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刘海栖 一直都想写写我在部队的那段生活，但不知道从哪里入手，如果随便写写，或者写点小文，倒也并不难，素材非常多，随手就可以拈来一大把。我是写儿童文学的，想用儿童文学的方式来表现，这就费了我很多思量。要写一个现在的孩子喜欢看，能够接受，能引起他们一些共鸣的小说，而这部小说又没有那么惊心动魄的悬念，或者类似反恐突击特种兵的热点因素，究竟怎么表现，选取怎样的人物和细节，结构什么样的故事……这对我是个课题。 后来我找到了角度，就写我在新兵连的生活。我是1970年底参军入伍的，刚满16岁。这里要给小读者做个解释，那是一个特殊时期，我们上学断断续续，许多男孩子最向往的就是参军，要是能当上一名解放军，手握钢枪保卫祖国，别提有多美妙和幸福了！那时的男孩子，如果拥有一顶真的绿军帽，可是叫众人羡慕的事情。但这也带来一个麻烦，街上有抢军帽的出没，要是一不小心，头上的军帽就没了，所以走路要格外小心。我在部队大院生活过一段时间，父母都当过兵，所以对部队更是向往有加。我上了两年中学，就参军了。 我就从一个16岁，第一次远离父母，第一次踏入社会的少年视角写。 确定了路径，动笔就很顺畅了。这是我恢复写作后的第三部长篇小说。前两部小说的写作，包括与朋友们的交流和探讨，使我积累了一些写小说的经验，也总结了一些教训。在写这部小说时，我还是想做一点改变和自我突破。我的第一部小说《有鸽子的夏天》是围绕一个核心故事展开的，而这部小说不大可能再结构一个核心故事。我要表现一个少年在部队的成长，少年的成长离不开身边人的帮助。我进入部队，接触了一些过去从来没有接触过的人，新兵连里有连排班长，有来自城市的，有来自农村的；有南方的，有北方的；有见了小米饭以为是蛋炒饭的，有用辣椒面把饭拌得通红通红的；有的高中都毕业几年了，还有不怎么认字的……这些人24小时在一起，连谁打什么样的呼噜你都能分辨出来。我决定去写这些兵，我把自己想成值星排长，吹哨子把他们再集合起来，一想就有许多故事。于是我写了干脆利落的陈连长，写了细心但有些婆婆妈妈的侯班长，写了会吹唢呐的理发员阮三成，写了在家养猪到了部队还养猪的马贵，写了会爬树的彭民贵，写了打篮球的马大壮和以成为一个好军人为使命的大院子弟何晓凯……这些人都是我的战友啊，连那位做报告的庞英雄也是真的。我一在电脑前坐定，他们的音容笑貌就浮现出来，恍惚中能看见他们围着我，用各自的习惯和不同的口音督促我：新兵，赶紧写！ 整个故事我设定在新兵连的那三个月。我写了所有新兵必须经历的关口。比如想家，比如紧急集合打背包，比如夜间站岗，比如新兵怕哨老兵怕号……还有些没写，比如我们不爱穿棉裤，放在书后附录里的我那张全身照片就是没穿棉裤的，因为穿了棉裤蹲下起来后，膝盖上会有两个大鼓包，觉得像农村拾粪老头穿的那样，我们没事就使劲儿拍膝盖，要把大鼓包拍下去。但平时不穿棉裤不符合军容风纪，只有星期天上街时不穿，再在脖子上挂个口罩，不戴，塞进衣服里，胸前露着两根白色的口罩带。这不能叫军务科的参谋看见，看见了会告诉连长，晚点名时会挨批评。我还写了体育兵马大壮他们，因为后来我也当了体育兵去打球。体育兵除了伙食好不用站岗，还发运动服，运动裤得要大一号的，毛蓝色的裤腿露在军裤外面，觉得很风光。还有写信那件事情，去小卖部买信纸邮票和印着部队代号的信封，没事就趴在床边哗哗地写信，觉得这是长大了的一个标志。拿信的通信员很受欢迎，有人一次能收十封信。我在部队养成了写日记的习惯，每天总要抽时间趴在床上写日记，记下每天的见闻和感受，到退伍时我积攒了十本日记，附录里也放了一本，开头就记了我在小说里写的野营拉练的事情。所有这些细节我都亲身经历过，连那个护士打针的事情，也是在写小说过程中听女战友讲的她的真实经历。这些细节像保存得很好的老照片，稍有褪色但毫无缺损，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我把它们原原本本地呈现出来，献给我的那些战友和少年朋友。 虽然没有一个核心故事，但这些故事还是有核心，这个核心就是阳刚之气。对我来说，军营是阳刚之源。我觉得阳刚不仅仅是外在的表现，它更是一种综合素质的养成，力量和勇敢当然是阳刚，但友爱、善良、包容、互助同样是阳刚，连敢于认错和遵守规则，都属于阳刚的范畴。