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回鹘与丝绸之路 西迁回鹘的另一支到了西州高昌，就是今天的吐鲁番一带，建立了西州回鹘汗国——又称高昌回鹘王国。高昌回鹘王国在西州可谓如鱼得水，很快便获得了压倒性优势。 出了阳关，往西就是西州。中国唐代大诗人王维曾作诗送友人西行，说：“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其实，阳关之外依然还有清晰的故人足迹和中原文化印痕。 德国探险家冯·勒柯克1904年深入到吐鲁番，进入高昌古城，“在那里的一个巨大的形如大厅的建筑内，我们拆毁了一堵较薄的隔墙，这是较为近代的建筑。在这堵墙的背后，有一面古老的土墙，在古朴的墙面上，有一幅大型壁画的遗迹。这幅壁画描绘的是：一群摩尼教男女修行者正围着一个与真人一般大小的穿着摩尼教祭司服饰的人。这些摩尼教男女修行者依照他们各自的身分穿着白色的衣服，这些人物都以较小的比例画出，在他们的前胸，都用粟特文写着各自优美的波斯语名字。”[19] 居于最前面突出位置上的人物，显然是这幅画的中心，他身着白色服饰，被黄色月牙围绕着的红日衬托着，在他身后是三排排列整齐毕恭毕敬的男女。勒柯克认为，这个人物可能就是摩尼本人在摩尼教绘画中的传统形象。从绘画风格上看，这幅画吸收了中原绘画的许多技法，而且摩尼形象特征也东亚化了。[20] 吐鲁番正处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上，不仅往来商人如织，而且不停闪现着各国使节，以及不同宗教的修道、传教大师的身影。高昌回鹘人很好地利用了这一地缘优势，依托丝绸之路，拥抱各种文明。 高昌回鹘王国建立之后的相当一段时期，摩尼教在政治、精神和文化领域里还处于支配地位。受当地佛教徒营建石窟的启发，高昌回鹘人也开始大规模地开凿石窟，将摩尼教的光环映照在石窟壁上。在木头沟柏孜克里克石窟群中，现存第38号窟的正壁，绘有三身树干的三干树，即摩尼教义中的生命树，象征光明国王所占据的东西北三方，树上开着12朵大花，垂挂着累累硕果，树下围坐着身着白衣的男女信徒，虔诚地向生命树膜拜。 “柏孜克里克”是维吾尔语“山腰”之意，点明了石窟建造在火焰山主峰北坡山腰中，深处木头沟峡谷之内。38号窟里的壁画已经剥蚀严重，但仍能分辩出其它一些绘画的基本内容，其中一幅绘着一个吹横笛的乐伎，兴致高昂地舞蹈奏乐赞颂摩尼。另一幅画则表现了摩尼信徒追随在双翅天使的身后，祈祷获得新生。 在高昌的壁画中，我们也发现，将摩尼教引入回鹘社会的牟羽可汗被置于众神的行列，他身披打着红色结的斗篷，头顶闪烁着圣光。为此冯·佳班评述说：“不仅东欧的肖像画家，而且中亚细亚的佛教艺术家都采用东罗马皇帝的无装饰的、红色的（紫色的）战袍，这种情形颇能说明形式因素的象征力量。”[21] 很显然，高昌回鹘人也吸收了这种艺术象征手法，把对祖先的敬仰与对神灵的敬畏结合了起来。 摩尼教壁画以及插图在高昌回鹘人宗教生活上占据了相当重要的地位，这无疑对高昌回鹘人的艺术素养起到了很好的培育作用。回鹘人把希腊艺术、犍陀罗艺术、印度艺术，以及中原艺术很巧妙地与自己对艺术的理解结合起来，创立了一种被称为“回鹘的艺术风格”。 同时，高昌回鹘人充分利用丝绸之路营造的和谐氛围，积极调整经济发展模式，不断开发和利用当地的坎儿井灌溉技术，在农业领域不断取得新的成果。 北宋时期王延德出使西州，作《西州使程记》。其中写道：“高昌即西州也。其地南距于阗，西南距大食、波斯，西距西天步路涉、雪山、葱岭皆数千里。地无雨雪而极热，每盛暑，居人皆穿地为穴以处……有水，源出金岭，导之周围国城，以溉田园，作水硙。