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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服务于儿童精神需求的文学，发现、勘探童年生命的特质，进而致以艺术表现是儿童文学的题中应有之义。“儿童性”是儿童文学与生俱来的属性。但由于表达这一审美内涵的主体是成年人，或者说基于儿童文学中的“儿童性”永远是一个“再造的”，而不可能是“原生的”这样的现实，“儿童性”便成为了儿童文学领域中最具争议性、挑战性、不确定性的难点美学问题，因而它也是一个常说常新的话题，因为我们对儿童的认知是不断拓新推进的。 翌平是一个在儿童文学创作上极其自主、自觉的作家，其创作针对儿童年龄群体跨度很大，风格各异。他对儿童性问题的思考既有自身创作实践，又有大量的中外儿童文学阅读积累，同时也兼及考察成人文学领域对儿童的表现。因此，他提出的“重读儿童性”的路径及有待我们开掘的文学命题，均是完全紧贴儿童文学内部世界在往深里走的。无论对当前的创作还是理论研究，都颇具启迪价值。 ——李利芳 儿童性作为儿童文学的理论核心，是每个作者在新时期都应该关注的。儿童文学的创作是经典的继承和发展，像《彼得·潘》就是一部经典的儿童文学作品，它讲述一个身长双翅的人带领孩子们逃离成人世界，在“永无岛”上过着无忧无虑生活的故事。彼得·潘的拒绝长大，是一种诗性的文字表达，曾对儿童文学的创作起到过很好的启示作用，它彰显儿童本位，逃离成人世界、寻求孩子的自由。但如果将它从典型作品的创作风格上升为儿童文学精神标识的话，会让广大作者产生极大的不适性。从创作者角度来看，“永恒的童年”、“长不大的孩子”应是对儿童天性的诗性描绘，而非创作追求的结果。 人类生理上的必然“长大”与心理上有意的“长不大”会形成极具反向张力的矛盾。以这种心态写作，作者对儿童性的理解会是错位的，很容易凭借大人的成见表达童心、童趣，将成人的思维和智力打扮成儿童之心。这种“中年儿童”、“超龄婴儿”式的写作会不自觉地衍生出新的说教式儿童文学。其实无论是“蹲下来写作”还是“俯下身写作”，这些形象比喻的重点不在于成年人作者是否降低身位，而在于创作者对自身成人身份的认知，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儿童本位自觉。 儿童文学中的“儿童性”，可以理解为成年的作者对儿童本性、天性的洞悉、理解、认同、呵护、鼓励、启迪和激发等诸多层面。在激发层面必定包含成年人作者的智慧。无数经典的儿童文学作品都是融合成人智慧与儿童情趣，以儿童容易接受的方式激发儿童的想象和创造力的。 约克·舒比格的童话《狮子的吼声》《一头猪和一张纸》用天马行空式的孩子的想法，表达了讲故事的逻辑与构建故事的智慧和精妙。尼尔·盖曼更是将讲故事的技巧发挥到极致，他的故事覆盖不同年龄段的孩子，他的作品《鬼妈妈》《那天，我用爸爸换了两条金鱼》讲述儿童天性中被遮蔽和涂改的部分，如恐惧、孤独、渴望、暴力美感等，将儿童心理、作者的“叙述诡计”与故事的“多维结构”融合在一起。像埃米莉·格雷维特的《大野狼》、法国作家斯特凡·塞内加的《你看见了什么？》更是用孩子的方式感觉成年人期待他们自己去理解的世界，让置身其中的游戏与未知激发儿童的理解与判断。冰波先生的“阿笨猫”系列也是如此，儿童情趣、想法与作者巧妙的情节设计结合在一起，读起来让人忍俊不禁。好的儿童文学作品一定是提升儿童的智力、理解力和感受力的，它需要与儿童心性融通，同时也保持一定的智力位差，将大人与儿童的灵性融为一体。 儿童性作为一种宽泛的概念，需逐一细分。年龄不同的孩子心智、理解能力、辨别能力，身体与思维都不一样。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泉根先生在上世纪80年代曾提出过“儿童文学三分说”，将儿童文学细化为3—6岁的“幼年文学”、7—12岁的“童年文学”和13—17岁的“少年文学”。曹文轩先生曾谈到：“我们把我们的儿童文学所服务的一个广阔的读者领域，无缘无故的缩减成为一个仅仅含有低幼和低年级、中年级的领域。以给低幼和低年级、中年级的作品代替了整个儿童文学，而我们却未发现这样一个事实。”这种高年级文学分类的缺失，导致对少年文学理论建构和批评的缺席，以低幼、中年级的文学评判标准与方式评价少年文学显然有所不适。 儿童文学的“三段细分法”以及近些年来，在世界范围内逐渐成熟的青少年文学体系，使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我们儿童文学分级的现状，同时也需要重新研究和考量关于不同年龄段孩子的“儿童性”含义。