部队生活恰恰是把你这块生铁放进熔炉里，高温冶炼，不断地加进各种有益的元素，慢慢地锻打，去掉杂质，火里三遍水里三遍，最终变成一块坚硬无比的好钢。我想把这些告诉现在的孩子，我们那一代人，是如何真诚地投入火热的生活，如何渴望为事业献身，那一代人为了共和国的发展强大做出了怎样的努力。我认为儿童文学的题材应该是广泛的，还要更广泛些，像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可以为拓展儿童文学的题材面做一点工作，我想，这部小说是我交的一份答卷。 我还想说一点，就是语言问题。儿童文学首先是文学，文学的语言与故事同样重要。在这部小说里，语言也是我着重加以考虑的因素。由于是写部队生活，部队生活有自己的状态，有一套独立的话语系统，如果不能很好地呈现出来，那么这部小说即使故事再好，也不能算成功。其实如果脱离了部队那独有的话语系统，故事也就不可能显出独特性。我在写这部小说时，把大量精力用在了打磨语言上。我想保持一种记忆中的部队语言的原生性，但又要叫现在的小读者能理解，所以还是很费了一些考量。编辑朋友对此表示了极大的宽容。比如，连长会叫自己的兵是“家伙”们，我说不要在前面加“小”，加了就不像了。我说连长“刺起杀”来厉害，不能说“拼起刺刀”来，那样就有些“文艺腔”了。去救火时，连长大喊“全体都有了听口令立正向右看齐向前看向右—转”，这是一种气势，如果加上标点，就成了另一种状态了。里面提到了唱的一些歌，尤其是对话里，我都没用书名号，而是用了引号，用歌曲的第一句，要是用书名号和真的歌名，那就不是我们在说话。在故事上，我也尽量去讲部队所独有的故事。董副师长和战士一起吃饭吃到石子硌了牙，命令通信员去叫司务长跑步过来，还要带着筐，把那个吃出来的小石子抬走，形容其大。这就是部队特有的上下级关系，干部永远把士兵放在第一位，司务长是干部，所以师长可以这样对待他，但不会这样对待一个士兵。我希望这些东西能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叫这部小说如实地再现当年那支革命队伍的真实光芒，和我们在其中的成长。 好的小说都是改出来的，我在写作过程中深深体会到这一点。大量的细节，语言的淬炼，故事的完善，情节的照应，草蛇灰线，等等，都要一点一点地融进小说。我享受修改的过程，甚至到最后修改完毕居然有些舍不得，心想这就结束了？今后，我还会精心地修改和打磨作品，我不追求数量，留给我好好写小说的时间不多了，我要认真去写，争取能写出一些超越自己的东西来，将来回头看，不叫自己脸红。 编辑希望这本书有个序言，我马上想到高洪波兄和汤锐。洪波我视为兄长和朋友，他是儿童文学界的领军者，又有和我相似的当兵经历，我一找，洪波兄欣然答应，于是写了许多鼓励的话。汤锐是优秀的儿童文学理论家，也是我多年的老朋友，上世纪八十年代给我开作品研讨会，汤锐专门从北京赶来参加。我给汤锐说，再做个友谊的纪念吧，汤锐非常痛快地答应了，她克服病痛，给这本书写了序言。我铭记朋友们的情谊。 要感谢刘胜军兄，我特地找他为这本书画插画。他也当过兵，所以他画的插画不但传神，而且特别准确，复原了那时我们生活的种种细节。 陈泽新兄给了我又一个惊喜，在给我设计《有鸽子的夏天》时，他知道了我要写这部小说，就答应给我做设计。他设计了几个方案，都好，难以取舍。反复征求朋友们的意见，最后确定现在这个封面。我太喜欢了，那么有气势，所有我们那时的梦想，那些英雄梦，都被这颜色，被这闪闪的红星传达得淋漓尽致。 我也感谢青岛出版社，感谢我的编辑们。除了在文本上帮我完善把关，包容我的一些文学上的探索，实际上，是她们催生了这部小说。本来我还没有下决心写我的部队生活，她们正好有个出版计划找到我，这样就把我推到了起跑线上。发令枪一响，那只能往前冲，否则就是逃兵，当兵的都知道逃兵是最可耻的字眼，我不当逃兵，于是就有了这本书。 谢谢其他对我提供帮助的朋友，所有的朋友一如既往地帮助我鼓励我，使我有了收获。 我永远不会忘记我的战友们，不会忘记那段珍贵的青春时光，正是有了这些人和这段时光的呵护，叫我在以后的岁月里，能挺起腰杆走路，做出对得起事业和人生的事情。我把这本书献给我的战友们。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