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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倾心于南亚研究的我，对《七河之地：印度地理史略》（Land of the Seven Rivers: A Brief History of India’s Geography）并不陌生，但始终无缘得读此书。近日机缘巧合下得到了此书的繁体版，自是一解多年相思所惑，跟随作者在这部印度地理史略中恣肆徜徉。从印度次大陆的形成到如今的城镇化进程、从喜马拉雅山的高度测量到保克海峡绵延千里的长堤、从影响历史的关键人物到虚无缥缈的神仙高人，其纷繁多彩的视野包涵了历史、地理、民俗等诸多方面。 作者作为一名享誉世界的经济学家，仅仅是凭着自己对历史与地理的爱好便写成了这本堪称专业的史略。笔者感佩于印度精英对本民族历史文化的孜孜以求，但是，对于这本印度地理史略却有一种“七河已涸、印度难渡”的怅然与感慨，这既是七河之地——哈拉帕文明的命运，也是印度历史难以更改的分裂现实。 作者桑吉夫在书中竭力罗织着印度的整体民族意识，可惜破碎的历史无法改变，如今的印度依然地方主义盛行，即使是尼赫鲁、莫迪这样的强人，也只能勉力将印度摆渡至“统一的民族意识”——但前者失败了，后者还未知。 言为心声的“寻根之旅”  桑吉夫·桑亚尔 了解作者的家族背景与生平经历，会让我们更能理解他的立场。桑吉夫·桑亚尔（Sanjeev Sanyal）出身名门，其父亲是印度孟加拉邦的官员，他的祖父与叔祖父在殖民时期都是印度独立运动中的知名政治活动家，曾经多次遭到逮捕和囚禁，为印度民族的独立与尊严做出过巨大牺牲与杰出贡献。尤其是他的叔祖父萨钦德拉·纳特·桑亚尔（Sachindra Nath Sanyal）组织过印度雇佣军起义，创建过旨在进行武装斗争的印度斯坦共和会，先后两次被投进以惨无人道而著称的安达曼岛监狱，并最终病死于狱中。 桑吉夫·桑亚尔自德里大学拉姆商学院和牛津大学圣约翰学院毕业后便一直活跃于国际金融界，且作为罗德学者和艾森豪威尔研究员，于2010年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评为“全球青年领袖”，被广泛认为是亚洲领先的经济学家之一。如今的他任德意志银行全球战略分析师及常务董事，并兼任印度财政部首席顾问。 桑吉夫在专业工作之余，喜欢研究历史、收集旧地图，而这个过程也进一步激发了他对这片故土的一往情深。2009年他出版了一本通俗读物《印度之崛起：千年衰落后印度的复苏》（The Indian Renaissance: India’s Rise after a Thousand Years of Decline），此书在印度裔读者中引起了热烈的反响，他自己也因此受到鼓舞，继而于2012年写成了这本《七河之地》。  桑吉夫·桑亚尔的祖父（左）与叔祖父（右） 著书立言、言为心声，桑吉夫写下这部《七河之地》，既是自己在历史与地理方面的兴趣所致，也是对这片印度圣土的文化寻根之旅，更是将自己作为一名印度人的骄傲宣泄到极致。 质疑“雅利安文明论” 桑吉夫写这本书的一个重要动机，就是针对各种“印度文明否定论”来“花式辟谣”，而这本书的书名——七河之地，正是对印度文明始于外族入侵的历史论断的驳斥和辩解，当然，也是为了昭显印度文明的悠久伟大。 一直以来，国际史学界普遍认为印度文明肇始于公元前1500年雅利安人入侵，摧毁了南亚次大陆的土著后建立起了文明史的第一阶段——“吠陀时代”。《梨俱吠陀》作为印度现存最古老的文献，正是描述了这段时间的宗教社会生活，也证实了雅利安人在与印度当地土著部落“达萨”（Dasa）、“达休”（Dasyu）的战争中大获全胜，控制了现在的旁遮普及周边地区。在随后的《吠陀本集》和《梵书》等典籍描述中，雅利安人持续向东方扩张领土，其实力范围一直到达恒河流域，此时北印度也被称作为“雅利亚伐尔塔”（Arya-varta）——“雅利安人居住的国土”，北印度的国王即是指雅利安人的国王。