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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有关“鄂派批评”的提法浮出水面。此时综述本省文学评论，不仅意在概要索引出年度优秀成果，也尝试在对地方特色的发掘中总结湖北批评传统，探索参与全国文艺创作和本省文艺发展的有效途径。湖北文学批评的优势是兼具学者素养和文人情怀，不逐新求异但又能不断在知识视野的更新中聚焦重大问题。而批评本应作为一种独立的体裁予以再造,不仅为创作助力，也探索一切文学实践活动共担的命运： 如何保持对语言这一媒介之含混性的高度自觉？如何在对个人见解的求索中对个人的偏狭盲目之处也做出及时反省？如何既警惕将美学与政治分离的惰性，又不抛开文学的特殊性空谈“介入”？如何既有兴味蕴藉的感受力，又能立场坚定地进入思想论辩的必要战场？ 一 在谈及湖北批评队伍中作为主力的高校中文专业师生时，於可训教授采用了代际划分的方式，并表明此举不在论资排辈，而是要清理与建构出湖北文学批评的本土资源。2018年，不仅老一辈学者在文艺批评的理论引导方面为湖北文学评论深根固本，中生代与更年轻一代批评家也持续发扬着学术研究与批评实践互动的传统。 先霈教授为《长江丛刊》撰写的几期卷首语，旨在纠偏当下意图以题材、故事取胜的创作问题。他强调“体验”是感觉的发酵，而不是去搜集新鲜素材；他指出小说家重“史才”，但也要有“诗笔”；虽然“叙述”的快速转换能够营造出戏剧性的张力，但作家还是要重视能促进审美静观的“描写”，因为读者对小说意义和作家思想的深刻领悟是从形式美的感染中自然生发出来的。对于文学评论家应有的气度，王先霈教授幽默地提问到，“写文学评论时可以不系领带吗？”陈美兰教授则以1940年代傅雷批评张爱玲、1950年代茅盾肯定《百合花》为例，指出批评家要能力排众议，从作品出发发现其价值与问题。老一辈学者治学论文虽言辞质朴却常能让人体会到学术关乎天下人心。如古远清教授从文学研究的背景、立场以及文学制度、文学史观等方面比较陆港台当代文学研究的发展、成果，意在促进三地从学术共同体走向“生命共同体”，在文学对话中诠释与重建民族性。针对近年来当代文论建设中对“全盘西化”倾向的反对，张玉能教授则指出重视传统也不等于复古，所谓“传统”不仅应当包括古代文论传统，还要正面评估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古代文论现代化”与“西方文论中国化”所形成的重要遗产；应当避免观念立场之争，推进具体工作，探索如何将古代文论中的概念范畴辨析转化到当代文论体系中来。 植根于学术研究并有理论自觉意识的批评，往往能够就中国文学或思想文化方面的重要议题提出原理性阐发。若以关键词概要2018年度本省研究动态，围绕“传统”展开的双向思考尤为突出：一是探索中国古代文学传统的创造性转化问题；二是审思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追求及其形成的传统与突破。 在如何实现古典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方面，於可训教授指出，通常被认为是“全盘否定”传统的近现代文学革新其实是“单反”（“单边反传统”）——反文人创作的文言正统诗文，接续起民间的白话文学传统，并在继承与蜕变中又必然渗透进文人传统的影响，因此，不应以断裂视角认识历史中的新旧转换。在对《黄冈秘卷》的评论中，於可训教授也秉承这一态度，通过对小说中三本“秘籍”所承担叙事功能的分析，实际提出了作家如何演绎与融通传统的问题。这个传统不仅是地方性的，“家族史”与“组织史”之间的联系还寓意着二十世纪革命视野中乡土中国的常与变。