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宋 晗：因为“陈探长”系列在二十余国的畅销，我发现在不同场合，你已经多次回答“为什么写起小说来”这个问题，因为在国内读者心目中，“师承卞之琳”、“《四个四重奏》《当你老了》的译者”等这些头衔将你和诗歌紧紧联系在一起。现代小说的发展是快速的，中国古代那种诗与小说的“阶层分化”已明显被淘汰，但还是有许多的人，对这种跨文本有巨大的讶异。你是怎么看待这两种文体的？ 裘小龙：你的问题有意思，可以从不同的层面来回答。我1988年去美国，因种种原因，到了90年代中期才第一次回国，沧海桑田，很受震撼，想写，先写了首题为《唐吉诃德在中国》的长诗。只是，用诗来描述中国现代社会巨大而复杂的变迁，难免力有不逮，转而试着写一部小说。小说的主人公想做诗人，却阴错阳差地成了探长，同时却还试着在写诗。塑造这样一个人物的私心，多少是想在通俗的文类中夹带或“走私”诗歌，使其能有更多的受众。不过，在中国古典小说的传统里，诗确实也与小说共存。如《红楼梦》《西游记》等古典名著，或更早一些的如《会真记》等，作品的内容中都有相当一部分诗。这里不排除某些约定俗成的因素，但我也觉得，小说叙事中的特定场合需要诗的不同抒情强度。我在陈探长小说系列中混合着两种文体一起写，也算是以英文创作继承中国古典小说的一个传统吧。 自然，诗的作用不仅仅限于此。我小说的主人公是个圆形人物，他作为警官又是诗人的双重身份，让他在办案时获得了不同的观照角度：他不但要勘查谁杀了人，同时更要审视案件背后的社会和历史背景，以及人性的种种复杂因素。这样，诗也在推理小说中加入了另类的思考。 宋 晗：你是在什么情况下开始写作的？可以介绍一下自己（跨文化）的写作历程吗？ 裘小龙：如果你说的是中文写作，我在他处也提过，那是因为卞之琳先生给我布置的第一篇作业。他首先要我写几首诗，看看我究竟有没有诗的悟性和感性，可以跟他修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的硕士课程。诗写了后，居然得到卞先生还不错的评价，也受到其他导师如朱虹、李文俊等人的鼓励，我于是还真把“作业”拿到《诗刊》上去发表了。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至于英文写作，最早的一篇则是杨宪益先生安排我写的。1986年我作为中国作家代表团成员，在洛杉矶参加了第三届中美作家会议。杨先生当时是英文版《中国文学》的主编，吩咐我写篇有关这次会议的报道。按规定，在《中国文学》上发文，要先由编辑部的中文编辑把关选稿，再由外文编辑翻译，可杨先生却嘱我用英文写，直接由他本人签发。好几年后，我之所以有信心开始用英文进行创作，应该说是与杨先生的期许分不开的。能这样在众多前辈的关照下一路走来，我很幸运了。 宋 晗：我注意到，在《外滩公园》中，你在表达情景时常常很娴熟地引用古代诗歌，尤其是唐诗；诗集《舞蹈与舞者》中收录的不少诗歌的意境也是古典的；而且，我还了解到你做了大量古诗词英译的工作。古诗词对你的写作产生过影响吗？对于这种难度较大的翻译，你有怎样的翻译理念？国外读者对翻译成英文的中国古诗的接受如何？ 裘小龙：小时候因为家庭成分的关系，我父亲不许我读“小红书”之外的任何“闲书”，唯恐因此遇到麻烦。惟一的例外，我记得是一本《唐诗一百首》。那个下午，红卫兵的歌声还在街头嘹亮，父亲发现我躲在阳台的角落里偷读唐诗，但他没有斥责或把那本书没收，只是把我叫进屋，默许我继续读；到了夜里，我醒来发现他在灯下悄悄抄这本书——他自己的书在“扫四旧”中全被抄走了。也许，童年时期经历的影响怎么估计都不过分。