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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通俗文学起步于清末民初的“小说界革命”。梁启超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改变了中国传统的重诗文轻小说的文学观念，将小说提升到了无以复加的高度，尽管这一时期学者们对小说的性质和特点的看法并不统一，但这并不妨碍小说在中国社会中地位的大幅提升。现代通俗文学正是产生于此背景之中，可以视为“梁启超式新文学”。鲁迅式新文学是由西方移植而来的，而梁启超式新文学则是在中国本土文学传统的基础上形成的改良体。换言之，这种改良体是将中国传统文化的诸多元素及传统文学的创作技巧作为接受场，对国门打开后进入的西方文学技巧进行吸纳与融合。这就是与五四以来以鲁迅为代表的新文学最重要的差异性。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虽然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特点，通俗文学均随着社会和时代风潮的变化而变化。从题材单一到丰富多彩，是70年通俗文学创作的基本状态；从境外到境内，是70年通俗文学发展的基本历程。市场经济是通俗文学发展的内在动力，直接决定了通俗文学的浮沉与盛衰。通俗文学包蕴着独具价值的现代生存状态的人文关怀和情感抚慰，市场和阅读的需求促使着通俗文学创作题材和风格的转换。同时，通俗文学与大众媒体有着密切的关系，主流大众媒体的转型升级划定了通俗文学发展的阶段性和变化的表现形态。 一、港台地区的武侠小说、言情小说各呈特色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初到上世纪70年代后期，中国大陆的通俗文学创作也就是一些反特小说和少儿科普小说，它们的存在主要是与巩固政权和社会现代化的需要有关。如果以通俗文学的美学要素论，通俗文学的创作方法在当时流行的“红色经典”之中却有着比较鲜明的呈现。此时真正表现大众精神、并具有类型化创作形态的通俗文学实际上出现在港台地区，以武侠和言情两大题材的小说为代表。 1954年和1955年，梁羽生《龙虎斗京华》、金庸《书剑恩仇录》的接连问世，让香港武侠小说成功完成历史性接棒，接续了20年代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侠传》和三四十年代的“北派武侠”创作热潮，并将现代武侠小说发展到当代。如果把梁羽生的武侠小说概括为偏向传统的“名士派”，金庸在香港世界性与时尚性交织的文化背景下，对旧式武侠作出了改革性创新。金庸小说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儒释道的精神内核，同时又具有鲜明的现代性呈现；摈弃了狭隘的民族观念和俗套的复仇观念，有着更多现代价值的深度挖掘；融汇现代中外文学的创作手法，塑造了一系列性格复杂的人物形象；运用各种艺术要素将武术描写雅致化、美学化、个性化。金庸小说既是武侠小说的创作高峰，其美学追求也是中国小说走向世界的精彩呈现。台湾作家古龙的武侠小说的创作成就不是初期的模仿学习，而是后期的变革创新。古龙可称为中国当代武侠小说的革新者。紧随古龙之后的是香港作家温瑞安和黄易。 香港地区和台湾地区都有言情小说的创作群体，代表作家是香港地区的亦舒与台湾地区的琼瑶，她们被视作中国港台地区言情小说创作的双子星。她们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的文坛，在之后的数十年间，其作品影响了一代又一代读者。虽然都以言情著称，两者的创作风格实际上截然不同。亦舒的小说更多反映了都市中女性的婚恋困境，从小说思想上来说，秉持的是一种更具现代性的独立观念，着墨最多、也是她最中意的人物，是凭着一己之力在都市中摸爬滚打，最终获得一席之地的中产阶级女性，如《我的前半生》中的子君、《流金岁月》中的蒋南孙，《我们不是天使》中的丘晴等。亦舒小说人物大多生活在都市，思想观念具有现代化的特色，与之匹配的语言风格简洁、凝练，有着现代人的机智感。琼瑶小说的古典文化氛围浓郁，常常用古诗词为小说、小说主人公命名，并不时穿插于行文之中，配合夕阳、垂柳、星云、雾霭等古典情景营造出含蓄典雅的古典诗意，与其作品中的生死相许的纯洁爱情相应和，形成琼瑶式的唯美纯情风格。 港台地区之所以先于大陆出现通俗小说的勃兴，是由于其早于大陆进入工业社会阶段，强劲的市场经济促进了社会的发展，促使了大众文化的繁荣与市场运作的活跃，以工薪阶层为主的现代都市阅读群体需要工作之余的休闲娱乐，武侠小说和言情小说的“侠骨”与“柔情”也恰到好处地满足了世俗生活中凡人的英雄向往与纯爱憧憬。 二、90年代社会小说、大陆新武侠和历史小说的三足鼎立 随着中国大陆改革开放的步伐，上世纪80年代中国大陆的通俗文学进入复苏阶段。