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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共感性和公共理性：公共阐释存在的依据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的一段话人们耳熟能详：“个人是社会存在物。因此，他的生命表现，即使不采取共同的、同其他人一起完成的生命表现这种直接形式，也是社会生活的表现和确证。人的个人生活和类生活并不是各不相同的，尽管个人生活的存在方式必然是类生活的较为特殊的或者较为普遍的方式，而类生活必然是较为特殊的或者较为普遍的个人生活。”(11)在这里，马克思所说的个人生活和类生活都是基于公共领域的生活，并非个人的私密生活，类生活是“较为特殊”或“较为普遍”的个人生活，个人生活是类生活的“较为特殊”或“较为普遍”的方式。普遍即公共，是人人都摆脱不了的公共性。公共性是在人类社会历史中生成的，密切关联着人的观念与认识。人是感性的动物，同时也是理性的动物，感性和理性共同作用才塑造了人，才使人成为人。感性和理性都是人的社会实践的产物，其中聚合着人的感觉、知觉、意识，人就是凭着感性和理性去认识社会与自然的。人生活在一定的环境与族群之中，这环境和族群都是公共领域。人在这公共领域中交流、交往、生存、发展，任何人都不能脱离公共领域，都必须遵循公共领域的法则。 就一个个鲜活的个体来说，不同的人生活环境不一样，生活经历不一样，学识修养有差别，因此，感性和理性存在着差异。个体感性与理性的差异是否意味着人类的感性与理性没有共同性？其实不然。不管是人类的感性还是理性都存在着共同性。这种共同的感性和理性就是公共性，我们可以称之为公共感性和公共理性。思考公共阐释的合法性必须追溯人类的感性与理性。 人类理性的公共性是人类对人、社会、自然等问题所达成的一致或大致一致的认识，那是被确立为法则的东西，或者是可以称为真理的内容。政治、哲学、伦理、道德、法律等都存在着公共性，这种公共性就是公共理性，因为它们本身只能是理性的创造。正是由于这些公共性的存在，国家与国家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人与人之间才能交流；也正是由于这些公共性的存在，古代和当下才能交流。张江提出公共阐释的理论构想，在进行学理论证的时候，其理论基础就是公共理性。他认为，公共阐释是一种理性阐释。这是因为，阐释本身是一种理性行为：“无论何种阐释都以理性为依据。阐释的生成、接受、流传，均以理性为主导。非理性精神行为可以参与阐释过程，精神性体验与情感体验是阐释生成的必要因素，但必须经由理性逻辑的选择、提纯、建构、表达而进入阐释。公共阐释无论出自何人，无论以何人为代表，其生成、接受和流传，均为理性行为，是人类共通性认知的逻辑呈现。”(12)公共阐释之所以可能，是因为人类具有公共理性。张江初步发掘了人类理性的公共性特征，在他看来，人类公共理性的基本意蕴呈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它“呈现为人类理性的主体要素，是个体理性的共识重叠与规范集合，是阐释及接受群体展开理解和表达的基本场域”；第二，它的目标“是认知的真理性与阐释的确定性”；第三，它的运行范式“由人类基本认知规范给定”；第四，它的“同一性理解，符合随机过程的大多数定律，是可重复并被检验的”。(13)毋庸置疑，既然是公共理性，就说明这种理性必定是人类共同认定的东西。既然是人类共同认定的东西，必然具有规范性、真理性、确定性，是能够被检验的。人类社会不能缺少公共理性，缺少公共理性，人们将无法阐释、理解人与社会、与自然的许多问题，因此，公共理性成为人们理解与阐释的前提。 我们尝试以具体问题言说之。比如，对于美丑与善恶，古今中外的一些具体区分可能会有不同，但在一些总体的认识上是大致相同的，这就是公共性的认识。互相爱护、互相帮助作为一种善，是一种美德，古今中外都认同；杀人放火作为一种恶，古今中外均鄙弃。人们之所以认定互爱互帮是善的、杀人放火是恶的，就是因为人类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达成了共识，从而形成了公共理性。在这种公共理性的作用下，无论是中国、美国、英国、加拿大等文化截然不同的国度还是南美、非洲等的落后部落，也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都有大致相同的认识。这就是公共理性。由于公共理性的存在，人们在分析、理解、阐释社会政治、伦理、道德、法律、制度时，在理解、阐释所有的社会现象、自然现象、文化现象、艺术作品时，才会有一个共同的标准，才能进行真正的交流与对话。当然，这其中的问题极为复杂，不能一概而论，需要逐一系统讨论。