另外，於可训教授称《黄冈秘卷》是舍弃宏大叙事，采取更适合揭发秘闻、演绎传奇的闲聊式写法，显然也融入了他近年来文学创作中借鉴笔记、方志传统的思考与探索。 为推进新旧融合视野下的当代文学研究，李遇春本年度通过对乔叶、欧阳黔森两位作家作品相当全面的细读，梳理出了当代小说家如何再造世情、传奇、博物、方志等传统。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分析主要集中于文体、叙事艺术等形式层面，但李遇春又没有忽视当下写作所处的特定历史脉络与文化语境。如他指出欧阳黔森的黔地方志小说其实是对现代地域性叙事模式的反拨，即不再固着于从现代与传统、文明与愚昧的二元对立出发来批判本土文化，而是以一种“重构性的后现代文化姿态”努力发掘其积极因素，以地方性知识的重建消解单一的现代性想象。由此可见，对回归传统的重视，实际回应的仍是百年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对于现代性问题的思考。 如果说於可训教授是通过辨析中国的复线传统来重释文学革命与文学复古之关系，丰富我们对于所谓现代转型之认识，那么同样折返清末民初，昌切的《弃德而就英法——近百年前浪漫主义中国行》一文则以对西方启蒙运动以降不同思想传统的发现，及文化跨境传播中中国知识分子的选择性吸纳与误读，为反思中国现代性提供了参照。昌切将德国浪漫主义的主导模式概括为“反启蒙”、“向后看”（文化寻根以建立民族精神的知识谱系）和“向内看”（崇尚感性以抗拒启蒙理性），由此可延伸出其他探讨——这一思想资源的被忽视如何映射出中国现代激进主义思潮中民族主义、个人主义存在的问题？这一“反现代性的现代性”美学追求对于梳理中国文学从“启蒙”到“革命”乃至“后革命”的嬗变又有何种启发意义？虽然新世纪初盛行的现代性理论热已经退潮，但只要避免概念的笼统使用，这一视角就仍有助于清理与反思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发展至今形成的传统与困境。 以2018年几种研究成果为例：叶立文的史铁生论，其实是对现当代文学中启蒙主潮的再思考。尽管史铁生从“我”之价值的启蒙诉求，转向以信仰神圣价值为标志的宗教哲学，但借助宗教的精神力量寻找自我又始终蕴含着根深蒂固的启蒙情结——这一思想悖论的意义在于拓展了启蒙文学的思想内涵，既不仅仅以感时忧国的历史批判作为主体性意识彰显的标志，也拒绝在视点下沉中坠入价值迷失。笔者的路遥论，尝试以柳青传统为参照，考察路遥关于“交叉地带”的认识与文学实践，其实是要探讨从“革命”到“改革”的历史脉络中作家关于“三大差别”变化着的认识、感觉与文学表达——即革命现代性的遗产与债务问题。而梅兰论新世纪长篇小说的日常生活写作，则是要肯定有别于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反现代性的历史观、反理性和反进化论的日常思维方式”——在某些文学史叙述中可能是“启蒙下沉”的新写实小说，其价值恰恰在于发现了知识分子精英视角外、未被意识形态化的民间生活。如果说以上几种研究的出发点均是反思现代性，那么李俊国论当代文学中都市审美经验的缺失与重构，则表明中国的现代性追求还是一桩未竟的事业。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独特的小城镇与大都市经验，正充分体现了现代性与后现代性混杂的时代面貌，这个时代的写作主体将不得不应对双重挑战，对一切确凿无疑的真理与宏大叙事保持怀疑，又避免在消解价值的生活表面成为一个虚无主义者。