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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不论是文学创作还是文学研究都有一个短板，那就是往往更关注那些遥远甚至玄渺之事，忽略甚至无视与我们最近且息息相关的部分。“母亲”这个生命之源就是如此，天底下没什么比她更亲近、更重要、更内在、更意味深长；然而，我们的作家和学者对她的研究却很不够。作家肖复兴说：多年来，他写过很多普通人，但后来才发现，自己却从没想到、也应该写写自己的母亲。（1）有人研究过小说中的母亲，但与散文家笔下最密不可分的“母亲”却被忽略。中国现代散文中的“母亲”受到一些学者关注，但改革开放以来40年中国散文的母爱叙事却不受重视，这是一个需要不断开拓和发现的重要命题。 一、博大的母爱无所不在 有学者发现：中国古代讲礼教、重人伦、尊孝道，但颂扬母亲和母爱的文学作品并不多见，能成为经典的更少。只有到了五四，母亲和母爱才随着人的发现而被“发现”。然而，中国现代散文对母爱主题的表现并不充分，更未能展示其无限深厚的文化内涵。（2）这样的认识是有道理的，它既反映了五四文学的发现，也反映了五四散文及其中国现代散文的局限。这在改革开放后40年的中国散文创作中有所拓展，也有不少新意。 早在1923年，冰心就在《寄小读者》中高扬母爱，既发现母爱的本体性，又发现母爱的普遍性，还发现母爱的神圣感，所以她才能发出这样的感兴：“这时宇宙已经没有了，只母亲和我，最后我也没有了，只有母亲；因为我本是她的一部分！”“她的爱不但包围我，而且普遍的包围着一切爱我的人；而且因着爱我，她也爱了天下的儿女，她更爱了天下的母亲。”“只有普天下的母亲的爱，或隐或显，或出或没，不论你用斗量，用尺量，或是用心灵的度量衡来推测；我的母亲对于我，你的母亲对于你，她的和他的母亲对于她和他；她们的爱是一般的长阔高深，分毫都不差减……当我发觉了这神圣的秘密的时候，我竟欢喜感动得伏案痛哭！”（3）可以说，冰心在发现母亲和母爱时，也发现一个具有哲学意义的形而上命题，那就是“爱的哲学”。这个爱的哲学将母亲和母爱提升和升华了，为包括散文在内的中国现代文学打开了天窗，从而实现了现实与天宇的思接千载。不过，也应看到，由于冰心笔下的母爱过于哲学化，有抽象化甚至玄学化倾向，给人不接地气的飘浮感，难以产生撼动人心的力量。林语堂曾在《我的生活》中这样写母亲：“我有一个温柔谦让天下无双的母亲，她给我的是无限无量恒河沙数的母爱，永不骂我，只有爱我。这源泉滚滚昼夜不息的爱，无影无踪，而包罗万有。说她影响我什么，指不出来，说她没影响我，又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大概就是像春风化雨。我是在这春风化雨母爱的庇护下长成的。我长成，她衰老，她见背，留下我在世。说没有什么，是没有什么，但是我之所以为我，是她培养出来的。我想天下无限量的爱，是没有的，只有母爱是无限量的。这无限量的爱，一人只有一个，怎么能够遗忘？”（4）林语堂笔下的母爱虽没有冰心的哲学抽象，但也是具有普遍性和神圣感，尤其是诗意的提纯将母爱变成美好的梦境，可以超度每个儿女的坎坷人生。不过，也正因此，这样的母爱有点不食人间烟火的空洞，令人只能借助于想象。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散文，在母亲和母爱的书写上，数量大增，很多作家都自觉不自觉写到母亲。在母爱描写中，虽然也有一些神圣感，但更多了些现实感、生活化、世俗性，尤其是从天上来到人间，从想象进入现实，由理想归于平淡，有笑也有泪，一种贴近大地所发出的歌吟、呼喊、尖叫、悲思。