复苏阶段的中国通俗文学基本上是现代通俗文学的翻印或者改写，例如根据王度庐小说《卧虎藏龙》改写的小说《玉娇龙》就很流行。中国通俗文学进入繁荣时期是上世纪90年代。 通俗文学有着反映社会热点、追逐社会热点的特点。上世纪90年代社会小说的创作与中国社会脉搏一起跳动。首先登上文坛的是域外小说。1991年出版的曹桂林的《北京人在纽约》与1992年出版的周励《曼哈顿的中国女人》都产生过广泛影响。两部小说的价值观念虽有不同，写中外文化的冲突也各有所长，却都昭示着中国与世界接轨的生活追求和人生价值的现实思考。另一个表现社会热点的小说是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出现的官场小说。此时的官场小说大致上分三类：一是党和人民对官场中腐败分子的清除，代表作品有周梅森的《人间正道》和《中国制造》；二是邪不压正，尽管腐败分子一时得逞，但是在党的领导下，正义之剑必然刺破邪恶之网，代表作品有张平的《抉择》、陆天明的《大雪无痕》；三是写体制中个人价值实现的苦闷、焦虑和追求，代表作品有王跃文的《国画》、阎真的《沧浪之水》等。官场小说实际上是在市场经济环境中如何保持正义性的文学想象和思考，满足的是百姓对神秘官场的好奇以及“正义必胜”的审美期待。与当时精英文学追求的拒绝崇高、琐碎纪实的“新写实主义”小说相比较，官场小说有着直面体制、思考重大问题的社会价值，从上世纪90年代至今一直受到阅读群体的青睐。 上世纪90年代后期大陆新武侠的集体现身是通俗文学的一个引人瞩目的创作现象，而这一现象的出现与上世纪80年代金庸、梁羽生小说的流行及其影视剧的热映有很大关系。毫不夸张地说，金庸、梁羽生的小说及其影视剧陪伴着一代人的成长，其中的佼佼者就成了大陆新武侠的主要创作者。沧月、凤歌、小椴、沈璎璎、步非烟等是其代表作家，他们活跃于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期。《今古传奇·武侠版》是他们最初发表小说的主要阵地，所以他们的作品以中短篇居多，长篇少见，超长篇更是没有。相比后期追求奇崛的网络作家，这批作家的写作方式较为传统，大多是受了金、梁、古、温、黄的影响（如凤歌的《昆仑》随处可见金庸的影子），但由于他们的创作过程中正是中国社会与世界接轨时期，他们的小说有着很明显的世界现代流行文化的痕迹。何谓侠？他们虽然各自的解释不同，几乎都对传统武侠小说中的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理念提出了疑问。何谓人生价值？建功立业、社会进取自不可少，独立人格、逍遥快乐未曾不可。何谓信仰？中国传统文化固然是根底，东西方文化融合造就缤纷多彩人生也是一种活法。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大陆新武侠中女子武侠的大量出现，打破了以往武侠小说男性作者、男性英雄一统天下的局面，少女情怀为武侠小说蒙上了情爱书写的柔美面纱。 1949年之后中国的历史小说的创作并不繁荣，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是姚雪垠的《李自成》。从1963年《李自成》第一卷出版到1999年第五卷出版，《李自成》的每一卷都打上了很深的时代烙印。中国历史小说创作的繁荣期是1985年以后。如果将1985年以后中国社会的文化思潮大致上分成大众文化、商业文化和精英文化的话，此时的历史小说几乎是“合拍”而行，在每一个文化层面都留下了痕迹。最能体现大众文化形态的历史小说是凌力的《少年天子》《倾国倾城》《晨钟暮鼓》，它们合称为“百年辉煌”系列。二月河（凌解放）的《康熙大帝》《雍正皇帝》《乾隆皇帝》，它们合称为“落霞三部曲”。这一层面的历史小说以讲故事的方式讲述历代皇室背后的勾心斗角和悲欢离合，最受影视剧的青睐，影响也最大。最能体现商业文化的历史小说是台湾作家高阳创作的《胡雪岩全传》。高阳大约创作了近80部历史小说，《胡雪岩全传》被人们推崇，是因为它迎合了当下社会的商业大潮和人们的商业思维。这部小说诠释了中国商业文化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在中国怎样做商人以及商人的地位究竟如何。具有精英文化意识的标志性历史小说是唐浩明的《曾国藩》和刘斯奋的《白门柳》。两部小说均是写知识分子在现实社会中的政治得失以及展示传统文化背景下的人格坚守的痛苦和执著。历史小说的创作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也是很受读者关注的小说文类。从晚清梁启超主编《新小说》开始，就要求历史小说具有启蒙民众的社会意识。要启蒙民众，历史小说的写作就要通古达今。当下中国，不同文化背景创作下的历史小说，价值取向自然有所不同，学术界也有不同评价。不过，它们都做到了通古达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