如李俊国所述，既要精神在场——不仅记录、反映现实，还要在虚构中揭开未知经验，实现“存在性的文学发现”；还要以“精神漫游者的姿态”追求开放性结构、非确定性语义与文学的多义呈现。 二 湖北文学评论的特色之一，我以为正是在对中国思想文化、文学传统的整体性反思基础上辨识当下创作的问题，并从被审视的传统中汲取经验与创新发展的资源。当学院派批评越来越被轻易诟病为“学理性有余、现场感不足”时，湖北文学评论队伍恰给出了两头并进的证明： 一头是扎实的学院研究，在对现当代文学学科经典文本与前沿问题的持续关注与认识突破中，更新我们的文学观念和知识感觉。例如陈国恩、章涛对“曹禺现象”的新解，是避免政治决定论的外部逻辑，从时代转换下文学主体遭遇的创作悖论来说明走向人民文艺的内在需求。金宏宇、徐文泰对《沉重的翅膀》版本变迁的梳理，呈现出被典范化的“改革文学”之外张洁更为丰富的历史感。陈国和论“70后”作家乡村书写的常态性特征，则是从代际角度考察乡土文学传统在新世纪具备当代性内涵的发展方向。以往研究只关注汉语对少数民族语言的单一影响，杨彬的学术专著《当代少数民族小说的汉语写作》从双向影响的角度为研究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乃至汉语写作问题都提供了新的方法。2018年，张箭飞从人类学、植物学、生态学等跨学科视角重读迟子建《额尔古纳河右岸》一文尤其令人惊喜。小说中鄂温克人的植物利用等乡土知识真正在“智性”而非一般审美趣味的层次上获得了深度阐释，作家对少数族群的关怀也从泛泛的道德表达被提升到知识实践的高度——在近年来常常陷入陈词滥调的所谓生态批评中，这样的研究格外彰显出学院派的力量，极大地拓展了批评空间。 高校学术评价机制往往不重时论时评，但2018年如樊星、刘川鄂、周新民、杨彬、蔚蓝、庄桂成、阳燕、刘保昌、刘月新、李雪梅、夏元明、沈嘉达、肖敏、陈澜等学者、青年教师，对李传锋、刘醒龙、普玄、曹军庆、吕志青、刘诗伟、刘益善、蔡家园、丁东亚、冯慧、尔容、陈旭红等作家新作都做出了评论推介，无疑彰显了他们对学院研究的自反意识和对文学现场的积极参与。正如刘川鄂所述，学院派批评也可以成为“有学理有胆识的锐批评”。目前高校系统仍旧是培养专业批评工作者的重要基地，如何在学术研究与切近当下的评论之间建立相互给养的纽带，理应是学院中人自觉思考的问题。这种纽带的存在可以为批评增色——如读过谭杉杉《论新世纪长篇小说的历史叙事》，才更明白当她论及湖北省80后作家丁东亚时，为何会格外关注这一代人如何形成自己的历史认知；读过朴婕关于50-70年代电影兼具历史感与思想性的研究，会更能体会到她将葛亮的故城书写归结为“层垒的‘南京’”时所蕴含的方法论启示。如叶李从路遥问题谈及如何对现实主义文学传统作“扩容式的理解”，雷登辉从对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的分析中探索审美批评与伦理关怀兼容的可能——学术研究与文学批评尽管性质与文体诉求不同，但都可以成为思想操练与触发艺术感觉的通道。 2018年，省、市文联、作协系统、报纸期刊、出版部门的文学评论工作者也在助力湖北省文学发展，并特别呈现出“跨界”实验的优势。他们的语言更多灵动，少学院批评的滞重，在批评方式与文体风格方面都有更多探索。如《长江文艺》“翠柳街”栏目中的吴佳燕，是以“编者说”的体贴之心为作家与读者的相遇牵线搭桥；但她也可以凭借对作品的熟稔和对写作层面的敏感性作“余华论”，有力地挑战学术界关于“先锋派转向”的同质化知识；而从事湖北当代文学口述史的工作，则让人从她的批评工作中听到来自过去的回响。