地产五谷，惟无荞麦。”[22] 说明当时高昌回鹘人善农业，利用天山雪水灌溉农田。 现藏于柏林勃兰登堡科学院吐鲁番学研究所的回鹘文《丰收歌》也印证了这一历史事实。诗歌的手稿是由德国探险队在高昌古城遗址发现的，诗歌表现道： 走遍坎坷不平的田间， 平整高低不均的农田。 把扶耕犁弯坏身子， （不顾）晒黑口渴种地， 挥着坎土曼筋疲力竭。 勤奋苦干，从不愿坐， 把种子一粒一粒埋进土里， 巧妙地及时平地。 直至用泉水灌溉， 经历千辛万苦。 ……[23] 《丰收歌》反映了吐鲁番地区回鹘人的农耕生活，生动表现了耕地、播种、收割、打场、收藏等一系列农事活动。而且诗歌充满了乐观诙谐的情调： 愿装粮食的人， 挣破裤衩， 愿彩色的口袋， 撑破缝线， 愿花斑纹公牛， 磨破蹄跟！ ……[24] 希望多产粮食的心情跃然纸上。 高昌回鹘人乐观的生活态度，也被王延德观察到，他在《西州使程记》中描写说：高昌回鹘人“好游赏，行者必抱乐器”，“佛寺五十余区，皆唐朝所赐额，寺中有《大藏经》、《唐韵》、《玉篇》、《经音》等。居民春月多群聚遨乐于其间。游者马上持弓矢，射诸物，谓之禳灾”。[25] 高昌回鹘人春月游戏于佛寺庙区，也说明佛教在西州的盛行。回鹘人在强大的佛教文化感染下，也逐步放弃摩尼教，改而遵从佛愿。一批聪慧的学者将佛经转译成回鹘文，其中也包括佛本生故事。现在收集到的回鹘文佛本生故事有《善恶两王子的故事》《须达拏太子本生》《阿烂弥王本生》《大觉本生》《狮子本生》《兔王本生》《象护本生》《猴王本生》等等，尤以《善恶两王子的故事》流传最广。《善恶两王子的故事》情节起伏跌宕，善友和恶友的形象对比鲜明。通过二人的言行，宣扬了佛教普度众生和因果报应的思想，具有很强的感染力。 而在文学翻译领域最具影响的非《弥勒会见记》莫属。《弥勒会见记》以戏剧形式讲述了佛教的未来佛弥勒的生平事迹。故事说聪颖的弥勒自幼随跋多利婆罗门修行。有一天，跋多利婆罗门做了个梦，梦到释迦牟尼已成佛。跋多利婆罗门很想前去拜见释迦牟尼，但已120多岁行动不便，就派弟子弥勒等16人去寻找释迦牟尼。他们在波罗奈国碰到释迦牟尼说法，听完有关未来佛弥勒的故事后，弥勒向释迦牟尼请求自己愿做未来的弥勒，以解救众生脱离苦海。于是，弥勒降于一大臣家中，从宝幢毁坏一事中得到启发，便出家寻道，终于在龙华菩提树下修成正觉，并尽力解救受苦众生。全剧由序幕和25幕正剧构成，以“出生”“出家”“成佛”“会见”“转法轮”“拯救生灵”等情节为构架，描述了弥勒佛传奇的一生，被称为中国最早的剧本。《弥勒会见记》最早是由圣月菩萨大师从印度语译为吐火罗语，再由高昌回鹘高僧智护法师从吐火罗语译为回鹘语。现存的手抄本大多是9-12世纪抄成。 生活于9至10世纪的著名高昌回鹘翻译家僧古萨里，一生致力于将汉文佛经翻译成回鹘文，以帮助高昌回鹘王国的回鹘人更准确地理解佛教的精神。其中最为著名并流传至今的译作，一是佛教大乘经典《金光明最胜王经》（简称《金光明经》），另一是《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简称《玄奘传》）。他的译文准确流畅，妙笔生花，不仅表明他对本民族语言文字驾轻就熟，对汉族语言文字造诣很深，而且精通佛学，学识渊博，文学功底深厚。他从本民族欣赏习惯出发，将《金光明最胜王经》中的传说进一步加工润色，使故事情节更加生动，人物形象更加鲜明，从而使晦涩的佛教原理通俗化、文学化，为佛教在高昌回鹘王国回鹘人中的传播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随着佛经典籍的翻译，印刷传播成为重要的文化活动，这刺激了印刷术的提高。