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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我把《万历十五年》重看了一遍，当然还没看完。我就看了三章，可是这三章让我明白许多，也让我明白了黄仁宇先生在《万历十五年》里极力想说的观点。 1.道德与法律的位置，也就是儒与法的位置。自从秦朝因重法而灭亡后，自西汉以来，各朝都开始任用儒生。但是治国不能光靠儒家的道德观念，还是需要法家的，于是明儒暗法这一治国之道诞生了。但是一直以来儒都是高于法的，也就是说道德是高于法律的。这一点到了明朝最为显著。明朝的官员遇到法律所不能包括的案件时，是在用道德观念来判定对错，而明朝的道德观念是被朱熹的四书概括的。海瑞的斟酌标准里就非常强有力地表现出这一点： 凡讼之可疑者，与其屈兄，宁屈其弟；与其屈叔伯，宁屈其侄。与其屈贫民，宁屈富民；与其屈愚直，宁屈刁顽。事在争产业，与其屈小民，宁屈乡宦，以救弊也。事在争言貌，与其屈乡宦，宁屈小民，以存体也。 这样就算有一些事依靠道德观得以解决，可是法律上的漏洞一味去用道德观填补，没准有一些没有道德观的官员回去钻法律漏洞，以图私利。但是如果让法律高于一切，就会造成像秦朝的短亡。更何况，无论制定法律的人想得多么面面俱到，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法律肯定会有漏洞，这个时候又没有道德观，社会将会更加腐败。只有让法律和道德齐头并进，社会才会和谐。可是自秦朝以来，各朝统治者怕蹈秦之覆辙，所以致使儒生目空一切。 2.文官集团的弊端。由于天下所有的事情不可能都让皇帝过目，所以各朝统治者创建了文官集团，就是为了解决问题，可是久而久之，统治者们发现问题本身就是文官集团。但是这个时候要改是不可能的了，因为文官集团这个制度已被天下有学之士所接纳，如果彻底改变，天下人都会说统治者无道，局部改变又无济于事。文官集团的问题出现在哪里呢？科举制度。 如果想入朝为官、名扬天下，这缺不了祖父的生财致富、父母的辛苦养育、妻子的贤淑达惠、老师的辛勤培养、朋友的鼓励加油、考官的欣赏录取、上级的提拔教导等等等等，所以说一个人当官之后都要回报这些人，可是明朝官员的俸禄仅够温饱，与实际脱节，就算俸禄可以维持小康，但是不够回报帮助他的人。所以要收常例，有良心的人就收一点，没良心的就会造成苛政。这全看当政的人的品行。所以张居正想改革，最后措施全部作废；申时行和稀泥，最后虽然使明帝国苟且残喘，可还是阻止不了帝国的衰亡。 如果真的想改变这一状况，还是需要林达所提出的“平衡与制约”。 当然，《万历十五年》里对封建社会制度的看法远不止这两条，还有许多的侧面描写和一笔带过的东西，如：重文轻武的利与弊，愤青的不顾全局等等等等。这里我就不多说了，如果想全面了解，就去看一下《万历十五年》吧。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二） 很多历史书总是像流水账似的介绍什么年份发生什么事情，可是《万历十五年》这本书介绍的都是万历十五年这一年的事，事无巨细，把许多正史没有记载的都罗列清楚，这也是这本书吸引我的地方之一。 中国帝制延续了近两千多年，走过许许多多皇帝，这种帝制下想以道德代替法制，以伦理纲常为思维判读依据，但在官场甚至社会都是行不通的，以致张居正死后，那些封建官员会将他的尸体挫骨扬灰。在儒家道德中，每个人都要做到忠孝信悌礼义廉耻，高调地说为人做事要高尚。可是明朝官场，多了一种势力，也就是宦官，他们惟皇帝遵命，贪图钱财，心狠手辣。东厂，西厂就是代表作。张居正想改革，必先触动他们的权益，牵一发而动全身，甚至牵涉到整个官场利益，提倡为官清廉在他们的利益面前不值一提，有时甚至宦官乱政，连皇帝都管不了，所以改革怎能成功。 因此，一个悲剧式的人物出现，海瑞——一个“奇葩”的官员，为政清廉，深受百姓爱戴。三次罢官，体现出他高洁的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品格，可也体现出他那保守的xing格。他被朝廷封了个闲官，无所作为，甚至家徒四壁，子女有些也饿死了，在自命清高时却身不由己，空谈道德只会被社会遗弃。民族英雄戚继光，带领军队在福建台州抗倭，当时在张居正当政时期，儒家提倡重文轻武,戚继光只能也能用民兵的武器抗倭，也因为他与张居正的关系，战功赫赫的他被撤职，最终含恨离去。这体现出当时社会的腐败，在皇帝提倡道德治国时，伪道德却支配着国家，风雨飘摇的大明王朝在这个极其普通的万历十五年体现出末日的气息。 在书中，张居正要求下面官员要廉洁，却私下敛财，出乎我的意料，但也在情理之中。在那个社会，人情世故大于道德，伪道德横行，有着宏伟大略的皇帝也最终意志消沉。儒家制度凡事都讲求高尚，最终却导致伪道德横行。张居正改革虽然有成效，但是他死后制度被完全推翻。可见，不能根本的追求所谓的高尚道德，在现实的条件下提倡道德与法治结合，推陈出新也许会有不一样的成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