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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中国各民族作家以其天才的创作与辛勤的汗水，共同成就了中华民族厚重苍翠的文学面貌。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为中国文学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在一体多元的文学构成中，更是显得异彩纷呈。蒙古族、维吾尔族、回族、藏族、彝族、土家族、鄂温克族……诸多少数民族都涌现出本民族的文学创作群体和代表性作家，鄂伦春族文学则像一朵清丽淡雅的山花，默默绽放在中国新时期少数民族文学的百花园中。 丹增、白庚胜在《展示与起点》（刊于《新时期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集·鄂伦春族卷》，作家出版社，2015年版）一文中写道：“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看来，每一个民族无论其大小，都有为此民族所有，为他民族所无的优秀特质。文学的根脉在本土，文学创作不能脱离精神母体。”狭义地讲，少数民族文学是少数民族作家创作的文学，他们凭借天然的民族亲缘关系，独特的民族文化心理和审美趣味，有着不可替代的文学特性。鄂伦春族作为中国五十五个少数民族之一，其文学创作和研究现状如何？鄂伦春族作家群体的创作规模、创作队伍、创作成就怎样？笔者带着这些疑问，在熟悉该民族作家作品的基础上，查阅了鄂伦春族文学研究相关资料，对新时期以来鄂伦春族作家创作和研究情况进行了初步梳理，以期为喜爱少数民族文学的读者和关注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研究者提供参考。 鄂伦春族族群主要集中在内蒙古自治区东部和黑龙江省北部，人口数量八千余人，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鄂伦春族自治旗是其主要聚居地。中国北部大小兴安岭连绵起伏的原始森林，众多的河流，孕育了种类繁多的动植物，是一片辽阔的绿色净土。鄂伦春人长期生活在这片浩瀚森林之中，是一个传统的森林狩猎民族，从未远离过大自然这个母体。鄂伦春族人民在长期的狩猎、采集等生产生活中创造了独特的民族文化，并借助本民族语言产生了许多民间（口头）文学，如神话、歌谣、谚语、民间故事等，通过口耳记诵代代相传。其中，民间故事是鄂伦春族口头文学中流传最广、数量最多、影响最大的文学体裁。由于鄂伦春族没有自己的文字，因此民间（口头）文学创作在鄂伦春族漫长的发展过程中长期处于重要的地位。 鄂伦春族真正的书面文学创作是在中国文学的新时期。1980年《呼伦贝尔》文学季刊（《骏马》期刊前身）创刊，旨在培养扶掖包括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民族（简称“三少民族”）在内的各民族作家，为借助汉文进行文学创作的“三少民族”作家提供了宝贵的文学园地；1981年，内蒙古文联、呼伦贝尔盟文联及《呼伦贝尔》文学期刊举办了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民族文学创作讲习班（首届内蒙古“三少民族”文学笔会），老一辈作家和编辑张志彤、邓青、孟和博彦、冯国仁、刘迁等共同发现扶持“三少民族”新人；此次“三少民族”文学作品先后发表在《呼伦贝尔》《草原》《民族文学》等期刊上，自此，包括敖长福、阿代秀、白石、孟松贵等第一批鄂伦春族文学创作者在内的“三少民族”作者走上了文学创作道路，登上了中国新时期文坛，鄂伦春族文学也迎来了自己的春天。 经查阅资料显示，目前对鄂伦春族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鄂伦春族民间研究方面，如鄂伦春族族源的探讨、萨满文化、火文化，以及音乐、舞蹈、美术、手工艺等方面的论文论著较多。