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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研究的未来：社会历史进程与阶级、政治经济学 乌托邦是个极其复杂的概念，刘方喜认为，与之相关的社会历史现象也极其复杂。“斯道雷阐释了乌托邦作为一种社会可能性与现实性之间的复杂关系，揭示了乌托邦理念拒绝与现实妥协、不断发现并拓展社会新的可能性的基本特性，这对批判曾经一度颇为流行的‘历史终结论’有一定针对性。其实马克思、恩格斯对此已有深刻分析，他们所创建的‘科学社会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重要区别就在于：强调作为一种更为进步的新的‘可能性’的社会主义必将取代现实的资本主义而转化为一种新的‘现实’。”“以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为范式的西方当代‘文化研究’则越来越放弃社会‘进步’这一理念，在批判资本主义当代‘现实’上不可谓不激烈乃至深刻，但实际上抛弃了必将取代资本主义的共产主义可以转化为新的‘现实’的信念，只剩下对资本主义不断的无情解构，并且往往停留于文化、符号、话语层面的解构，很难在现实层面对资本主义形成真正的颠覆，“要想重新激活文化研究以及乌托邦等理念的批判潜能，就必须重新‘回到马克思’，回到马克思所创建的科学社会主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吴子林认为，“作为一种‘生产性理论’，约翰·斯道雷提出的‘激进乌托邦’，涉及文化的政治想象，直接关联着未来的文化图景，使介入社会现实的文化研究变得更加‘乌托邦’，而昭示了一个‘可能世界’。显然，作为现实世界的奠基和归宿，这种‘激进乌托邦’是一种理想性而非现实性之物；它树立了一个无限完美的标杆和蓝图，虽然无法在经验现实中完全抵达、在历史中完全实现，却对我们的行为起着重大的调节性、范导性作用，为我们的实践趋向理想的境界指明了方向。”在某种意义上，“激进乌托邦”类似于韦伯提出的“理想类型”，一种调节性的社会理想。“我们可以说，马克思提出的‘共产主义社会’，如日本当代思想家柄谷行人所言，不是指人类社会的某种具体形态，而是一种‘激进乌托邦’，它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延展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建构性的批判维度。” 《北京文学》副主编、评论家师力斌表示，约翰·斯道雷先生的“激进乌托邦主义”概念在当下西方的语境中生发，坚持一种想象世界的可能性，是很可贵的。文化研究作为一种介入性的文学研究方式，绝非否定文学、放弃文学，它与传统文学研究并不冲突，而恰恰相反，文化研究为文学研究注入了活力，提供了更广阔、更深入的文学研究视角和途径。”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汪尧翀认为，斯道雷遵从的是一种内向批判的路径。由此引发的理论关注点则在于，这种批判路径能否与马克思异化理论所体现的社会批判相协调。他认为，“马克思的异化批判是要揭示阻碍了人的类本质实现的社会力量，因而显示了社会正义论的诉求。对社会正义的分析，显然无法摆脱‘阶级’或‘阶层’分析。如果阶级深陷于剥削和统治的社会关系之中，那么阶级也可以说就是对人的类存在的异化。因此，消除异化并在新的社会正义基础上实现社会的整合及解放，似乎超逾出了激进乌托邦主义的批判路径，值得反思。这也是今天重提文化研究与阶级、政治经济学之关联的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王莹教授则认为，“文化研究的未来，应该是既向历史上悠久灿烂的文化宝库汲取永不枯竭的精神养料，又要立足当下，持续推动文明的继承、延续和发展，不断开拓创新格局、境界与胸怀。在当今世界，需要我们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观，超越以单一民族与国家为本体的视野局限，实现更广阔的文明的互鉴、融通与共荣。对此，河北大学教授刘桂荣从中国哲学的角度谈到了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儒道释所构成的整体共生的文化生态。她认为，其中体现着“大生命”的生命态度、生命意识和生命精神，这些体现着自我生命精神的独立和涵纳天地的生命气象。文化研究是滋养生命的过程，应以生命为基底，从而成就生命之美。 《外国文学动态研究》杂志编辑王涛认为，“如果参考美国学术界研究情况的话，关于阶级的讨论相对势微，除了常常被族裔、性别的讨论遮蔽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美国长期持一种‘无阶级论’或‘中产阶级论’。在很多美国人看来，只有欧洲甚至其他地方才存在阶级，美国是不存在的。大部分人即使要对某种阶级存在认同，也是将自己视为中产阶级。”中国传媒大学教授李玥阳进而举例认为，“一个研究生非常关心底层，做皮村打工文学的硕士论文。她对打工者手扎破了很疼，竟然能写出一首诗感到十分惊奇，显示出不同群体之间的隔膜，或许可以把这看做是一种全新的阶级图景。此处的阶级，已经不是50年代以来被充分指认出、并试图超克的那种阶级论述。需要以别样的方式，重新将这副图景指认出来。” 对外经贸大学教授刘岩强调，斯道雷教授关于乌托邦主义的两个关键词“蓝图”（blueprint）和“激进”（radical）具有合理性，并由此补充了第三个关键词——“保守”。他进一步阐述道：“斯道雷教授在报告里不断提到雷蒙·威廉斯的名字。雷蒙·威廉斯20世纪50年代写的《文化与社会》，描述了由保守主义思想家和激进的左翼思想家共同构成的批判资本主义现实的漫长传统。那么在今天，我们是否也能描述一种叫‘保守的乌托邦主义’的文化现象？保守的乌托邦主义与激进的乌托邦主义之间有怎样的关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陈定家认为，“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概念，可以直接追溯到柏拉图的理想国，它对整个西方思想界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在中国思想体系中，存在着大量类似于乌托邦的观念，从诗经的乐土到礼记的大同，以及老子的玄同和墨子的尚同，都在一定程度上隐含着对乌托邦社会的向往。尽管在不同的语境下，乌托邦的含义各不相同，但不管我们如何阐发这一概念的基本内涵，乌托邦所具有的理想主义色彩和指向彼岸的启示性品格都将植根其间。 本次研讨会在聚焦约翰·斯道雷分享的激进乌托邦主义学理逻辑及其当代意义的同时，也探讨了文化研究在未来的种种可能性。追问乌托邦的现实意义，不仅具有诸多文本叙事的研究价值，而且为洞察东西方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完美生活理想，提供了历史与现实之间颇具想象力的思想空间。然而，面对乌托邦“思想家族”谱系繁多的逻辑表达，致力于文化研究框架内的理论建构与时代图景的描绘，无疑是全球化时代寻求人类生存方式的重要任务，这也正是约翰·斯道雷关于“激进乌托邦主义”力图引导人们追求更加美好世界的理论旨趣所在。尽管“激进乌托邦主义”或许不能直接改变世界，但它展现的人类追求变革诸多可能性的理论努力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