总之，时代的、家庭的、个人的、心灵的震颤，都能从这些散文中找到投影。 回忆过去的岁月，以激起时代的浪花、社会的变动、人世的沧桑，以及生命的短暂，这成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关于母爱的散文的鲜明特点。丛维熙在《母亲的鼾歌》中写自己的母亲在困苦时从不打鼾，一旦安顺下来就会有香甜的鼾歌，新中国成立时是这样，改革开放后也是如此。所以，作品写道：“只有母亲的鼾声，对我是安眠剂。尽管她的鼾声，和别人的没有任何差别，但我听起来却别有韵味；她的鼾声既是儿歌，也是一首迎接黎明的晨曲。她似乎在用饱经沧桑的鼾歌，赞美着这个来自不易的太平盛世。”（5）本文写于1984年丛维熙51岁生日，那时也正是国家进入改革开放的发动期，全国上下思想解放、文艺复兴、人心思变，所以作者笔下的母爱也就换了人间，充满时代感和动人的力量。毕淑敏的《抱着你，我走过安西》写母亲随军，从寻找、团聚、相伴、分离等描写，在山东、新疆、北京等地的艰苦跋涉中，展示了母亲的坚强不屈、忠诚无悔、脉脉含情，也映衬了共和国在艰辛成长中的坚定步履。肖凤的《小久寻母记》写“我”生下来从没见到生母，50多岁了，才知道母亲在台湾，于是，通过千辛万苦找到母亲，并约定在香港与她见面。这样的寻母结果，只有在改革开放、两岸关系转暖后才有可能。由李小树口述、王恒绩整理的《疯娘》是一篇感人之作。它写疯娘受尽磨难与屈辱，甚至被奶奶、丈夫、儿子剥夺了做母亲的基本权利，生下儿子连给他喂奶甚至抱一抱的权利都没有。然而，她却像普天之下的母亲一样爱孩子，千方百计为他做事，最后为讨儿子欢心竟因到悬崖摘野桃而丧命。所以，作者说：“我明白这就是母爱，即使神志不清，母爱也是清醒的。”“也真是奇迹，凡是为儿子做事，娘一点儿也不疯。除了母爱，我无法解释这种现象在医学上应该怎么破译。”作品还写道，2000年前后，“奶奶不幸去世，家里的日子更难了。民政部将我家列为特困家庭，每月补助四十元钱，我所在的高中也适当减免了我的学杂费，我这才得以继续读下去”。（6）可以说，改革开放以来写母爱的中国散文实际上是面镜子，它在回忆历史时，也映照了我们的时代，尤其是折射出人生和人性的深刻。 母爱更多凝聚于家庭，体现在个人尤其是子女的深切感受中。在此，既有宗璞的《花朝节的纪念》、王安忆的《风筝》、吴青的《我的妈妈冰心》这样的高级知识分子之家，也有林非的《记忆的小河》这样的家庭由富裕转向困顿，更多的则是莫言的《母亲》、韩静霆的《爱之岸》、和谷的《游子吟》、丁亚平的《悠悠长旅妈妈伴我走》、郭文斌的《布底鞋》、厉彦林的《仰望弯腰驼背的娘》那样的贫困之家。在这些作品中，都有着母子情深，也有一种来自挚爱的血脉关联，还有着更加珍贵的精神传承。韩静霆是这样写母子情深的复杂意蕴，以及难以言说的爱的水乳交融：“母爱就是这样。她是人间最无私的，最自私的；最崇高的，最偏狭的；最真挚最热烈最柔情最慈祥最长久的。母亲无私地把生命的一半奉献给儿子，自私地渴望用情爱的红绳把儿子系在身边；母亲崇高地含辛茹苦教养儿女，偏狭到夸大儿女的微小的长处，甚至护短。她的爱一直会延展到她离开人世，一直化成儿女骨中的钙、血中的盐、汗中的碱。”（7）丁亚平通过母亲的病、早逝，以及对于他的关爱写道：“我常常在想，无论走到哪里，无论何时何地遭遇怎样的曲折坎坷，无论经过怎样的歧途岔道，领受怎样的痛苦与欢乐的反复锤打，我都该时时刻刻记着，我的路是妈妈为我设定的，我一生的意义是妈妈创造并给予我的，悠悠长旅，有妈妈引导我，有妈妈的爱心伴我，我要一直往前走。”