对于鄂伦春族文学研究最多的是民间口口相传的神话、传说、故事等。涉及鄂伦春族书面文学的研究者有王丙珍等，论文如《鄂伦春族文学研究的发展历程》《少数民族文学的创新传承与跨文化认同——以鄂伦春族文学为例》，著作有《鄂伦春族文学研究》等，在宏观的文化视野上对鄂伦春族文学给予关注。但不可否认的是，为数极少的几篇鄂伦春族文学专题研究的文章及著作，也主要是侧重探讨鄂伦春族文化和文艺，涉及鄂伦春族的文学研究还没有深入到文学本身。 在地域文学研究和少数民族研究上，刘迁是最早关注达斡尔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文学创作的研究者之一，他的《鄂伦春人文学创作的初行人》，是较早关注敖长福创作的评论，此书中另一篇文章《达斡尔族、鄂温克族和鄂伦春族文学的发展与成就》对1980－1995年“三少民族”文学发展进行了综述，同时对鄂伦春族作家敖长福、阿代秀和空特乐进行了评介。具体文本研究如刘全江的《心灵深处永远的歌——论敖长福的小说集〈猎刀〉》、谢江红的《鄂伦春人灵魂的守望者——评敖长福的小说集〈猎刀〉》。另外，硕士论文有李慧的《论内蒙古“三少民族”女作家新时期小说的创作主题》，作者认为内蒙古“三少民族”女作家新时期小说中的两大主题是“民族根脉的追寻和女性诉求的表达”，并分析主题形成的原因是受自然因素、生产生活方式、宗教信仰、女性意识这四方面的影响，论文质量较高。但文章所谓的“三少民族”主要论及达斡尔族作家作品，兼及鄂温克族，鄂伦春族作家仅列阿黛秀(阿代秀)一人，并未将鄂伦春族女性作家整体纳入研究视野，且鄂伦春族代表性女作家空特乐等都未提及，从而削弱了论文的全面性和说服力，这不能不说是研究的遗憾。王云介作为地域文学研究者，凭借熟悉作家作品的优势，著有《呼伦贝尔作家研究》《呼伦贝尔少数民族作家研究》，对呼伦贝尔少数民族作家进行了梳理，对鄂伦春族重要作家进行文本分析，并对其创作群体进行了概括推介，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但并未以鄂伦春族文学创作群为研究对象的论文呈现。论及鄂伦春族作家作品的还有，托娅的《“三少”民族女作家的创作追求》、崔荣的《论中国当代三少民族作家的文化忧思》以及《民族文学研究的不足和可能——以中国北方三少民族研究为例》等。 但正如上边所提及的，研究“三少民族”作家创作，基本上均以达斡尔族作家群为主，有较高价值的鄂伦春族文学创作群的研究文章还没有单独出现，因此鄂伦春族作家整体风貌并未突显，可以说鄂伦春族文学还远远没有进入深层的学术视野，因此全面深入地研究新时期以来的鄂伦春族作家文学已显得十分必要且迫切。 论及鄂伦春族文学，就不能不谈到鄂伦春族文学代表作家敖长福。敖长福笔名乌仁尼贝亚，1940年出生于黑龙江省瑷珲县的一个鄂伦春族猎人之家。一级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有中短篇小说集《猎刀》和报告文学集《昨日的猎乡》。1984年短篇小说《猎人之路》获得了内蒙古首届“索龙嘎”奖，1985年该小说又获得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二等奖，后被收入内蒙古大学语文教材。1987年短篇小说《阿美杰》获得了内蒙古第二届“索龙嘎”奖，根据其小说改编的电视剧《孤独的仙人柱》曾获国内外四项大奖。敖长福是鄂伦春族第一位作家，也是第一位加入中国作家协会、第一位获得全国文学奖的鄂伦春族作家，因其丰富波折的人生经历、长期的森林狩猎生涯、必要的文学储备，他能够真实自如地呈现民族生活，塑造民族性格，表达民族心理，表现民族文化。他的作品表现了鄂伦春人在大兴安岭森林中的生产生活、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由衷赞美了鄂伦春民族的善良、勇敢、忠诚、守信、智慧等优秀的民族品质。