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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也是五四运动100周年。综观百余年外国文学研究，我们不能不承认以下几个基本事实。 一是从学科史的角度看，外国文学同中国现代文学本是一枚钱币的两面，难以截然分割。首先，“百日维新”主将康有为、梁启超等“托洋改制”的“体”“用”思想是改良派取法西方文艺复兴运动（“托古改制”）的一个显证。1898年林纾翻译《巴黎茶花女遗事》也是我国第一次自主引进外国文学，他从而与严复、梁启超和王国维等人殊途同归。严复与梁启超分别于“百日维新”期间倡导中国文学的改革路径应以日本与西方文学为准绳。严复提出了译事三字经“信、达、雅”，而且亲历亲为。“信”和“达”于翻译不必多言，而“雅”字不仅指语言，还应包含遴选标准，即价值判断和审美取向。王国维则直接借用叔本华悲剧理论创作了《〈红楼梦〉评论》（1904）。 其次是五四运动。关于这场“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中国共产党党史明确视其为直接影响了中国共产党诞生和发展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分水岭。同时，它也是中国思想史的一个分水岭：五四运动故而又称新文化运动。如果说“维新变法”取法的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那么五四运动显然是更为明确地“别求新声于异邦”了。同时，五四运动以“忧国感时”“反帝反封建”为己任，强化了文学的意识形态属性。同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胡适在评论陈独秀时就曾说过：“他对文学革命有三个大贡献：一、由我们的玩意儿变成了文学革命，变成了三大主义；二、由他才把伦理道德政治的革命合成了一个大运动；三、由他一往直前的精神，使得文学革命有了很大的收获。”五四运动以降，外国文学被大量介绍到中国。这快速改变了中国的文化生态和中国知识分子对文学的认知，起到了除旧布新、引领风尚的功用。鲁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中写道：“因为所求的作品是叫喊和反抗，势必至于倾向于东欧，因此所看的俄国、波兰以及巴尔干诸小国家的东西就特别多。” 二是五四运动以降，除了陈独秀、鲁迅等新文化、新文学旗手，一大批翻译家、外国文学研究家介入文坛。其中有胡适、茅盾、周作人、刘半农、郑振铎、赵元任、张闻天、夏丏尊、陈望道、李劫人、王鲁彦、李霁野、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田汉、巴金、周立波、沈从文、穆旦、丁玲、冰心、艾芜、萧军、萧红、端木蕻良、路翎、冯至、周扬、傅雷、卞之琳、李健吾、贺敬之，等等。这个名单几可无限延续。值得称道的是，李健吾对文友巴金早期作品进行了严肃批评，洋洋万言中除了肯定巴金作品的社会意义，认为其风格的阙如令人遗憾。巴金积极回应，这场持续达半年之久的笔墨官司引起了文坛的关注，却并未摧毁二人的兄弟情谊。同样，傅雷对张爱玲的批评鞭辟入里，有时甚至字字珠玑。他以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为坐标，认为张爱玲的《金锁记》不仅以机巧取胜，而且在情欲的驱动下使人物显得艳丽夺目；但《倾城之恋》惟有华彩，失却了骨干；至于再后来的中短篇小说如《连环套》则内容贫瘠，只剩下作者本人了。如上批评即使今日读来，仍余音绕梁、令人感佩，盖因伟大的文学不仅要有风格、有机巧，更要有思想内涵、精神境界，必得建立在对生活、对时代社会的深入体验和犀利洞识，而且既充满激情、富有想象，又细节毕露、异彩纷呈。 三是新中国成立之初虽然基本上沿袭了苏联模式，并对西方文学及文化传统有所偏废，其中还有十几年受到了极“左”思潮的干扰，却筚路蓝缕，筑起了外国文学学科建设的基本框架。其中“三套丛书”（即“外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丛书”和“西方古典文艺理论丛书”）为学科发展奠定了基础。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在20世纪50年代末，外国文学研究也没有被极“左”思潮完全吞噬。明证之一是对姚文元的批评。姚在《从〈红与黑〉看西欧古典文学中的爱情描写》（1958）中以偏概全地全盘否定西方古典文学，外国文学界的有关同人就曾旗帜鲜明地对其进行了反批评。同时，在方法论层面上，有学者对杨绛论菲尔丁提出了不同意见，对李健吾评福楼拜展开了积极讨论。诸如此类，不一而足。此外，即使是在十年浩劫期间，外国文学也以口传、手抄和黄皮书等形式成为一股沁人心扉的暖流。 四是改革开放后西学东涌，为解放思想、拨乱反正提供了精神养分。外国文学译介和研究空前繁荣，译本之多、成果之众，不可胜数，甚至产生了令人目眩的规模化、市场化效应，推动中国文学从政治到美学的多重转型。毋庸讳言，这一时期的外国文学研究明显取法西方范式，从而多少放弃了一些本该坚持的优良传统与学术立场；饥不择食，囫囵吞枣，盲目照搬，泥沙俱下的状况所在皆是。当然，这是一种大处着眼的扫描方式，具体情况要复杂得多。其中值得反思的是：首先，外国文学翻译界、研究界直接介入中国文坛的脚步渐渐停息，甚至出现了背弃中国文学母体的渐行渐远和为翻译而翻译、为研究而研究的现象。这显然背离了五四精神，并使外国文学研究偏离了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基本向度。其次，我称之为“唯文本论”的东西大行其道。这种拔起萝卜不带泥的批评方式置作品的社会历史语境于不顾，从而顺应了“文本之外，一切皆无”的后现代形而上学，是谓绝对的相对性取代相对的绝对性。再次，文学批评不再取法辩证并看多面。至于大到思想境界，小至作家风格，则不再受到应有的关注。而从作品到“文本”的看似小小的称谓之变，分明洋溢着学界心流。我的问题是：圆够大，心安在？ 近年来，随着“四个自信”和同心圆式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深入人心，“双百方针”和“二为方向”正日益成为我国外国文学翻译界、研究界的重要体认。一批立足于“三大资源”和“三来主义”（即“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致力于经典重估和构建“三大体系”的精品力作开始崭露头角。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