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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不喜欢玛格丽特·阿特伍德，觉得她行文啰嗦，文字间经常充斥着大量琐碎细节，这些细节如若放到写作课的课堂上，多属于无意义的闲笔。但正如任何一个特立独行的作家，不喜欢她的人有多少，钟爱她的人就有多少。 对于一个喜爱她的读者来说，翻开每一本书，你很快就能找到属于阿特伍德的标识：看似无意义的繁缛，笔锋一转就深深刺进文本的肌理。她赋予一切日常以意义，又随意抽调着意义的组合，让寻常人生成为危机四伏的镜像世界，每个人物都在其中盲目地兜兜转转，她冷冷站在镜后，察觉每一个举动，每一丝表情。就好像戏仿莎翁作品的《女巫的子孙》这个名字，她似乎完美地掌握着某种巫术，不扮演上帝角色，却合理地洞察一切，将巫术随意施行在自己的小说里。（附带说一句，巫术也是她非常喜欢的一个文化母题。） 据说阿特伍德并不喜欢自己的写作被界定为女性主义，然而她又无疑是女性主义出身：从处女作《可以吃的女人》开始，某种印记早已刻下。她笔下有蒙昧的女人，但绝无蒙昧的作者，对于女性因为性别而无端承受的种种，她了然于心，一切都早已在被记录前命定，剩下的只是如何用笔来固定。但我们也可以看到从1969年处女作发表以来，她并不呼吁，也少有声张，而是在写作中将意见越藏越深，在不断扩容的题材中尝试着各种各样的表述。被热衷于包装的出版社整修一新后，我们看到了悬疑作家阿特伍德、科幻作家阿特伍德，她本人也趁机声明，我不是女性主义。在这其中，流露的分明是某种自嘲：我也就是什么都写写，其中某些时候站在女性这边而已。 有段评价说得很好：熟悉阿特伍德的作品，你就会发现她游移和消解的癖好，那是一种精灵的属性——喜欢骚扰，不喜欢战斗或者捍卫。无论是因为同名美剧而再次大热的反乌托邦小说《使女的故事》，还是一本正经制造故事与结构漩涡的布克奖获奖作品《盲刺客》，当你郑重其事拿起文本开始分析她的创作动因时，常常会发现自己已经误入歧途。有时她让故事和人物矛盾，有时又让自己前后的作品立场矛盾，从她笔下，你很难分析出某种一以贯之的世界观。她是狡黠的，难以捕捉的，却又是诱人的，充满魅力的，唯一的问题在于，要理解她，你需要将自己变得和她一样，至少在智商和耐心上匹配，才会真正获准进入她笔下的世界。 不过关于那段评价，我觉得应当替她辩白一下。当“骚扰”本身已经充满力量，让人从内心开始战栗时，战斗和捍卫其实只是告解的另一种形式。和深谙“宏大主题和对人类命运的思考”的伟大作家群落之间，阿特伍德并不差那么一块刻着诺贝尔头像的奖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