鄂伦春族传统文化在他的笔下表现得十分自然生动，小说有着鲜明的森林狩猎色彩和时代烙印，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作家以本民族的文化批判和反思精神，成功地塑造了鄂伦春人的艺术形象，丰富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人物画廊。以敖长福为代表的鄂伦春族第一批作家的涌现，填补了鄂伦春族书面文学创作的空白，对于鄂伦春族和中国新时期文学来说具有历史性的意义。著名鄂温克族作家乌热尔图在鄂伦春族第一部小说集《猎刀》中的序言中这样评价：“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通过文学代码表达的情感也可被视为民族的意愿、自我意识，甚至一个民族的声音了”，“对于人口不多、没有自己文字的鄂伦春民族来讲，敖长福同志的创作是重要的，可以说他是一个民族的头一位作家，是这一民族中第一位借用汉字以艺术虚构的方式表述自己情感的人。我想，对于一个富有历史感的游猎民族来说，他的创作活动具有文学上的奠基性。”敖长福奋力的民族抒写，不仅奠基了鄂伦春族文学，而且将鄂伦春民族文学推向了一个至高点。 除了敖长福，需要提及的还有鄂伦春族作家孟松林。他显得与众不同。他的鄂伦春民族题材的作品不多，而是以学者的视野，将目光投向了蒙古高原，著有游记散文集《走进蒙古国》《成吉思汗与蒙古高原》，与他人合著长篇小说《达斡尔密码》《诺门罕战争》。他长期研究蒙古民族源流和地域文化，涉及战争等宏大的题材，自然洒脱的文字中有着清醒的文化意识。此外青年诗人白剑、白剑武等，民族气息较为浓郁，带着森林的气息，诗意中流淌着淡淡的忧思。 鄂伦春族作家群中女作家的人数居多，她们细腻敏感、丰富多情又直率豪爽，主要集中对人生、自然和民族的热情抒发，向世人敞开了一个民族的女性心灵。这一群体包括阿代秀、空特乐、阿芳、敖荣凤、刘晓红、孟代红、侯波、刘晓春、孟淑珍、孟代玉，青年作者莹莹、孟杜鹃、关璐、关健等。其中阿代秀是第一代鄂伦春族作家之一，她的文字流露出大森林赋予的鄂伦春女性的智慧和灵气，曾以“三阿”（达斡尔族作家阿凤、阿军和鄂伦春族作家阿代秀）响誉少数民族文学界，代表作有短篇小说《星》《第一场雪》等，可惜阿代秀不幸早逝，留下的作品数量不多，但颇耐人品读。在女作家群中，空特乐的文学创作成绩比较突出。空特乐原名爱民，1960年出生在大兴安岭托河猎民村。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有散文集《鄂伦春风情剪画》、中篇小说《鄂伦春女人》等。中篇小说《猎人与麦子》获第十届内蒙古自治区“索龙嘎”文学奖，散文《爷爷的神灵界》等还多次获得呼伦贝尔文学创作骏马奖等奖项。其创作体裁较为全面，有中短篇小说、诗歌、散文等，其文字受萨满文化影响很深，空灵、神秘的文字背后，是她良好的艺术直觉，表达了鄂伦春作家对民族历史文化和民族命运前景的不断追问，并借助文学形象流淌着民族灵魂深处的思索，具有较高的艺术性，是继敖长福之后的又一代表性人物。 鄂伦春族女作家大多以散文创作为主，内容涉及生态意识、宗教理念、风俗习惯、心理特点、审美趣味、生活常习等。如阿芳的散文兼具民族文化和个人情感写作，有一种理性的智慧和自在的性情，对民族和人生有着更清醒的认识和追求，没有虚伪的装饰，文笔痛快泼辣，表现直接而有力。敖荣凤的散文语言简洁平白，这与她曾经的记者身份有关，更多地倾向于对民族重大事件的关注与描述，表现出责无旁贷的民族使命感，很少涉及内心情思。孟代红的散文基本不涉及民族题材，更多地偏重私人化写作，轻松自然的现代鄂伦春族女性的个人生活，表现了鄂伦春族城市知识女性的精神世界。黑龙江省黑河籍的鄂伦春族作家刘晓红（笔名金吉玛）著有散文集《远去的白桦林》，其散文带有生活纪实和心灵日记的底色；侯波的散文集《雪猎》自然而清新，她们是鄂伦春族女性作家中少有的著书者。此外，刘晓春、关小云等学者写的散文质量较高，感性与理性融合，但不多见。鄂伦春族女作家数量多，从她们的民族历史的片断，童年的记忆，生活的感悟，爱情、友情和亲情的记叙等等，我们可以看到一群鄂伦春族女性的直率、纯净、丰富、灵秀……以及对人生的不懈追求和勇敢坚韧的民族特质。 