到了70年代末，我跟卞之琳先生读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硕士课程，那些日子正值“朦胧诗”流行，他要我去读李商隐的诗，说当代的“朦胧”与传统中的简直不可同日而语。 研究生毕业后，杨宪益先生作了很大努力，要把我留在外文出版社工作，还兴致勃勃地跟我谈过翻译中国古典诗词的计划。80年代初，在上海社科院王道乾先生的支持下，我的研究课题之一是关于中国古典诗歌对西方20世纪初意象派诗歌的影响，还翻译了一本《意象派诗选》。在人生长长的因果链中，这些都可以说是因吧。到了90年代中后期，我开始用英文创作陈探长系列小说。因为小说的主人公也喜欢诗，时不时引些艾略特的句子，我曾翻译过他的诗集《四个四重奏》，可我的引诗给我的美国编辑劳拉删掉了——“需付的版税太高”。只不过在小说的叙事中，我已安排了需有抒情强度的段落，删掉后读时总觉得少了什么。于是我想到中国古典诗词，我自己译，放在小说里也不用担心版税问题。关于译诗，我为自己定了两条简单的准则：一是译诗在英文中读起来必须也是诗，二是中国古典诗的译文必须让英语读者读时没有“隔”的感觉，不需要去一一加注释。当然，国外读者对这些译诗的接受度，客观的评价还是要由读者们来做的。劳拉最初也十分担心英美读者对译诗的接受度，毕竟中国古典诗词的外文译本在国内出了不少，可在欧美市场上几乎见不到，现在要把这些译诗放到犯罪小说的场景中，恐怕更难让人接受。在我的坚持下，劳拉答应先试一本；小说出版后，出乎意料，她收到了许多读者来信，说小说中的这些译诗给他们印象深刻，也帮助他们更多了解了中国文化背景。接着，其他的出版社也找上门来，要我把译诗结集出版，其中有一本还进入了美国富兰克林奖的短名单。 至于古典诗词对我自己写作的影响，你说的是对的，确实存在；放在小说中，有时甚至还提供了一种古今对照的效果。今年6月我会在意大利首发一本陈探长小说，其中一半篇幅就是以陈探长的名义写的一个中篇，有关唐代诗人鱼玄机的诗歌、爱情与谋杀，书末附有鱼玄机的一组诗，而这一切与陈探长自己在办的案子是平行展开的，又在相互评注。 宋 晗：诗人永远在选择他的词语。你用两种语言进行创作，是否是两种思维或两种世界观的碰撞？ 裘小龙：用两种语言创作，意味着两种语言思维方式及隐含的世界观的相互碰撞，但同时也可能起到互补、妥协或颠覆的作用。用后现代的理论说，因为一种语言中特定词汇的存在，该语言的使用者才会按照这些词语所指定的那样思想、行为、生活。举例来说，“孝”在英文中找不到真正对应的词，英文中的filial piety 其实与“孝”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意义和重要性很不一样，因此“四世同堂”在欧美的社会结构中也就难以想象。反过来，我80年代初作英译中时，英文中其实很常见的一个词privacy，也很难翻到中文中来，“隐私”那时是个充满负能量的词，意指那些见不得人的秘密或形迹可疑的事，因此，家中来个异性的朋友，居民委员会会闯上门来检查，戴红袖章的纠察队晚上会晃着手电突袭树荫下的情侣。这些具体的例子或能说明，用两种语言写作并不等同于翻译，也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促进跨文化/语言的理解。 宋 晗：阅读《外滩公园》时，我对“虚构批评（Fictocriticism）”这个命名产生了很大兴趣。我认为命名者是机敏的，它似乎解决了我阅读某一类批评文本时对文体产生的困惑。在自序中你写到，史蒂芬·缪克曾在邮件往来中给虚构批评做出过一个简要定义：在讲一个故事的同时，展开一个论点。你写到阅读此类批评时的愉悦，对此我深有同感。朱光潜在一篇“编辑后记”里写道：“书评成为艺术时，就是没有读过所评的文章，还可以把评当做一篇好文章读”。在我理解，虚构批评也是具有独立阅读性的批评文本。然而这让我在阅读集子中的文章时，也产生了一些疑惑。