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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8至2010年间，美国作家苏珊·柯林斯出版了青少年科幻系列小说《饥饿游戏》，共分3部。小说背景是因大战摧毁而重建的北美洲，一个虚拟的未来世界。新兴国家帕纳姆由都城凯匹特和13个行政区组成。后者曾因贫富差距过大、物资分配不均而发生暴动，结果是第13区被消灭，其他12个区虽然幸存，但贫困日益加剧。 为惩罚暴乱、震慑国民，帕纳姆的统治者规定，这12个区每年都必须向凯匹特送去少男少女各一名，参加一年一度的“饥饿游戏”电视直播节目。这24名少年被称为“贡品”，在游戏中他们要进行血与肉的生死搏杀，最后只能有一名存活。获胜者会载誉而归，衣食无忧至终老，其本人所在的区也会在一年之内享受各种福利，包括粮食、油、糖等。这就是“饥饿游戏”的规则和定律。 食物 食物是小说中最为重要的关键词之一。主人公凯特尼斯所在的第12区依旧停留于工业社会的初期：大多数普通男性一辈子只能在当地做矿工，身材都累变了形；火车站对普通人形同虚设，唯有政府人员因公事或送贡品参赛方能乘坐；物物贸易始终存在，凯特尼斯经常以猎物换取面包、牛奶等日用品。 由于父亲在矿洞中被炸死，母亲精神崩溃，饥饿难忍的凯特尼斯只好自己想尽办法寻找食物。她逐渐锻炼出惊人的生存能力，既能辨别各种可吃或有毒的野菜花草，也能用弓箭在森林狩猎，获取兔子、松鼠、火鸡甚至鹿等兽类。这既保证了她和母亲、妹妹勉强维持温饱，也为她日后参加竞技场的残酷厮杀奠定了最重要的、几乎无人可及的基础。 凯特尼斯的英文名Katniss缘自印第安语中的一种水生植物，其根茎为淡蓝色，味道酷似马铃薯，虽然外表完全不同。父亲曾对她说：“只要能找到你自己，你就不会饿死。”妹妹波丽姆的英文名为Primrose，对应的是报春花（爱猫名为Buttercup，意指毛茛花）。一位来自11区的贡品名叫Rue，意为芸香，这个可爱女孩的惨死引发该区民众的集体愤怒。作者用植物为这些女孩命名，一是借此表达人与植物、与自然的亲密关系；同时也表明食物乃是普通民众的第一生存要义。 正因如此，当凯特尼斯和同区少年皮塔一起乘坐凯匹特型号高速火车，用了一天左右的时间到达物质极大过剩的凯匹特时，他们首先为之震撼的就是享用不尽的精美食物。这是一个“糖做的童话王国”，食物数量之巨、质量之高、味道之美均超出凯特尼斯的描述与想象能力。她每顿饭都要大快朵颐，“我在餐盘上放入鸡蛋、香肠、铺着厚厚一层橘子蜜饯的蛋糕、淡紫色的香瓜片。……我又盛了一盘浇着炖牛肉的热米饭。最后，盛满一盘蛋卷，坐在桌旁，把蛋卷一点点撕开，蘸着热巧克力吃……” 食物成为最鲜明的区隔符号。凯匹特是权力阶层，是纯粹的消费者、看客，却无需承担缴纳“贡品”的义务。而其他各区则因昔日的反叛，始终被视为低等阶层、耻辱阶层，长期承受严厉的压迫与惩罚，食物之匮乏与粗劣即为其一。 饥饿游戏 卡夫卡曾将饥饿设计为一种艺术表演，他以拒绝食物来拒绝媚俗，直至厌倦食物，厌倦生命。但饥饿首先是一种不那么愉快的生理体验，食物是最重要的缓解手段，而一群饥饿的人往往会造成疯狂的后果。在马克·吐温的《列车上的食人事件》中，火车被困于极端严峻的暴风雪天气，七天七夜没有任何食物来源，饿疯了的乘客竟然通过投票来决定谁将成为延续众人生命的食物。 这自然是作家对西方民主制度的绝妙反讽，但《饥饿游戏》中的“贡品”们同样被置于绝境之中，却是以游戏的名义。该游戏每年举办一次，日期固定于收获节后，已持续七十余年；贡品必须是12至18岁间的少男少女，这不止是对青春生命的扼杀，同时也是对反叛区民众最致命的集体性惩罚；游戏规则中，每个人都是事实上的杀人者，不断将他人置于死地就是游戏的核心与终点；竞技全程都有追踪器、大屏幕、录像等设备进行实时定位与监控，每个人都知道自己被全国民众所观看，而所有民众也必须全身心观看电视直播，否则就会被投入监狱。 