我们说公共理性具有公共性，并不意味着不同国度、不同民族、不同个人、不同时代完全同一、毫无差别，其实，它们之间的差别也是不可忽视的。我们接着上面所说的杀人讲，对待这种社会现象，尽管古今中外都认定它是一种丑恶、野蛮的行为，但是，在具体认识、评价这一行为时，古今中外却表现出了截然不同的理性认识。在中国古代，人们大都认为，杀坏人是一种正当的行为，不应该承担任何法律、道德责任；在杀坏人的同时，杀坏人亲近的人也是合理的，因为坏人亲近的人往往会助纣为虐，肯定是坏人。这是古人的逻辑。因此，《水浒传》就渲染李逵杀人、武松杀人、杨雄杀人等，把他们的杀人看作是一种好汉行为，乃至炫耀他们的杀人技艺。其实，无论李逵、武松还是杨雄，都杀了很多不该杀的人。我们以李逵为例说之。《水浒传》第七十三回描写李逵四柳村捉鬼的情节，最能说明古人对待杀人观念所存在的问题。在捉鬼的过程中，李逵明明发现要捉的不是鬼而是人，是主人狄太公的女儿和她的情人王小二，他们在偷偷幽会，但是，李逵仍然故意杀害了他们，而且杀得极其残忍，理直气壮。这是因为，在他的眼里，没经过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谈情说爱的男女，比鬼还可恶，当然该杀。这种杀人行为本应受到谴责，可是，《水浒传》的作者对这种行为采取的则是一种欣赏的态度，从作品那酣畅淋漓的描写中我们看不出任何同情。而这种态度却在从古至今的读者中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共鸣，不守礼，宁可死，不值得同情。执持道学的人会无理性地为李逵捉鬼击节叫好，为李逵的杀人大唱赞歌，这说明，中国古代的公共理性出现了问题。这种观念在现代中国还有残余。当然，在现代中国，李逵式的杀人在法律层面上不会被允许存在，必然会被视为违法，这是当下的公共理性。这说明公共理性是发展、进化的。但是，单就杀人这件事本身来说，中国人当下的认识仍存在很大的问题。在普通百姓的观念中，杀人偿命是必须的，即使杀人者受到惩处，受害者亲属的心头仍然会充满愤恨，恨不得将这个杀人犯杀一百次，即便如此也无法解恨。然而，美国人对待杀人行为和杀人者则有不一样的理性认识。2007年弗吉尼亚发生了一场枪击事件，凶手杀了33人之后自杀，美国人谴责这种暴力行为，反思这种暴力行为。事后，美国人追悼的遇难者也包括那个杀人者。他们在向无辜死难者献花的同时也向自杀的杀人者献花。在美国人的眼里，杀人者也是受害者，也应该有人的尊严，值得悼念。这就说明，中国和美国对杀人这种现象的认识是有差异的。虽然，都认为杀人是一种恶行，但是，对待杀人者苛刻或者宽容的态度就是差异。这说明，即便是公共理性，不同国家、不同地域的认识是不同的、有差异的。诸如此类的细节性问题林林总总，发掘不尽。这就意味着公共阐释任重道远，应该承担起更多的责任。 人类的理性存在着公共性，而人类的感性同样也存在着公共性，这是建构公共阐释不能忽视的问题。对于这种感性的公共性，我们仿效张江“公共理性”的提法就叫作公共感性(上文已经如此称谓)。在人类认识的发展上，感性最终要上升为理性，但是，不是所有的感性都会上升为理性，很多感性无法上升为理性，比如直觉。直觉是人的生理本能，是完全个体化的，它可能与经验有关，但是有时是非经验的。美学的原本出发点是研究感性的，这说明感性并不是一种低级认识，也是高级认识。理性不能取代感性。因此，公共感性的存在不容忽视。公共感性包括公共情感、公共体验等理论内容。公共情感容易理解，如喜、怒、哀、乐，以及与喜怒哀乐相伴的爱情、亲情、友情等，古今中外的理解相通。我们在与其他国家、民族的交往中，能够准确把握他们的情感变化。我们阅读外国的文学作品，观赏他们的绘画、音乐，能够理解其中的情感。这并不是理性问题，理性解决不了情感和直觉问题。公共体验包括公共直觉、公共通感等。由于体验是私密的，它非常神秘，有很多体验人们无法言说，在这个意义上说体验具有公共性好像逻辑上存在问题，其实，它也符合人类的感觉逻辑。比如，任何一个人的爱情体验都是私密的，在古今中外，存在着大量描写爱情的文学艺术作品，这些作品为什么能够引起人们的共鸣，使人们为之悲伤，为之感动，就是因为人类的情感相通，就是因为人类存在公共感性。即使很多文学艺术作品人们无法理解其中所表达的真实情感，如李商隐的《锦瑟》《无题》、西方现代派的文学艺术作品等，但是，都能够领悟那种真挚、美好的情感。这就是公共感性在发挥作用。公共感性不可能像公共理性那样呈现为真理性与确定性，不会存在任何规则——因为无法重复、复制，也不能还原，人们还是能理解它、阐释它，就是因为人类的感觉相通、情感相通，即便无法高度吻合，也起码相似。公共感性与公共理性的作用机理完全不同，我们思考公共阐释必须正视这一问题。正是因为公共感性非常独特，才使公共阐释有更大的研究空间，值得人们从社会学、伦理学、生理学、心理学以及文学艺术的角度进行深入发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