回鹘人借鉴中原泥活字印刷技术，成功研制回鹘木活字印刷术。 自1908年法国人伯希和在敦煌莫高窟北区发现回鹘文木活字后，先后又在吐鲁番等地发现了回鹘文木活字。这些木活字证明了回鹘人活字印刷技术的发达。 北宋毕昇（约970年-1051年）发明泥活字印刷后，彻底改变了旧的誊抄传播手段，使文化传播的速度与广度发生了革命性变化。中原汉字木活字是13世纪末由山东人王祯（1271年-1368年）研制，而回鹘木活字的使用时间要早于王祯。“通过近年对莫高窟北区的考古发掘得知，集中出土回鹘文木活字的第464窟最终废弃于元代，考虑到宋代毕昇发明活字印刷术后以及向西传播到西夏和回鹘，在结合回鹘在敦煌的史实，故将该窟所出回鹘文木活字的时代‘推定在12世纪末至13世纪上半叶之间’，我们认为是可以成立的。”[26] 回鹘文木活字的发明和使用，一方面证明中原汉字泥活字印刷技术沿丝绸之路向西传播，另一方面也证明回鹘人借鉴中原泥活字印刷技术而创新研制木活字，并将此印刷技术继续向西传播。“如今在敦煌发现的回鹘文木活字，既有与方块汉字活字有相同之处，但又不完全相同，而与西方拼音文字既有相似的地方，又有明显区别。它属于‘中介类型’的活字，从而使我们似乎找到了宋代毕昇发明的活字印刷术向西方传播中缺失的一环。”[27] 可以说，西方15世纪研制的活字印刷技术，得益于回鹘文木活字。 高昌回鹘人通过丝路大通道而获得的文化补益，使高昌回鹘人的文化素养获得飞速发展。由于高昌回鹘王国处于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地带，其文化亦呈现出多元的特征，波斯摩尼教、印度佛教、欧洲基督教和中原儒教（学）交融相处，共同成为社会的文化元素。 在成吉思汗时期，高昌回鹘王国因归顺成吉思汗，其亦都护被成吉思汗收为第五子。特殊的地位使高昌回鹘王国的知识精英受到特殊对待。成吉思汗不仅任命塔塔统阿为国师，教授王亲贵族文化，而且命其用回鹘字母创制了蒙古文。 蒙元时期，大批回鹘精英奉调帮助治理辽阔的蒙元疆域。“在成吉思汗诸孙的统治下，波斯王国和在美索不达米亚的会计和重官都是畏吾儿人。”[28] 而中国元朝，更有大批畏吾儿人担任着从国师、宰相、尚书到各级地方行政长官的要职，并涌现出像安藏、阿鲁浑萨里、合剌普华、廉希宪、鲁明善、贯云石等一批著名的儒学名士，促进了元代儒学的发展。 为了加强与世界联系，1272年，畏吾儿人亦黑迷失受元朝皇帝忽必烈派遣出使八罗勃国（印度南部的古国）。又于1275年、1287年二度奉派出使该国，并于1284年出使僧伽罗国（今斯里兰卡）。 而走得更远的则是畏吾儿人景教徒拉班·扫马与弟子拉班·马可，他们于1275年从汗八里(元大都北京）出发，经宁夏、甘肃、高昌、喀什、伊朗、伊拉克，沿丝绸之路一路西行，前往耶路撒冷朝觐。他们的西行不仅仅承担宗教的使命，拉班·扫马还奉波斯伊尔汗国的蒙古王阿鲁浑的旨意，代表蒙古帝国出使法国、英国和罗马，不仅拜见了法国国王菲力四世和英国国王爱德华一世，增强了西方对中国的了解，而且在罗马向教皇尼古拉四世陈述了景教派的教义，弥合了分歧，并使教皇承认了景教的合法身份。拉班·扫马的丝路之行是中西方交流史上的重大事件，他与同时间逆向行走的马可·波罗一样，为东西方相互了解、相互和解做出了重要贡献。 回鹘人的历史始终与丝绸之路相伴。丝绸之路不仅培育了回鹘人的生命，而且滋养了回鹘人的文化。同时，回鹘人也以其独特的生存哲学和特殊的文化精神反哺丝绸之路，为丝绸之路注入了新的元素，为多元而和谐的丝路文明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