七十多年里，落后的第12区只有两个人即两次取得胜利，可见该区无论是在体能还是在技能上，都不占据明显优势。两位胜者中，一个已经死去，另一个是黑米斯，他是凯特尼斯和皮塔的导师，这也是各区获胜者都要承担的任务。然而，这个曾经的强者、第12区为数不多的富人之一，初次现身时却是一个不可救药的酒鬼。他不从事任何具有生产价值的劳动，整日昏睡，没有任何正常的感情或婚姻生活，很多时候几乎如同废人——该形象充分体现了“饥饿游戏”在普通人身上所造成的无法自愈的精神创伤。 与黑密斯相比，16岁的凯特尼斯却表现出惊人的成熟。首先是生存能力极强，为照顾母亲和妹妹，她在多年的私自狩猎中已锻炼出少有人及的技能，不但能为自己快速找到食物，还能利用各种植物或资源准确自救，而竞技比赛的场所恰恰是能让她如鱼得水的森林。其次是良好的判断力，从落后矿区到发达大都市，她除了对丰盛的食物表现出一定的欣喜，始终对自我的境遇和目标有清晰的判断，并不为眼花缭乱的都市物质文化所惑。在比赛过程中，她总是能够准确判断各个对手的特征和动向。第三是领袖气质，在各种危险或突发境遇中，凯特尼斯表现出与其年龄并不那么对等的镇定，或者更准确地说，这是一种领导者的风范，所以她才能在日后成为帕纳姆各区联合反抗凯匹特的精神标志。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对“贡品”生存技巧的考察实际上也是考察他们与自然、与大地的亲密程度，而这些正是凯特尼斯最为擅长的。她的获胜不只是因为亲情给她带来的持久勇气和力量，不只是与皮塔的默契合作及二人之间逐渐萌发的爱情与信任，更是她自幼即不得不与饥饿长期抗争的结果。 游戏的竞技过程虽然野蛮而血腥，看似回归原始社会，但如前所言，其科技载体、传播形式又是极其现代的。比赛过程中，游戏操纵者会利用各种超乎想象的现代科技与医疗手段，将严重受伤之人快速救治回正常状态，且对其进行绝佳的美容修复护理；会随意设置、更改竞技场的氛围，比如突然植入猛兽、制造各种恶劣天气、随时将湖水抽干，等等。读者们也都注意到，竞技场的核心处被称为“宙斯之角”，“饥饿游戏”因此是两千年前罗马斗兽场的重现。野蛮与科技在此交汇，充分体现了文明进化的复杂本质，反映出作者对未来世界的文化悲观论。这也正是将《饥饿游戏》归属反乌托邦小说的重要原因。 结合近年来上映的《雪国列车》《银翼杀手2049》《头号玩家》等影片，我们会看到西方人所理解的未来很多时候是这样的：物质更加贫乏而退步，治安更加专制而危险，人心更加阴暗而势利，个体更加受控而毫无自由，甚至人身是真是假都不再确定。这种悲观主义与启蒙时期思想家对未来的乐观、自信及坚定的判断力形成鲜明的对比。尤其是《头号玩家》中，游戏俨然主宰了每个人绝大部分的日常生活，因此通过控制游戏就能主宰世界。某种程度上，这似乎比一年一度的“饥饿游戏”还要可怕——当虚拟游戏化为每个人的行为方式、生活重心乃至精神气质，我们的未来的确是岌岌可危的。 对比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扎米亚京的《我们》，柯林斯的独特性主要表现在，统治者通过游戏鼓动而非压抑了被统治者的暴力倾向。极权主义者虽然在交通上禁止民众跨区旅行，各区之间相对绝缘，但电视直播、媒介宣传却让特权阶层、贫困地区的民众在同一时间进入相同的消费景观。该游戏最重要的目的在于，将残忍的血肉互搏呈现为贡品们的政治表演，意在发掘最具勇气和智慧、同时又最坚定地实践服从精神的青年，以取悦以斯诺为代表的专制统治者。 暴力 朱迪斯·巴特勒在《战争的框架》中说，“暴力至少是塑造我们的条件之一”。如凯特尼斯、皮塔、盖尔这样的少年，自小就通过电视直播熟知游戏规则，对竞技场和诸多选手都保留着深刻的记忆。这种暴力情绪早已渗入帕纳姆社会及私人生活的方方面面。 凯特尼斯的内心中始终有暴力倾向。