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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艺与经济关系：市场框架下凸显出的文论问题域 之所以说新时期围绕意识形态的讨论是“文艺与政治关系问题域”之“延伸”，还因为此期出现的新问题域是“文艺与经济关系问题域”，其实践根源是中国逐步走上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道路，市场开始对文艺产生越来越“直接”的影响，这在文艺生产者的收入来源上有突出表现：“市场”开始成为他们收入的主要来源，而在前30年的计划经济框架下，其收入主要来源是国家或政府。从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经典文献看，2014年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是继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后又一重要纲领性文献。在延安时期以及整个革命战争时期，在前30年计划经济时期，文艺与市场的关系问题都不是突出问题，而习近平讲话的重要现实背景之一是：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文艺与市场经济关系问题凸显出来，“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的重要论断有着非常强的现实针对性，这表明在新的实践问题域下，理论上的“文艺与经济关系问题域”也凸显出来了。在国家政策层面，强调非赢利性的“文化事业”与赢利性的“文化产业”的统一，体现了在市场框架下对文化生产发展方式的基本定性。在学界相关讨论中，新的“文艺与经济关系问题域”逐步呈现出来，但相关研究总体上还不够深入。 第一，“文艺与经济关系问题域”在从通俗文艺到大众文化讨论中的呈现。从中国文艺现代发展史来看，在现代化之初，商业化通俗文艺如鸳鸯蝴蝶派等就粉墨登场，这表明“文艺与经济关系问题域”具有较强“现代性”，其中所谓的“经济”严格说来应为“市场经济”。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商业化通俗文艺退出历史舞台，是因为“市场经济”退出了历史舞台；改革开放以来，商业化通俗文艺再次呈现强劲发展势头，是因为市场经济再次登台——这表明理论问题域恰恰是随着实践问题域的出现而出现的。 随着商业化通俗文艺的兴起，学界相关研讨也随之出现。在文学史研究方面，王先霈等主编的《80年代中国通俗文学》指出：“通俗文学的勃然兴起和持续兴盛，在80年代中国的文学领域，或者扩大一些，在这一时期全社会文化生活之中，都是十分突出的现象”；范伯群主编的《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提出通俗文学与纯文学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两个翅膀”的说法。新时期以来，港台武侠、言情等类型通俗文艺大量涌入内地，严家炎认为金庸的艺术实践使近代武侠小说第一次进入文学的宫殿，是“一场静悄悄地进行着的革命”。对于抬高商业化通俗文艺的做法，袁良骏、易中天、何满子等学者提出了不同意见，发表了很多争鸣文章。 在理论研究方面，围绕文艺、文化能不能商品化也形成了争鸣。陈文晓认为：“一部作品无论具有何等崇高的精神目的，如果没有票房价值，没有市场，那就算吃了败仗，失去了艺术的一切功能”；另外一些学者则提出了反对商品化的意见。进入21世纪，“大众文化”越来越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并引发了相关争鸣，文艺与经济交融所引发的文论转型得到了重视，大众文化的“两面性”、“小众性”、“强制性”以及文学性泛化、审美泛化等问题得到了广泛但并不深入的讨论。 第二，“文艺与经济关系问题域”在“人文精神”、“新理性精神”讨论中的凸显。尽管20世纪80年代已开始有文艺商品化的讨论，但总的来说，那时商品化似乎还没有对严肃文艺创作形成较大冲击，严肃文艺的创作者们还在忙于思想解放和现代形式技巧的探索。但是，90年代以降，随着中国坚定地走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市场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越来越加强，商业化通俗文学对纯文学的冲击已经迫在眉睫。这时候出现的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正是对这种冲击的应对。论争起始于王晓明等《旷野上的废墟——文学和人文精神的危机》一文：“一股极富中国特色的‘商品化’潮水几乎要将文学界连根拔起”，文学的意识形态功能“逐渐被其它传播媒介所取代，人民自己独立发言的能力也逐渐发达，文学‘载道’的事务就又濒于歇业了”。批评者如张颐武指出：“‘人文精神’对当下中国文化状况的描述是异常阴郁的。它设计了一个人文精神/世俗文化的二元对立，在这种二元对立中把自身变成了一个超验的神话”。 钱中文等关于“新理性精神”的讨论，总体上也是一种理论应对：“随着商业社会中消费文化的普及和艺术产品市场化的加剧，无论在实际生活中和理论思考上，现代审美性日益成为突出问题。其标志是审美行为和审美判断越来越强调感性解放和身体欲望的满足，强调审美活动的物质化、生活化和实用化。