鄂伦春族文学作为我国多民族文学创作的组成部分，为我国民族文学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新时期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集·鄂伦春族卷》的编辑出版，是鄂伦春文学史上需要浓墨重彩抒写的一笔。此书是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工程出版扶持项目，是了解鄂伦春族文学的必读书目和研究鄂伦春族文学最有代表性的文本。首先从地域范围上看，除了现居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海拉尔区、鄂伦春族自治旗等地的鄂伦春族作家作品，还有现居上海、北京、黑龙江等地的鄂伦春族作家作品，基本上囊括了鄂伦春族主要作家。其次，文本最大限度地选取了代表性作家敖长福、空特乐的多篇作品，既体现了鄂伦春族文学创作的最高成就，同时又兼顾一些文学新人新作，呈现鄂伦春民族文学创作梯队的形貌。再次，选本体裁全面，包括小说、散文和诗歌；题材十分丰富，包括民族、生态以及个性抒写等。这是鄂伦春族作家的“全家福”，具有深层的民族文化意义——鄂伦春族文学创作成就，是中国新时期取得的，所以这部选集既是一部分鄂伦春族作家作品的呈现，也是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繁荣的一个缩影。从此鄂伦春族文学将与其他五十四个少数民族文学一道，作为共和国少数民族文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为世界多民族文学共同发展繁荣贡献自己的力量。 此外，《鄂伦春族文学作品选》是较为全面的鄂伦春族作家作品选本，还有《骏马文选》《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短篇小说选》《二十世纪达斡尔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小说精萃》《〈骏马〉创刊三十周年作品选》等部分刊载了鄂伦春族作家作品，是了解鄂伦春族作家作品的来源资料。从发表载体来看，鄂伦春族作家作品主要集中在《鄂伦春》《骏马》《草原》《民族文学》等期刊。其中《鄂伦春》是鄂伦春族自治旗文联主办的文学季刊（内刊，2017年被撤销），长期发表鄂伦春族作者作品，是鄂伦春族作家的苗圃。《骏马》期刊是包括鄂伦春族文学在内的“三少民族”文学走向全国最重要的园地和阵地。《草原》期刊也关注着“三少民族”文学创作，而《民族文学》期刊是鄂伦春族作家所刊登作品最有影响力的刊物。此外，内蒙古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民族创作笔会自1981年始，至今已历二十一次，仍是鄂伦春族文学创作者的重要活动交流平台。 近四十年来，经过鄂伦春族作家的勤奋笔耕，鄂伦春族文学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但鄂伦春族文学影响力不足，鄂伦春族作家作品研究成果少，是不争的事实。分析原因主要如下：一是鄂伦春族作家群体规模小，在全国报刊发表作品少，出版作品集少，鄂伦春族文学创作活力不足。二是鄂伦春族作家还未出现获得如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等受人瞩目的奖项，除了敖长福获得过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内蒙古文学创作“索龙嘎”奖和空特乐获得过“索龙嘎”奖成绩较为突出之外，其他创作者多为业余创作，在全国和省级各种奖项角逐中难觅其踪。三是从文化积淀角度讲，鄂伦春族书面文学起步很晚，作家创作积累相对于几千年几百年的族群文学创作来说基础是单薄的。四是缺乏厚重的有影响力的文学作品是其重要原因之一。