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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关注民族文学主要是着眼于书面文学的层面，而作家的民族身份有时会成为一个显目的标识，这对一般受众的阅读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而对那些目标读者或是文学研究者来说，作家的民族身份却可能是选择阅读，并据此切入和阐释作品的前因，是研究的选项和目标。显而易见，在漫长的历史绵延中，不同民族会因血脉中的遗传因子而形成自己特殊的民族情感和民族性格倾向，以及沉淀在民族心理上的集体潜意识，而这些构成了决定民族群体行为的思维方式和文化模式，以及与生俱来的民族归属感，并且将带有民族群体色彩的文化特质，在民俗、宗教、语言、伦理、生产和生活方式中保留并传承下来，进而成为整个民族繁衍生长的内驱力。这种发展驱力中由久远沉积的民族的原生文化所生成的文化动力，将会显性或隐性地影响到当代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主体性的构成，决定着他们的创作行为与文学文本的生成特点，以及在作品书写中所本能地显现出的族性特征。而各民族源远流长的原生文化会成为作家创作个体的生命精神原乡，会赋予他们充沛、丰盈的创作底气，也会源源不断地为他们提供新的创作能量。 大量充分的创作实绩业已做出印证，少数民族作家在题材选择、主题表达、环境描摹和人物选择，以及在历史价值观的主导倾向上，都会表现出与自我族性产生向心力的认同感和特殊的观照维度。所以他们有关文学的回忆和想象，往往与自己所属的民族的历史记忆和现实境遇相关连，会从自己民族的民间神话、历史传说中汲取养分。在文学表达上也会着意地去凸显自己民族的个性特征和文化传统，甚至在叙事结构和语言表现方式上都明显地带有自身民族传统的口传文学的一些叙事特点，诸如采用民族古歌的叙事结构，或是擅长用大自然中动物与植物进行比兴的语言特点，藉此区分出鲜明的族群疆界。这种存在族性差异的文学表达，也营造出不同的民族文学话题。 如题旨所示，我的话题涉及到两个方面，也就是在民族文学写作中如何去审视和探究“民族性”与“现代性”的问题。首先应该肯定的是少数民族作家对民族历史与记忆的书写，对塑造和建构本民族的历史与民族主体形象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并且体现了从社会与文学双重层面去寻找与认同民族历史与传统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因为在历史的浩瀚长河中，一直处在社会边缘的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往往被主流文化所忽视或是被遮蔽，所以通过这种文学书写，一是可以重寻和廓清历史，在整理、记录和辨识中梳理自己民族发展的历史脉络，寻回几乎被遗忘的祖先的历史身影，这体现了其社会学、民族学上的价值与意义。二是通过写作可以从古老的民族神话和口传民间文学中去寻觅自己民族的文学传统，继而在当下的社会与文学语境中得以续接和发扬光大。 实际上在现实中，几乎是每一位少数民族作家，都会主动地肩负起一种特殊的使命，虽然他们基本上已不是用民族母语来表达，但生命中世代传承的民族血脉，使他们与生俱来地具有了一种强烈到无法抵御的民族归属感，不论他们当下生活在何处，也不论后天接受过怎样的现代教育，有过何种城市或域外的生活经历，这种蛰伏在他们身上的最初的生命基因的能量终究会被激发出来，一定会从每个人的生命里走出来唤呼他，让他们自觉或是非自觉地成为自己本民族的代言人，主动承担起传承与传播自己所属民族的民族历史和文化的历史责任。因此在文学创作上他们会怀着极大的热情去努力发掘民族的历史和民族文化资源，对自我族群的生活场景和文化特质进行自觉的书写，去表现一种鲜明的民族性与地域性。像活跃在当下的一些少数民族作家，譬如乌热尔图的《萨满，我们的萨满》，描摹了鄂温克族古老而独特的狩猎生活和民族的历史命运。郭雪波表现蒙古族英雄的《青旗·嘎达梅林》和追寻民族文化之根的《蒙古里亚》；阿来有重述民族神话史诗的《格萨尔王》，写西藏土司制度没落的《尘埃落定》；扎西达娃的《西藏，系在皮绳结上的魂》《骚动的香巴拉》充满了西藏的地域特色与宗教神秘的魔幻氛围；叶广芩写的《采桑子》《黄连厚朴》《梦也何曾到谢桥》等小说对满族文化、对皇族贵胄家族历史与现状所进行的叙写；霍达的《穆斯林的葬礼》在讲述回民族家族的故事中，对回族的宗教仪式和风俗民情所做的大量细致的描摹；还有李传锋的《最后一只白虎》《白虎寨》对鄂西土家族生活的描摹，以及与他人合作的《武陵王》系列小说，对容美土司的历史存在进行的文学还原等等。这些作品以文学形象和艺术审美建构了读者对少数民族历史和文化的识解，同时也提升了读者对少数民族作家和文学的整体或个体的认知印象。 特别要提一下的是，像郭雪波的《青旗·嘎达梅林》、《蒙古里亚》阿来的《格萨尔王》、李传锋等人的《武陵王》这些具有史诗品质的巨制型的叙事作品，都不能简单地认作是作家个人化的对本民族历史的文学叙事，像郭雪波为了写《青旗·嘎达梅林》，前后用了四十年时间，去纵向寻踪嘎达梅林的历史足迹。他走遍科尔沁的大漠草原，采访了数十位经历者和知情者，做了三十多万字的采访笔记，还查阅了几百万字的资料，来为游牧文明正名。阿来重述民族神话史诗的《格萨尔王》，如他所说简单的重述这没有太大的意思，他需要做学术上的准备，需要实地的调查考证，需要感性和理性上的回归。