跨界意识在蔡家园的文学评论中表现得尤为显著，2017年出版非虚构作品《松湾纪事》，2018年发表理论批评文章《“非虚构”再认知》——他对世界文学中非虚构发展史的回溯，足见其扎实的理论素养与宽阔的阅读视野；他将非虚构潮流兴起的原因分析为现实主义文学变革的内在要求、写作者对自身与生活关系自觉调整的结果、读者在奇观化叙事盛行后对于真实性体验的渴求，足见对中国当代文学发展总体状况的准确把握；关于非虚构如何抵达“真实”，蔡家园提出，写作者首先要建立整体性的关照视野，并以自我反思和开放叙事作为“介入”的前提，还要坚持诗性追求——类似观点也出现在他以往综论湖北文学或把脉当下创作的评论中，但亲自尝试创作，无疑更深化了此前仅仅作为批评工作者的理论性思考。 鼓励和促进跨界，的确可以突破某一岗位上依循行业规范的批评视角与批评语言。叶立文研究“驻校作家制”时就谈到“作家批评的兴起”带来了批评体式的解放，作家从自我的艺术经验出发追踪与重写经典也是一种有效的跨界批评。2018年小说家晓苏的几篇评论就是实例。他论叶立文的《史铁生评传》时会提醒学者对作家写作经验的疏于分析。他读普玄的《疼痛吧，指头》时敏锐指出作家本人和评论家都不应事先给作品贴上非虚构的标签。不同于大多数评论直接从现实关怀、人性之思等层面进行主题性分析，晓苏关注的是普玄的写法——纪实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是小说家在深谙读者阅读惯性后以增加可信度的方式加大艺术冲击力，而电影蒙太奇手法、切换叙述视角等“跨体越界”的尝试，恰恰在保证可读性之上又使作品获得了多重解读的开放性。 如何在文学批评中避免“空对空”的套话、行话？如何在观念共识中添加进真正有差异性、有生产性的具体质料？在学院研究、作协系统的专业批评或文学编辑、作家之间，不拘泥于岗位分工、打破圈子的跨界评论应当成为激活批评现场的催化剂。 三 作为本省文学评论培育与发表的重要阵地，《长江文艺评论》《长江丛刊》（文学评论版）、《新文学评论》等理论批评刊物和《长江文艺》《芳草》等文学刊物，以及《湖北日报》《长江日报》等报纸专栏副刊，2018年度亦在凸显地域视角、参与前沿话题、以及批评文体与实践方式的积极创新等方面展开了诸多探索。 首先是以命名的方式集结批评群体，加强队伍建设，自觉探索地域色彩，将其作为湖北省文学评论与创作互动发展的重要前景。《长江文艺评论》新年伊始第一期就发表了於可训教授的《湖北文艺评论、文艺理论建设研究报告》一文。在这篇长文中，於可训教授梳理了湖北现当代文艺理论批评的历史传统，并指出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批评队伍与知识结构老龄化、各文艺门类理论研究不平衡、组织领导力度不够、定位不高以及对青年文艺理论批评队伍扶持不力等。古远清教授随即致信於可训教授，提议亮出“鄂派批评”的旗号，认为这个概念可以凝聚本省批评力量，增强地域色彩。第二期同期刊载了於可训教授的复信，进一步呼吁从命名、特色、身份界定、代际问题等方面就“鄂派批评”展开讨论。此后，第三期发表邹建军《文学批评的限定于学术群体之意义——关于“鄂派批评”致於可训于古远清先生》、第六期发表胡莹《回归批评的本质——从美术批评的角度来看“鄂派批评”》等，均可视为回应。 除此之外，《长江文艺评论》在本年度还特别开设了“雏凤鸣·东湖青年批评家沙龙”专栏，以圆桌笔谈的形式陆续推出了《“常”与“变”——乡土写作的新质与困境》《城市文学的精神底色和现实境遇》《现实主义传统与当代文学创新》《想象的乡土与现实的乡土》四期话题。《湖北日报》亦配发了每期活动评述。这些讨论以湖北高校青年教师为主体，并特邀省市文联作协系统的作家、理论批评工作者与报刊出版部门的编辑记者参与。