例如，鄂伦春族作家独立创作的长篇小说至今还是空白。 我们对《新时期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集·鄂伦春族卷》稍加统计就不难发现鄂伦春族文学的现状和问题。此书收入作品为1976－2011年在国内公开出版发表的中短篇小说、散文、报告文学和短诗等。入选的二十六位作者按性别划分，女性十九位，男性七位。从代际划分，男作者四十年代、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各一人，七十年代、八十年代各两人。女作者三十年代、四十年代各一人，五十年代三人，六十年代十人，八十年代四人。从人数上，女作者人数明显多于男作者，从代际接续上，女作者也明显好于男作者。创作群以女性为主体，但男作家目前代表最高创作成就。八千多人的族群，入选二十六位作者，百分比约为三百比一，比例不小。但也应客观地看到，鄂伦春族创作群体规模较小，年龄明显偏大，并且有一些作者已经故去，不仅一些老作家停止创作，甚至一些六十年代出生的作者也是如此；有的对本民族缺少关注，有的在艺术表现上明显乏力，有的仅仅是零星创作基本处于半停滞状态，实际进行文学创作的人寥寥无几……总之，鄂伦春族老作者勤奋笔耕者少，年轻作者明显有一种怠惰之相，创作数量少且质量不高，令人堪忧。 这种先天的劣势和后天的不足，造成鄂伦春族文学长期得不到研究者的关注也在情理之中，但值得注意的是，一个民族的文学创作是此民族的心灵再现，承载着一个民族心理的密码，在民族文化传承上不可替代，从多元文化角度以及民族文学构成角度看，在中国文学的版图上少数民族文学一个都不能少。可喜的是，随着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变化，鄂伦春民族得到了极大关注。新时期以来，国家高度重视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人才的培养，很多鄂伦春族作家被推荐到鲁迅文学院、内蒙古文研班等深造。如敖长福、白剑曾在内蒙古文研班学习，空特乐、阿代秀、孟代红、莹莹、哲境等多位作者在鲁迅文学院学习或参加中国作家协会、《民族文学》举办的作家改稿班和文学培训等活动，这对培养扶持鄂伦春族作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当然，鄂伦春族文学目前面临着十分严峻的创作形势是毋庸置疑的。1995年敖长福在小说集《猎刀》后记中写道：“现在，我虽然还没有进行自己‘最后的离家出走’，更没有像路遥那样奋起把一支破旧的笔重重地抛掷窗外，从此结束这种无止无休的苦役，但我有一种想法，特别是想让那些能够取代我的人出现在我面前。”这是一个民族文学先行者饱含民族深情的热切期望。 在鄂伦春族作家的笔下，我们通常会直接地感受到他们对大自然的无比热爱，对传统狩猎文化的无限眷恋，对森林生态破坏的痛心疾首，对民族文化传承的忧虑思索，那是他们受到剧烈阵痛的心灵吟唱和对人生对未来的美好追求。鄂伦春族分别于20世纪五十年代初、五十年代末和1996年实现三次跨越。特别是1996年，鄂伦春族猎民响应政府号召，全面禁猎，这对世代以狩猎为生的鄂伦春猎民来说是一次巨大的冲击。这是时代前进的代价，但不同以往的是，这时的鄂伦春族作家已经能够用手中的笔，为心灵吟唱，为民族代言。生产生活方式的巨大变化，使得鄂伦春族作家表现出强烈的民族自豪感、使命感，也表现出追求民族进步和自强的信念，当然也有面临现代社会强力挤压下的痛苦挣扎与抉择，但鄂伦春族作家以其强烈的民族自觉意识，史无前例地勇敢开创了自己的民族文学时代，昂首走进了新时期中国文学阵营。振奋民族精神，增强民族使命感，拓宽文学视野，提高文学作品的思想内涵和艺术水平，将文学性、民族性、时代性以及作家个性融合起来，将是鄂伦春族文学走向深广的必由之路。 新时代，谁将为鄂伦春民族执笔代言，续写鄂伦春文学的未来？这将是我们十分关注的问题。 原文载于：《民族文学》汉文版2019年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