出于责任和亲情，凯特尼斯自愿替代妹妹参加饥饿游戏，自此她就有了必赢之志，因此她对皮塔最初是怀有敌意和防备的——两者其实互有防备，不过凯特尼斯表现得更为明显。 “主体同暴力斗争意味着，他同样可能施加暴力。”比赛开始后，凯特尼斯利用追踪蜂将几个对手蜇得或死或伤，虽未直开杀戒，其实已经进入杀人者的行列。比赛临近结束前，加图被凯特尼斯射入野狗群中，惨遭野狗撕咬，在长达几个小时的深夜里，凯特尼斯都在听加图的哀嚎和呻吟。最后，她终于“出于怜悯，而不是为了复仇”，将箭射入加图的脑袋。巴特勒所言极是，“如果我们认为主体内心深处可能拥有远离暴力与敌意的完美灵魂，那么也就不存在任何伦理困境、斗争或难题了”。 比赛过程中，统治者非常意外地宣布，游戏规则有所改变，同区一对选手可同时存活。但是眼看凯特尼斯和皮塔已然取胜，规则再次紧急改变，依然只能有一个获胜者。一听到这些，“我下意识地弯弓搭箭，对准了他的心脏”——不论是面对狡黠的“狐狸脸”，貌美如花的“格丽默”，高大健壮的加图，甚至是与她搭档的明星恋人皮塔，凯特尼斯首先想的都是先保护自己。列维纳斯说过，“他人的‘面孔’透露出生命的脆弱，面对生命的不堪一击，我们可能会感受到暴力的‘诱惑’。”后来皮塔被凯匹特挟持为“变种人”，她更是一度有了抛弃之意。 正因为敌对情绪、暴力倾向渗入人的灵魂深处，凯特尼斯才会呈现为如此复杂的多面性。不过，她之所以后来成长为一个用爱情、责任与道义唤醒民众的引领者形象，一个非暴力的隐退者，是因为她对自己的攻击倾向一直是有所警惕的。巴特勒的以下问题似乎也在凯特尼斯的内心不断显现：“如何面对我自身的暴力？暴力如何持续影响我？暴力如何驱使我，我又如何施加暴力？我该以何种全新价值观念反抗暴力？如果可能，我如何才能扭转暴力？……在暴力的塑造之下，主体是否还有可能反抗暴力？是否可能扭转暴力的重复循环？” 青春 这群被选中的年轻人无疑是充满恐惧的，但一旦被投入游戏之中，他们立即就适应了统治者为其规定的角色：要么被杀死，要么去杀人。既然一举一动均处在全国观众的凝视之下，那就利用这种关系向后者展示自身，以获取赞助人的重要支持，比如最重要的食物、疗伤药品等。 凯特尼斯和皮塔很清楚，观众喜欢在暴力游戏之外多一些感情调味品，他们就半被动半主动地打出明星恋人这张牌，男女主人公之间的多次拥抱、亲吻即是有意而为之。事实证明，此举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不但改写了帕纳姆的历史——第一次同时有两名获胜者，且来自同一个区——而且他们的命运引起了部分凯匹特人的同情，包括专员艾菲、造型师西纳及他们的化妆师等。更重要的是，这份不由自主的爱情还得到了来自其他区域民众的深切同情。 而因为爱情是在游戏中发生的，一旦返归日常语境，爱情就不断遭遇沉寂、质疑与停顿。这种状况引起了统治者的不满，因为饥饿游戏不可能只被期待维持数日，它还要进一步管控年轻人的日常生活，所以转入沉寂的爱情又不断地被媒体和官方激发、唤醒，反复进入表演状态。而凯特尼斯在未参赛前即与盖尔有长达五年的深厚友情，她必然会在两个男孩之间反复纠结。皮塔看似软弱，却非常坚定地“要为一个真实的我而死”，“我不想让他们改变我，变成那种与原本的我完全不同的怪物”。无论是在游戏中，还是在日常生活中，他对凯特尼斯的爱情也都是同样坚定。而盖尔，始终牵挂她、照顾她的家人，后来更与她并肩投入反叛革命。但是，在战争取得一定的胜利后，饱受暴力游戏创伤的凯特尼斯却逐渐渴望回归宁静的生活；与此同时，盖尔却愈发激进与暴力，多年相知相惜的情感纽带断裂了，从此她对皮塔的爱终于再也不可撼动。在游戏与战争的暴力中，凯特尼斯和皮塔回归了更为本真的自己。 《饥饿游戏》提示我们，当饥饿、游戏、暴力、反叛、爱情等关键词都附加在青年身上时，情况并不见得总是美好。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