一方面重在将湖北省文艺理论批评的学院派传统与文学现场对接起来，既导引专业学术研究的现实关怀与实践能力，又增强文学批评的历史视野与理论素养；另一方面，在话题的选择上又避免求新求异，重在从当下创作的重大问题出发总结与反思现当代文学传统，并特别针对湖北省文学创作常于乡土题材、现实主义风格等特点，自觉在讨论中避免主义之争，以打破概念束缚的方式再造传统。在刊物目录上，笔谈作者均落款为“青屏”，不仅是“青年批评家评论”的谐音缩写，更指“挺拔的山峰”，寓意青年评论者要有风骨。毕竟以代际为名的集结只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如何在文学观念、批评意识上都有自觉反思与突破的能力，可以不断敏感到当下文学的旧容新质，参与到时代精神内核的构造活动中来。 在这个方面，《长江丛刊》本年度从“新势力”到“新鄂军”的栏目设计也贡献卓著。“新势力”栏目中创作谈与评论配发的形式，其实可以被读作“作家批评”与“评论家自述”。如几位青年诗人、小说家的创作谈，不仅是个人生活与创作经验的总结，更凸显出湖北省青年作家群体在语言、文体、抒情性等理论层面的自觉意识。新一代作家显然更谙熟文学场域内的运作规律，这一点有助于他们迅速标识出自己的领地，却也可能少了些大巧若拙的发现。而好的文学批评往往能从评论对象中返照自身，如魏天无评林东林对60后诗人的访谈是“追随诗人原乡”，这怀着最后一缕古典乡愁的漂泊羁旅何尝不是批评家自省其美学理想时必须面对的问题？谭杉杉解读丁东亚汲取现代主义资源却陷入荒诞的存在之境而无从逃逸，又何尝不是同样身为80后一代关于历史终结的疑虑？从这一点来看，“新势力”的意义就不仅是给本省青年作家登台亮相提供平台，还要促进批评与创作在对话甚至是对峙中更新彼此。 正如李修文在第9期“新鄂军”开栏语中所说，这不是一次集结，而是“唤醒”与“持续的指认”。对地方意识的倡导不是简单要求批评为本省文艺创作开道、护航，而是要在一个更广阔视野的坐标系中，从个人创作史、地方传统、文体类型等诸方向上重读、重评那些被认为已彰明了价值的作家作品。如阳燕评曹军庆、蔚蓝评朱朝敏，都聚焦两位作家在叙事手法上的鲜明探索，实际关涉到湖北现实主义文学传统中的先锋性问题；李雪梅评吕志青、樊星评周芳，都关注题材选择上对社会现实或当代精神困境介入的有效性问题；荣光启评黍不语、钱刚评林东林，与其说是在美誉两位青年诗人的个性，不如说是不回避所谓个性也可能趋于扁平化与自我重复的危险，探讨当代汉诗如何在进步与回退中不断拉锯以诞生新的诗意与语言。总结成绩或清理问题固然是批评的职责所在，但能够借由评论对象为整体文学观念和创作发展的探讨做出方法论启发，更是批评的意义。 除跟踪批评湖北本土作家、诗人——如《长江文艺评论》“刘益善小说评论专辑”“韩永明评论专辑”“哨兵评论小辑”“《黄冈秘卷》评论小辑”；《新文学评论》“湖北文学新观察”栏目“《松湾纪事》评论小辑”；《长江丛刊》“叶梅散文评论小辑”“普玄《疼痛吧，指头》评论小辑”、《长江日报》“江花”副刊年度武汉地区文学创作综评等——本年度各大刊物也积极以专题策划等形式参与到对全国性前沿话题的讨论中来。由刘川鄂主持的《长江文艺》“自由谈”栏目，陆续推出了有关鲁迅文学院的回顾与意见、文学地理学笔谈、网络文学研究、儿童文学研究、青春文学与“青春性”等专题。其中不乏有湖北籍作者的参与（如儿童文学作家董宏猷对三十年来儿童文学发展状况及特点的概括）；还有突出本省特色文学问题的思考（如首届恩施少数民族文学高峰论坛成果小辑中，杜李著文批评某些作家对所谓少数民族味道的表层涂抹）。在《长江丛刊》“网络文学研究小辑”中：罗先海指出网络媒介促成了新的创作生态，即“续更式写作”解放了创作主体的想象力和创作能量，但“低门槛”“现场感”与碎片化阅读又对写作者提出了新要求；何冬梅以顾漫为个案论述网络小说在表现出对焦虑生命的慰藉之余可能包蕴的人文价值；张贞在主持人语中明确指出“网络文学2.0时代”已经到来，如何在更精准化的分众阅读、更有技术支撑的超文本性等背景下推动变革，是网络文学面临的新挑战。