从生理与心理的角度来看，特别是进入少年青春期，孩子们的身体得以发育、性意识逐渐萌生、思想行为的叛逆，这些都与传统儿童文学中对少年的想象有着本质的区别。少年文学中的少年主体性是一项新的课题，它包含少年的诸多心理、身体、智力和思维的内容，如叛逆性与二元对立的认知模式、英雄情怀与自我完美的心理投射、冒险精神与刺激性追求、性意识与性取向等诸多命题。在传统的文学分类中，往往将少年文学归类于“成长小说”这种词义含混不明的范畴，因为几乎所有的文学作品都可以不出错地归入此类型。儿童文学中的成长小说曾经一度也被视为成人化边缘，游离于“儿童文学标准”之外有差异的作品分类。少年正常生活中所涉及的矛盾、冲突，面临的艰辛，历史背景中的真实、少年的性意识和懵懂情感，都被简单地视为“儿童不宜”或“成人化”，被“低龄化”的文学标准与规则当成“违规”，被排斥与忽视。在儿童文学发展的二度黄金时期，需要对少年文学进行细致的研究与建构。 上世纪80年代儿童文学的回归，从根本上确立了儿童文学这一文类的内涵与外延，同时也是五四以来“人的文学”与“儿童的文学”复兴的延续。儿童文学以“儿童本位”为核心的对待儿童的方式具有前所未有的积极意义。将儿童从从属的训教和灌输的对象，提升为与成人平等的自由、解放天性的地位。文学与教育关系的讨论也让文学创作的方向明朗化，即文学作品是表达儿童的童心、童真、童趣，讲述他们的精神自由。不难看出，儿童文学的“儿童性”这一核心理论，在经历长久的被遮蔽、被否定后破茧而出，具有深刻的历史和学术意义。儿童文学体系的重新确立是对政治化与说教式的儿童文学拨乱反正，可惜在对旧的思维模式的肃清时，连带着成年人对启发、引领儿童作用的忽视，儿童的天真以及顽童精神、游戏精神等涵盖了儿童性的多样与复杂。文学大环境下对“教育”一词的“伤痕式”记忆，导致某种程度上将反对灌输式的说教误读成文学与教育的剥离。当针对政治语境下的教育被重新诠释时，成年人对儿童的引导也被视为旧观念的一部分，而忽略了教育本身也在与时俱进，不断继承和发扬着杜威提出的“儿童本位”理念。儿童文学的儿童本位本源于杜威的儿童教育，而这种成人引领作用的源而复失不能不说是一种悖论式的遗憾。 上世纪80年代儿童文学体系确立之时，已预示了简单定义的儿童性在面对多种尝试的作品时，特别是当下世界经典作品中丰富的儿童性时会变得有些失语。从学术角度看，文学史不同阶段的书写，一直重复着一种二元对立的方式。新的文学理论的确立伴随着对旧理论的的清扫，含糊不清的中间区域也会被当成旧体系的一脉被否定、被清除。对某些“儿童性”的注解，在处理文学史上多样的“儿童性”表达，以及文学受历史、社会环境而引发必然的表现上（比如抗战期间所有的文学流派淡化自身的文学主张，投身于“民族救亡”的文学当中），显得有些力不从心。儿童文学的母题性归类让人更容易把握和理解儿童文学，对学科的建立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它的简单化也使得多样的儿童性因无处归类而丧失合法性。以“纯粹”的标准总结此前的儿童文学，略除历史、社会对文学的影响，略除非儿童文学中的儿童性表达，于是出现了一种现象，“剪略”后的五四以来的儿童文学，仅存留寥寥数部幼童年龄段的儿童文学作品，而众多被公认的儿童文学大家的名作，也只能通过细致筛选与粘贴才有可能勉强符合新确立的儿童文学标准。上世纪80年代重新梳理儿童文学体系时，对五四以来文学作品中的多重“儿童性”尝试有所忽视，特别是众多非纯粹儿童文学作品中的儿童形象和儿童性被遗憾地“剪略”掉了。 萧红《呼兰河传》中的小团圆媳妇以及那只哭泣的兔子形象，被虐待致死的小媳妇让人觉得转化成那只经常用长耳朵揩去眼泪的兔子，当人们对它说要送它回家时，那只兔子会停止哭泣，静静地信以为真。萧红在一部经典的文学作品中自然流露出的儿童天性，让人感受到心悸与绞痛，这种对儿童的描述方法对于儿童文学的书写具有独一无二的启迪作用。 废名的《阿妹》里描写的那个自小羸弱、生命垂危的小妹妹，因自感宿命而异常懂事，在现实的严酷中极为顺从而无助，是一个让人怜爱的儿童形象。 鲁迅的《铸剑》是一部很悲冷却欢快的儿童小说，当眉间尺的头颅在沸腾的鼎水中望见杀父仇人的头时，两颗头你死我活地撕咬起来，其中眉间尺的口中不断歌咏的是童谣说唱式的歌词。一部重写的古代经典被鲁迅使用新的小说技巧和视角，营造出诡秘、惊悚的氛围，怪诞中不失欢乐的风格，为少年小说提供了一种出其不意的想象力。 儿童文学的创作过程，是成人作者理解并发现儿童、联通儿童的思维和想象的过程。作家以“童心”感知孩子的内心并与他们心灵共享，激发孩子的潜能来探索世界，是作者对“儿童性”的领悟、吸收和自觉。对儿童性的认识是不断演进的，它依赖于新的创作实践和理论探索，并对儿童文学的创作起着启示的作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