因此，雅利安人为印度大陆带来文明的这一论断为此前大部分印度研究学者所认可，前些年著名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的代表作《全球通史》也是采用了这一观点，雅利安文明论也随着这本书的畅销而为广大读者所知。 但是，作者桑吉夫结合近年来的考古发现，质疑了印度文明肇始于雅利安人的这一看法，提出印度文明的最早起源始于七河地带的哈拉帕文明，雅利安人仅仅是由于哈拉帕人迁徙后乘虚而入才有了后来的“吠陀时代”。 兴盛于公元前2600-1800年的哈拉帕文明是史上最早文明之一，仅次于公元前4000年即已繁荣的西亚美索不达米亚文明，远远早于公元前1500年雅利安人的入侵。目前考古所发现的摩亨佐达罗（Mohenjo-daro）和哈拉帕（Harappa）两座古代遗址城市，其人口都在四万以上，市区有四通八达的街道，东西走向和南北走向的各宽十余公尺，市民的住房家家有井和庭院，房屋的建材是烧制过的砖块，而在其它古代文明中，砖块只用于王宫及神殿的建筑。最令考古学家惊异的是完整的排水系统，其完善程度就连现今世界上数一数二的现代都市也未必能达到。 那么哈拉帕文明分布在何处呢？作者桑吉夫根据现代考古和卫星照片对比发现，哈拉帕文明所分布的地区正是一条业已“干涸”的克格尔（Ghaggar）河道地区，且作者认为哈拉帕人自公元前1800年左右完全消失很大程度上便是由于克格尔河的干涸而引发的向外迁徙。 巧合的是，《梨俱吠陀》里有一片名叫Sapta-Sindhu（七条河）的核心地带中，同样有一条至为重要的河流——萨拉斯瓦蒂河（Sarasvati River），经文中有多达四十五首颂诗称赞萨拉斯瓦蒂河的伟大，称誉其“大中之大、众河之母、灵感之源”，而被现代印度人所视为的母亲河——恒河却只有两次被提及，可见吠陀时代的先人对于该河是如何的敬畏。作者桑吉夫由此作出一个推断，认为《梨俱吠陀》中描述的萨拉斯瓦蒂河就是如今业已干涸的克格尔河，正是这条河孕育了伟大的哈拉帕文明，因而将印度的文明向前溯源到了最古老文明的行列。至于经文中没有具体言明的哪“七河”，桑吉夫则认为是以萨拉斯瓦蒂河及其主要支流为主体的七条河流。正是基于这样的判断，“七河之地”便成了印度文明之滥觞，桑吉夫也以此作为本书之题名， 挑战以往认为是雅利安人缔造了印度文明的偏颇之论，喊出了“印度文明是印度人的文明”的口号。 可见，作者以“七河之地”为名所表现出来的自豪感，因哈拉帕文明的发现而产生的自豪感，的确如火焰般炽烈，就好比一个生来受人欺辱的穷孩子，忽然得悉自己原本是一个非常显赫的古老家族的后裔，自身的血统不但纯正而且十分高贵，他的快乐与骄傲无疑是爆发式的。 按图索骥、自外而内 完成了这本书最重要的目标后，《七河之地》这本书便如同其他历史读物一样，自古及今式地侃侃而谈。当然桑吉夫认为这本书的特点是按图索骥，跟寻地图的节奏去把握历史的脉络，这是他个人收集旧地图的爱好所致，而书中也确实有着众多的地理插图。但笔者倒是认为，这本书的与众不同倒在于“外部导引”，是根据印度受外部势力介入的先后而铺陈的历史。可能这一点，就连桑吉夫自身也没有发觉，因为这一特点的形成与他自身及印度历史的特质密切相关，是一种“只缘身在此山中”的迷惘。 首先，作者桑吉夫本人常年于国外工作，其思维特质自带“外部”逻辑。桑吉夫作为一个世界知名的经济学家，对于全球化和国际金融的联通性有着无比敏锐的直觉，这是职业习惯，也是眼界视野的开阔。因此，作者在描述事物或者是思考问题时，更倾向于从全局的角度去考虑问题，更偏爱于从内外联结的逻辑进行剖析。 其次，印度自身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遭遇外部入侵的历史，且外部影响远远高于内部作用的发酵，这是印度历史的悲哀，也是此书作者的无奈。读罢全书，印度历史的这一特点跃然纸上，开篇论述了自非洲而来占据印度的上古先民，继而抛出“七河之地”以证伪雅利安人的入侵是印度文明的先源，再者便是亚历山大的入侵缔造了孔雀王朝、笈多时代商贾追梦黄金造船出海、突厥与蒙古等游牧民族的前赴后继、蒸汽革命带来了西方殖民者的垂涎，即使是文章的最后也还在讨论着印度与周边国家的战争与边界划定。