第7期发表蔚蓝的《湖北网络文学生态空间的建构》一文，指出在生态平台、文学根基与梯队迭替等方面湖北网络文学发展状况良好，但如何拓展文体类型的多样性、注重文学性，仍是湖北网络文学亟待加强的中心任务。 不同于学术刊物的体例规范，评论刊物在严格把关学理性的同时也应当鼓励文学批评文体的自由创造。如《长江文艺评论》中的书信往来、圆桌会议，《芳草》“风范汉诗”“江汉语录”栏目中的访谈对话，《长江丛刊》卷首语中的名家随笔体，《长江文艺》的“翠柳街”，《湖北日报》的“都司湖诗话”等，都使得文学批评更具活力、更多文采意趣。一方面，推进批评的跨界实验，如评论家的文学创作、小说家诗人的文学批评等，可以对以学院派为主的本省文学评论面貌形成重要补充；另一方面，随着新媒体时代文学刊物转型和平台拓展，如《长江丛刊》“新人话语”栏目这样鼓励各行各业文学爱好者业余参与文学批评的尝试，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建设等线上线下活动获取更多空间，让文学批评不仅为学术知识生产或名家名作服务，也可以成为普通人分享“文学生活”的一种方式。 媒时代的文学批评也需要分层、分众，纸质文学评论刊物不可能以新闻热点为导向紧追时评，也不应当满足于副标题都是“评xx”“读xx”式的图书阅读指南，要给批评家做好后盾敢于在浩瀚芜杂的文学战场中纵论时局、臧否人物，也要给读者、作家辟出一块可以补给养料、探索实验的花园。 2018年12月5日省作协召开《从新时期迈向新时代——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湖北文学座谈会》，与会学者、评论家们大致从两方面谈及湖北文学四十年来的特点与成绩：一是始终以理想性的精神追求关注现实，在改革开放40年中国文学发展的各个重要节点中均有湖北作家参与并引领潮流；二是在少数民族文学、儿童文学等创作领域特别彰显出地方性之于作家艺术创造的孵化作用。关于湖北文学发展的不足，批评共识主要集中在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突破上——如何不停留于现实表象，而是寻求同时代写作的超越性？如何回到形式或语言的本体层面，又不仅仅在写作技术而是在语言与现实的赋形关系中彰显其先锋性？另外，评论家们也在寻找着湖北文学发展新的增长点，比如能开掘出湖北历史丰富性、写出楚魂汉味的非虚构文学，重视网络文学中的现实题材等。 2018年李修文、张执浩获鲁迅文学奖，应当被视作对于湖北文学批评具有转折性意义的重要事件。当“现代”“日常生活的诗意”“个人化的审美方式”等词汇成为讨论中心，对于以往重乡土、宏大叙事、知识分子批判立场等现实主义主潮的评论体系，无疑能拓展开更具异质性的对话。批评的挑战，还不在于如何将他们的创作放入文学史框架或本省文学传统中予以褒奖，而是追踪两位作家在彰显其独特美学品质之前走过的路——如何从“写”到“不能写”、再到在“羞于说话之时”重新定义“写作”，或在认识到“诗歌不是写的”之后有所言说？这一不断探寻自我的内向型思考又如何与“人间生活”建立关联？无论是李修文的“人民与美”，还是张执浩的“脱口而出、目击成诗”，批评可以如扩音器一般对这些精彩之论作充实与展开，也可以暂时戴上耳塞，在乐曲成形之前只伸手感触声音的震颤——从这个角度来看，批评家与作家才真正比邻而居，在所谓“创造”的过程中求解我们时代的精神状况以及“文学何为”的问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