖而出的“70后”蒙古作家黑鹤的系列动物小说，充溢着浓郁的北方草原气息，在古老草原与现代都市的空间“蒙太奇”中，以其思想的锐力，继续冲击着人与自然如何依存的主题。2012年，吉狄马加的长诗《我，雪豹……》更是以雪山之豹震憾天地的申诉，将这一主题之中所蕴含的复杂意蕴酣畅淋漓地倾吐出来。少数民族文学中的这种生态思想被一些批评家称为“世界性”的主题。 特别要强调的是，爱国主义思想和对多民族国家的认同，是70年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一以贯之的思想血脉，这是少数民族文学贡献出来的重要思想资源，正如玛拉沁夫的《祖国啊，母亲》、张承志的《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所表达的那样。如果说，1950年代，少数民族文学的爱国主义思想表现在对党、对社会主义、对民族平等政策、对民族新生活的歌颂；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则是以欢呼和拥抱改革开放的姿态，正面描述本民族如何应对民族传统文化包括民族生活受到的冲击，表达各民族的爱国主义思想；而新世纪以来，少数民族爱国主义思想进一步提升为更高层次的对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认同，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巨变。 爱国主义，经常被认为是一种热爱祖国的情感，而现代社会的爱国主义，则以理性的国家认同为思想基础。或者说，爱国主义在新时代已经成为国家认同的另一种表述。这种重要转向，一方面体现在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中，如阿来的《尘埃落定》对藏族历史的讲述，是以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为起点的百年回溯；霍达的《穆斯林的葬礼》也是将回汉文化的冲撞与交融，投放在20世纪中国多民族国家的现实性这一背景之中；晓雪、高深等诗人则在祖国大地的行走之中，由对各民族丰富多彩的灿烂文化的咏叹中，抒发对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高度认同。另一方面，在文学活动中，少数民族作家们的国家认同表现得更为直接，特别是在少数民族文学对外交流中，满都麦的“我是中国的蒙古族作家”、阿来的“我是中国藏族作家”，以及阿库乌雾的“我是中国彝族诗人”，都以十分明确的中国公民身份表达了自己对国家和民族的认同。因此，爱国主义成为共和国70年少数民族文学的主旋律。 新世纪以来，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搜集、整理研究取得了重大突破，是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宏伟壮丽新篇章的重要组成部分。《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100卷）、《壮族麽经布洛陀影印译注》（8卷）、傣族《中国贝叶经全集》（100卷）等大量文献集成的面世，标志着少数民族文学史料整理开始向系统化迈进。《中国神话母题W编目》《中国神话母题索引》等成果以及《中国少数民族口头传统专题数据库建设：口头传统元数据标准建设》等课题标志着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研究信息化、数据化、规范化程度的提高。而少数民族史诗研究取得的重大突破，成为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最值得骄傲的领域。史诗研究在整理、翻译、传承人（歌手）和文本研究取得新进展的同时，开始向史诗学研究升级。朝戈金的《多长算是长——论史诗的长度》《口传史诗诗学：冉皮勒〈江格尔〉程式句法研究》、尹虎彬的《古代经典与口头传统》、扎西东珠和王兴先编著的《〈格萨尔〉学史稿》、阿地里·居玛吐尔地的《〈玛纳斯〉史诗歌手研究》以及托汗·依萨克、阿地里·居玛吐尔地、叶尔扎提·阿地里编著的《中国〈玛纳斯〉学辞典》、斯钦巴图的《蒙古史诗：从程式到隐喻》等成果大量涌现。这些著作和论文成为中国史诗学术话语体系建设的重要成果。 新世纪以来，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进入以修订、再版、重写为主基调的文学史观和书写模式转型的新时期。除撒拉族、畲族、裕固族、仡佬族、俄罗斯族的文学史尚以“概述”“研究”进行着史料和学术积累外，其他民族文学史达160多种。其中，蒙古族文学史知识生产最为突出，蒙古文、汉文文学史达数十种之多，而且蒙古族、维吾尔族、朝鲜族等民族的断代文学史和专题文学史研究也取得了新的进展。在少数民族文学通史方面，赵志忠、郎樱等学者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特别是，《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史论》《中国诗歌通史·少数民族卷》以及《中国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南方民族文学关系史》《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比较研究》等，在少数民族文学史研究的基础上，向断代史、专题史和民族文学关系研究等领域进行了多向拓展。 新世纪少数民族文学理论与批评在新时期奠定的基础上得到全面深化，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少数民族理论话语体系，在诸多课题的研究中取得了重要理论成果。在这其中，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规律和特点、人口较少民族文学研究三个领域取得的成果较多。《多民族文学观与中国文学研究范式转型》《现代中国与少数民族文学》《文学共和》《当代人口较少民族文学的审美观照》《“走出”的批评》《寻找：共同的宿命与碰撞——转型期中国文学多族群及边缘区域文化关系研究》等是其中的代表性理论成果。 70年辉煌历程，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党和国家对少数民族文学事业的重视，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少数民族作家对共和国70年少数民族社会生活历史巨变的真实记录，一个重要贡献就是高扬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对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一个重要规律就是多民族文学的共同发展。站在新时代的新起点，我们需要一起努力，共同促进民族文学的繁荣发展，促进民族团结进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