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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化过程中，货币起着难以替代的作用。德国社会学家、哲学家西美尔（1858—1918）曾援引德国作家汉斯·萨克斯的话说：“金钱是这个世界的世俗之神。”西美尔对货币做了非常深入的研究，发现了货币之于距离的重大影响：首先，货币扩大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发挥着使单个个体原子式裂化的作用，出借给个体一种脱离集体利益的全新的独立性”，人与人交往、联合只是为了“共享一种金钱利益”[9]。其次，货币还扩大了人与世界的距离，一切事物、一切价值都臣服、匍匐于货币的麾下，“物质的意义上的本质在我们的视阈之外，我们和事物完整的、与众不同的存在之间的内在关联被瓦解分裂了”[10]。再次，货币扩大了人与自我之间的距离，货币经济的高度发展使得客观文化压倒了主观文化，“利益的客体位于其中的外围越来越远离自我这个中心” [11]，“生活的核心与意义从我们的手指间一次次溜走，确定无疑的满足感越来越罕见，所有的努力与活动实际上都没有价值”[12]。斯宾格勒说：“想要得到更多的金钱，人只能以金钱的方式来思考。”[13]以货币的方式来思考，空前地压缩了人的丰富可能性，将人的情感的价值扫荡殆尽；以货币的逻辑与性格所型塑的现代人，精于算计，冷漠无情，刻板乏味，不过是马尔库塞所预言的“单面人”。因此，西美尔警告说：“它（金钱）只是通往无穷价值的桥梁，而人不可能在桥上生活。”[14] 在《海边春秋》里，我们也看到了货币在人与人、人与世界、人与自我之间制造的距离或裂痕，但我们也看到了货币还有一种将“世界”联结起来，将一切人、一切事卷入“世界”之进程的弥合作用。在小说的结尾，关系蓝港村命运的投入即资金的来源迎刃而解：当年与大依公一起冒死救过一艘台轮大副胡先生的“小海鱼”——蔡思蓝，收下胡先生3万元答谢金后，离乡出走创业，几十年后创建了自己的集团公司。有着恋土恋乡情结的蔡思蓝，为了回报蓝港村，认捐3000万作为蓝港村青年返乡创业的扶助资金，另支持蓝港村3000万，用于重新规划建设经费。蔡思蓝还请刘书雷转告张正海，如还需用钱，几家银行给自己的思蓝集团还有授信10亿元，集团可以为村里担保向银行借贷。蔡思蓝还跟刘书雷打赌，当年的台轮大副现在的台商胡先生得知消息，一定会来认捐，估计至少会捐1000万；如果胡老板捐了1000万，他就再追捐1000万！果不其然，年迈的胡老板来到蓝港村，见了刘书雷立马认捐1000万，听说了蔡思蓝设的“赌局”后又加了300万！ 在这个充满碎片、满目断裂的世界，货币之所以还能将“世界”联结起来，使一切人一切事都卷入“世界”之进程，弥合货币所制造的距离以化解现代文化危机，其中关键在于“爱”。凝望生命的苦辛与无常，体味历史的丰饶与短暂，刘书雷理解了人性的参差不齐，懂得理解、同情蓝港村人的处境。如何才能拽住那牵动心灵的细线，洞察生活最为隐秘的肌理，安顿那些卑微、挣扎的灵魂，满足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欲求，让罹患的肉身不再啜泣或委顿呢？只有爱，故土之爱，家国之爱，民胞物与之爱！爱，使一个历尽沧桑的人变成了赤子，回到赤子之心，回到生养自己的地方——生命的起点，这也许是唯一的出路。爱，是一切伟大事业和真正奇迹的缘由。爱，弥合了人与人、人与世界、人与自我之间的裂缝，所有的难题都迎刃而解。 正如小说里林晓阳烂熟于心、刘书雷自己著作中所写下的：“责任感就是时代感，一个没有责任感的人，永远都不知道他处在什么时代，所以，他不知道该做什么，更不用说他会有与时代相匹配的人文情怀、伟大精神、崇高境界，而这恰恰是我们改变现实、改变生活、追求理想所需要的”；“人文情怀其实是体现在对社会、对时代、对人的存在和生活的态度和行动上。……在我们这个紧密型构造的社会里和高度关联性的生活中，个体既渺小又伟大，我们都有可能与所有的个体构建一个推动历史向前的基因组合”。在某种意义上，小说《海边春秋》给各级领导者提出了战略管理的问题：优秀的领导者，必须是人本主义价值理念驱动的追随者；管理是一种智慧，必须从人出发，否则就会失去主体性；文学是人的学问，文学研究人的情感、思维与行为，揭示人性的奥秘，可以提升领导者的格局、勇气、洞察力和反省力；以生态意识尊重管理对象，以美丽人生导引健康生活，最终才能达到一种和谐共享的美好状态。 可以说，《海边春秋》是历史理性与人文关怀的二重奏。米兰·昆德拉说过：“小说的精神是复杂性的精神。每部小说都对读者说：‘事情比你想的要复杂。’这是小说的永恒的真理。”[15]在整个人类历史上，从来不存在一个尽善尽美的社会；面对一个选项过多的时代，追随自己的心灵和直觉，通过颂扬、描述美好，而不是一味通过批判丑恶，可能更有利于使社会不断地走向完善。那些古典作家深知这一切，陈毅达也深知这一切。他在生活世界高悬的画布上描绘世界的本来面目，描述人的善良、德行和智慧，并让我们从中得到了“美学乐趣”和“精神洞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