从命名和释义来讲，虚构批评（Fictocriticism）的核心词在批评（criticism），在我的阅读体会中，更接近詹姆斯·伍德的批评、艾柯《悠游小说林》等文本，其对象是外部文本，目的是批评。坦率地讲，我很喜欢你的随笔，它们具有纵向与横向的开阔视野，诗意、抒情而有可读性。但是，它们又与我理解的“虚构批评”有一定的差异。在《外滩公园》中，作者性的主观表达仍占主导或说主要目的，它们更像是学者随笔。因为“虚构批评”在国内尚是一个崭新的词汇，还没有可供参考的文本，对文本属性存在歧义也许将是普遍的。 裘小龙：我这几天刚收到史蒂芬·缪克教授发来的一份电子邮件，他又出了一本新的虚构批评专著，要寄给我。其实，我曾把他的虚构批评戏称为“重量级”的，而我的则属于“轻量级”。我们之间确实有不同的地方。他更着力于后现代理论“批评”，我则偏重“虚构”叙述，fiction在英文中不仅仅有凭空编造的意思，也可以指讲故事，或讲故事一样地讲真实的经历。其实，我在华盛顿大学读比较文学博士时，研究重点是西方现当代文学理论，博士论文也是用新历史主义与解构主义的方法来探讨、分析一个问题：为什么在传统中国文学的爱情作品中，几乎无例外地包孕着（或公开或隐含地）否定爱情的因子。那篇博士论文的主要观点，后来放进了陈探长在办案时所写的一篇文章里，其中关于中国集体无意识和原型的探讨恰恰又对他的破案起了一定作用，有兴趣的读者在小说《红旗袍》中可读到片段。因为忙于小说的创作，对文学理论的研究只能放下了，可当年在这方面所接受的训练，下意识中又不舍得就此全都扔下。 2011年，我有一段时间在澳大利亚新西南威尔士大学任特聘教授，接待我的正是史蒂芬·缪克教授。他是虚构批评领域的领军人物，这一新的批评方式很快就让我产生了兴趣，毕竟，这可以让我在写小说的同时，多少重新拾起些理论批评。在此之前，新历史主义批评也往往先从一则历史轶事开始，再顺势转入理论批评。关于虚构批评，缪克则给了我一个更简明扼要的定义，“在讲一个故事的同时，展开一个论点”。于是我自己也写了一篇关于虚构批评的书评，更模仿着来了一段自己的虚构批评。《外滩公园》中有几篇文章就是在史蒂芬·缪克教授的影响下写成的。无需赘言，集子中并非每一篇文章都是刻意作为“虚构批评”来写的。史蒂芬·缪克本人也曾这样说过，“虚构批评自然是个很大的范畴……作家们面对的情形中所特有的问题，会出乎意料地使他们改变写作方法。” 四川文艺出版社的编辑给这本集子取了个副标题，“裘小龙虚构批评随笔集”，“随笔”这个词是加得很贴切的。 宋 晗：你是否关注中国当代文学？作为世界文坛的有机组成，你认为其潜力在哪里？ 裘小龙：我关注中国当代文学，最近几年常有机会回来，与国内的同行也有不少的交流。前两年，我在《洛杉矶时报》上为当代中国诗人王小龙写过一篇英文评论。中国当代社会种种难以置信的变化、新的与旧的文化、意识形态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所有这些在今天的世界上都属罕见，也为中国作家们提供了丰富的创作资源，让他们进入世界文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个全球化的年代里，我觉得中国作家还有个很大的潜力，即中文语言/文化的独特感性与表达方式。用中文写作，意味着一种对世界观照的不同框架和角度。如金宇澄的《繁花》，是用普通读者都能接受的上海方言写成的，但就在中文之内，他上海话的运用却令人印象深刻地拓展了语言的表达能力和方式。我自己这几年也尝试着双语写作，不仅仅讲中国的故事，也努力要把中国语言/文化的独特感性、风格融合到全球化的语言叙事中去。这或许是中国作家们值得去进一步尝试的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