全书虽有相当部分都是着墨于每个时代印度内部的文化民俗，但却都又逃不出以“外”为引导的“自外而内”的写作窠臼。 再者，印度的历史是一部由外人“标注”的历史，自身缺乏时间史纲。众多印度历史学者都有一种尴尬，就是要到外国遗存的历史书中去寻找本国的历史记忆。比如，由于古印度没有历史记载，印度的考古学者是依靠中国唐朝玄奘的《大唐西域记》记载，才先后找到了印度那烂陀寺的废墟、王舍城的旧址、鹿野苑古刹、阿旃陀石窟等遗迹。再如，记录了印度史上的黄金时代——芨多王朝（320-480）最有名的超日王时代的文献资料并不是来自于印度自己，而是源于中国晋朝法显大师的见闻《佛国记》。为此还曾经有个笑话，言及中国人去印度取经，把印度书都给带走了，所以印度没有历史。这虽然是个笑话，但却是印度历史学界的尴尬，也是自身的历史需要“外部事件”进行时间标注的重要原因。桑吉夫虽深爱自己的故土，有着自身的骄傲与自豪，但不知不觉中同样也遵循这一历史规律——印度文明是一部依赖“外国标记”的历史。 当然，对最后一点桑吉夫可能有所异议，他在本书第四章的“历史的链条”一节里“拨乱反正”，声称印度并非仅仅只有一部正经史书——卡尔哈的《诸王流派》，而是将众多民俗文化和传说也称作是印度人民的民族意识和历史记录。至于读者接不接受这种观点，尤其是非印度裔站在客观的角度是否承认这一点，在笔者看来至少是不严谨的。 “公无渡河、公竟渡河” 从本书的角度来看，桑吉夫尤其反感于英国前首相丘吉尔的一句名言：“印度是一个地理学上的术语。就好比赤道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一样，印度也不是。”他在文中甚至愤恨地写道：“别人算老几，干嘛我们非要让别人‘文明’不可？”且本书自始至尾都在有倾向性地描述这三个词“独立、完整、伟大”，诸多偏颇的观点，也让笔者咋舌。 然而，桑吉夫前后洋洋洒洒，着重描述的依然是“北印度的历史”，即便是他的“七河之地”，也只能证明哈拉帕文明确实是生活在恒河—印度河地区、印度斯坦族所创造的辉煌，与印度南部地区依然是甚少关联，而这与雅利安人、突厥人、蒙古人创造文明又有何区别？印度次大陆依然是南北分裂的，大家熟知的孔雀王朝、笈多王朝、德里苏丹国、莫卧儿帝国依然只是北印度人的历史，印度从来就没有过统一的记忆。 从现实的角度来看，如今的印度依然是地方主义盛行。各个邦、各个民族有着自己的语言、风俗，甚至是税制也是直到2017年莫迪进行税制改革才实现了统一，这对其他任何一个主权国家而言都是难以想象的，但这却在印度实实在在地发生了。不仅如此，印度“破碎之后再破碎也是日益突出”。以从安得拉邦独立出来的特仑甘纳邦为例，该地区的泰卢固人自独立起便一直认为本民族受到歧视，屡次发动游行示威并造成人员伤亡。2009年，联邦政府正式决定将包括海得拉巴在内的安得拉邦十个地区分离出来成立特伦甘纳邦。这里值得注意的是，特伦甘纳邦的成立表面上是民众运动的结果，实际上是统一联邦被地方势力“绑架”的重要体现。自此，在泰卢固人的鼓励下，印度的诸多地方邦呈现出“再破碎”的态势，印度西北部孟加拉邦大吉岭地区的尼泊尔族人要求成立“夹可哈兰邦”。在拉贾斯坦邦则有少数族裔要求成立“玛鲁邦”，位于印度东北部阿萨姆邦的多个地区也纷纷效仿要求分离。这样的一个分裂再分裂的国度，统一国家、民族意识又谈何谈简单，恐怕也只有在书中才能一抒胸臆。 可见，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作者写这本书的初衷都无法实现，在这片“世界民族博物馆”的土地上强加统一意识恐怕也仅是一厢情愿。但“七河之地”所代表的印度人精神确实是无法磨灭的，其给每一个印度人所带来的骄傲也是切实可见的，也许某一天，印度各族可以渡过这片精神上的“七河”。 七河已涸，公无渡河，印度难渡，公竟渡河！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