因此他不仅做了大量的案头工作，并且深入藏区去搜集各种格萨尔的古老传奇故事，接触到形形色色的民间艺人，了解他们的生存状态，从而找到了入手的方式。李传锋等人创作的《武陵王》系列小说通过对历史上数十位容美土司的叙写，发掘和重新疏理了土家族的历史和民族文化根脉，也使《武陵王》的创作成为一次对民族历史和民族文化的寻根过程，将土家族有形和无形的历史，以及世代传承下来的独特的民族文化、民俗文化，以及鲜明的地域文化色彩充分地展示出来。所以，这些作品是他们代表着自己的民族，对历史做出的具有现代意义的审美感知和文学表达，他们的创作对塑造和建构本民族的历史与民族形象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是从社会与文学双重层面去寻找和认同民族历史与传统的具体成果。 可以说，当下中国的少数民族文学，不论是对整体综合实力的考察，还是以作家个人的创作实绩和作品的社会影响力，以及受众普泛的接受度来进行评估，都标示着民族文学已进入到自身发展的一个全盛时代，在当代文坛不断地刷新着民族作家和民族文学的存在感与书写价值。但同时也应看到，民族文学创作中一些反映出共性的问题正随时间而愈发凸显，让人预感到今后在写作上继续提升的艰难。这些创作中所呈现出来的状况和困扰，不仅提醒创作者与研究者对民族文学今后所面临的问题去进行必要的思索，而且也在提示作家应该有一种自觉的警惕。 一是当下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多是往回走，走向历史。对自我族性的认同多是通过对历史的回忆和想象来呈现的，这已成为小说构思中的一种概念化倾向，并且形成了常见的写作范式和惯用的话语模式，像前面提到的一些重要的作品，如《青旗·嘎达梅林》《武陵王》《格萨尔王》等，将代表民族文学传统的原型示范意义提高到近乎无以复加的地步。而其他作品所选取的题材也大都聚焦于历史，像《蒙古里亚》写古老的萨满教的兴衰演变，《尘埃落定》和叶梅的《最后的土司》都是在旧往的历史时空里叙事。追随历史的背影，是因为民族的记忆会以过去时的方式长久地存活在历史的情境中，尤其是在地域文化空间转换迅速的当下，人际交流频仍广泛，族群界限逐渐模糊，通过史料和想像去复原和表现自我族群的历史，以及对民族文化进行历史寻根，在对历史神话的再造中，在对自己民族久远记忆的发掘中，去复原、重塑清晰、饱满、立体的民族形象，可能是一种最有效的表现民族的自我族性和存在感的方式，也更易借此强化民族主体性和作家自我的民族身份，而那些著名作家与作品的原型示范意义更加剧了对这种创作趋势的引导。显然，在对历史的回忆和想象中表达族群存在时，必然地会产生某种潜在地对现实的不满，对现代性的抗拒，一些作品在表现游牧文明的失落，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丧失、生态环境恶化、动物危机等社会现象时，无不流露和表达出对现代性的质疑。所以，如何随着时代的发展进程在创作中去体现“时代性”、“现代性”，成为处在世界发展潮流中的中国少数民族作家不得不面对的问题，也是其必须跨越的另一种精神纬度和创作难度。 二是在对自己民族的书写中，太过强调民族的族群标志和文化符号。除了表现非物化形态的活化文化，如民族心理、民族性格、风俗民情、时尚习惯、伦理规范、行为做派、遗风流俗等活文化形态外，更喜欢表现物化形态的民族文化，像历史文物、民族工艺、服饰器物、歌舞、祭祀和宗教场面等等，来增添小说的观赏性，刻意地在建构着一个“被看”和“好看”的陌生化的民族历史和文化景观，作家不光是展示自己民族的原始记忆，挖掘本民族许多消失和快要消失的传统习俗和生存印象，而且努力地将自己的小说变成民族志或是民族风物志的一个标识。这种刻意地强调和浓墨重笔地渲染性的书写，似乎成为少数民族作家小说叙事中所不可缺少的内容，以此来强化民族特征，其实这同样也反映出一种深层的身份焦虑。 我觉得，少数民族作家在确立自我身份和文化主体性的过程中，要解决好“重寻”与“重建”两方面的建构。“重寻”已经做得很多，也做得很好，需要提示作家在创作中应该有一种自觉的警醒和克制。作家不应仅仅成为自己民族记忆的历史记录者，不能总是在对历史的回忆和想象中来显现对自我族性的认同，而应该从民族的过去走进当下、走向未来，着重于“重建”的建构，强调民族文学创作的“时代性”或是“现代性”。民族文学需要从中国当下的现场经验中不断地挖掘出新的审美资源，表现处在现在时态中的、正在行进着的少数民族的生存和发展状态，从这种文学书写中可以看到一个民族生活和文化心理的现代变迁，表现他们新的生活、新的变化，表现民族文化在时代潮流中所产生的新质。所以，李传锋的《白虎寨》的创作，就有了一种特殊的意义，他对当下社会进程中少数民族的当代生活给予了热情的书写，一改一些作品中少数民族面对现代性社会时的无力、蜕变和自我矮化的倾向，以及对现代性的抵抗和逃离。走进一个民族生活的当下现实，这才是当代民族作家更广阔的发挥空间。 我们需要从民族文学的传统要素中提炼多种历史文化的神话资源，提升新的想象和灵感，也可以对古老的神话传统进行再发掘与再创造。但更多地是要去思考民族文学发展的未来方向在哪里？如何再造出一种续接民族传统又有别于传统的新的叙事路向，拓展和打造民族文学新的发展空间，这才是当下最应该去关心和探讨的问题，我认为这也是一个最核心的问题。 原文载于：《长江文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