针对这种情况及造成的问题，文艺学美学界以钱中文为首，经过一段时间酝酿和探讨后，明确提出并大力倡导‘新理性精神’。……‘新理性精神’以重建人文精神为思想主导，试图综合理性和感性及非理性，以解决当前审美文化过分突出感性和身体性的问题。”童庆炳、朱立元、王元骧、许明、徐岱等学者就此发表专文进行讨论。 第三，“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文化经济学与新问题域研究的深化。以上有关大众文化、人文精神、新理性精神等问题的讨论还是具有一定本土性、现实性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论界的主流是大量引进西方大众文化理论，总体上存在“去经济化”倾向，主要关注的是文化消费活动中的身份认同、区隔、竞争等问题，文化与市场经济之间的关系这一更基础性问题却没有得到充分关注和深入研究。总体来说，不顾中国实际、不顾产业化、市场化发展方式对文艺、文化发展的负面影响而简单地跟着西方走，滋生了很多问题。从实践看，文化产业化的发展方式一方面确实大大促进了当代文艺的繁荣发展，但是另一方面，也出现种种乱象，许多负面现象有愈演愈烈之势。以此来看，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所提出的“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的重要论断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此后，理论界对文艺与市场的关系开始了更加深入的研究，如《文学评论》2014年第6期集中刊发了一组讨论“文学与市场”的文章，高建平、程巍、刘方喜、赵炎秋等学者从多方面参与了讨论。 随着推进文化产业的发展成为国家战略，有关文化产业、创意产业发展具体方法的研究以及文化（艺术）经济学等方面的交叉研究获得较大发展。胡惠林对中国文化经济学的发展作了历史梳理：“中国文化经济学研究经历了20世纪50—70年代的初始阶段、80—90年代的转型阶段和20世纪90年代后的建构阶段。艺术社会学和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理论是中国文化经济学研究初始阶段的价值观与方法论，改革开放后中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带动了中国文化经济学研究的市场经济转向，重建关于文化与经济关系的认知系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现代西方经济学同时对中国文化经济学研究的市场化转向产生影响，形成关于文化商品的双重属性和文化经济运动双重规律理论”。这种历史梳理对于我们理解70年文论问题域的变化有重要启示。 第四，马克思关于文化精神劳动“生产性”理论的重要启示。李准认为：“关于文艺发展和市场经济的关系在理论原点上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推进”，“对于包括文艺作品在内的精神产品是不是商品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也没有像对物质商品那样作出系统而又完整的论述。或者说，这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文艺学还没有完全解决的一个难题”，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如季水河指出，马克思艺术生产论在当今正向着多个维度展开，关乎“审美创造中的艺术生产”、“意识形态中的艺术生产”、“艺术产业中的艺术生产”等，这种三分法是有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经典文献依据的。再如高建平指出：“马克思曾经努力区分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张玉能指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辩证处理文艺生产及其产品的非生产劳动性和生产劳动性，创作生产出审美价值、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相统一的文艺作品”。对此，刘方喜《批判的文化经济学：马克思理论的当代重构》（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13年）一书通过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相关经典文献的详细梳理，进行了集中而专门的研究，实际上已经触及讨论文艺与市场关系的“理论原点”。 总之，马克思有关包括文艺在内的精神劳动“非生产性—生产性”理论等，涉及的正是文艺与市场关系的“理论原点”，对于我们考察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框架下如何繁荣发展文艺具有直接指导意义。单纯从经济学角度展开的文化经济学研究，总体来说不会关注文化“非产业化”的发展方式，而对于基于文艺学和美学的文化经济学来说，文艺“产业化”发展方式与“非产业化”发展方式之间的关系，恰恰是基础问题，或者，如果说“文艺与市场关系”是文艺学的“外部问题”的话，这一外部问题落实到文艺学内部就“内部化”为文艺发展“产业化”与“非产业化”之间的关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