（8）虽然母亲早逝，作者那时年龄尚小，但母亲的爱却是永恒的，具有风向标作用，这是只有儿子才能充分体会的。 与以往相比，改革开放以来写母亲和母爱的散文与时代贴得更紧，更带着社会体温，也更重细节表达，所以透出生活气息、生命本真和人性光芒，当然也更容易感人。不过，如何将个体、小我融入群体、大我之中，从而显出天地之宽和博大的仁慈，这恐怕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散文最值得称道的地方。我们发现，此时期，不论是多么个人化的母爱叙事，往往都不沉溺于个人的感官，而是赋予更博大的视野和更高尚的境界。这是一般意义上的散文难以做到的。如蒋新的《娘心高处》写的是别人的娘，但这个“娘”却对侄子、外人都怀着同情和关爱，甚至对偷盗者都能做到以德报怨。莫言在获得诺贝尔奖时发表感言，其中主要讲述了母亲博大的爱。一是对当年打过母亲一巴掌的那个高大的男人，后来“我”见了，想着施加报复。结果母亲却拦住“我”，并且说：“儿子，那个打我的人，与这个老人，并不是一个人。”另一次，一个乞讨的老人来“我”家讨饭，我端起半碗红薯干打发他，却遭到对方愤恨的质问：“我是一个老人，你们吃饺子，却让我吃红薯干，你们的心是怎么长的？”当我气急败坏地说：“我们一年也吃不了几次饺子，一人一小碗，连半饱都吃不了！给你红薯干就不错了，你要就要，不要就滚！”结果，母亲训斥了“我”，将她自己那半碗饺子，倒进老人碗里。在此，莫言一下子将母亲的“大爱”写活了。改革开放以来，还有不少散文写的是继母、后妈，这在世俗生活中往往充满残酷甚至虐待，然而在汪曾祺的《我的母亲》、张正隆的《后妈》、肖复兴的《母亲》等作品中，却写出了继母后妈的“大爱”，这在人世间是难能可贵的。张正隆说：“生母去世时，我10岁，大妹6岁，小妹4岁，小弟1岁多。”然而，这个继母却并不嫌弃他们，第一次见面就用“一只手将我拉过，另一只手把小弟揽在怀里，又伸出去搂住两个妹妹，泪水断线珠子样滴落在我的脸上，滴落在妹妹的脸上，滴落在小弟糖汁和泪水模糊的脸上”。以至于“直到今天，我还能感到那手的温暖，感觉到那泪水是甜的”。（9）另如肖复兴笔下的后妈，“宁肯自己穿芦花做的棉衣，也决不会让我的弟弟穿的”，当后妈的女儿远去内蒙，她竟让女儿将唯一的一件像样的棉大衣留给弟弟——两个并非亲生的儿子。后母的无私奉献也真正感动了“我”，以至于“我从来不讲她是后娘，也绝不允许别人讲”。（10）彭学明的《娘》也是有大爱的：娘对非自己所生的“儿子”视如己出、疼爱有加；对陌生人施以仁爱，因为她最见不得穷人、可怜人，所以才能做到给乞讨者钱、领他们回家洗澡吃饭；对于曾打骂、欺负甚至污辱过自己的生产队长，一旦他登门求助，她很快就心软并原谅了他，还不计前嫌求儿子帮他。作品有一个强烈反差：在娘的一生中，很少得到他人帮助和关爱（“我”的舅舅和舅母例外）；但她却可怜每个有难处的人，包括那些曾将自己逼上绝路的仇敌。 像阳光洒落大地和人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散文中的母亲、母爱描写可谓民胞物与，具有人性的深度和天地情怀。母爱不仅扎根于儿女心田，成为前进和奋斗的原动力，更是将爱给予亲戚、朋友尤其是非亲生的儿女、陌生人，甚至惠及动植物和一沙、一土、一石，从而将更广大深厚的爱传达出去。这对中国现代散文的母爱书写，既有继承更有超越，这种超越基于现实生活的反映，有真情实感，可以触摸，从而拨动了时代、社会、家庭和个人的心弦。 二、社会问题反思与爱的教育 并不是所有的母爱都在歌颂之列，也不是所有子女都是孝子孝女，而这一切又离不开社会和家庭环境的影响。对于母爱，自五四文学的神圣感和宗教化，到改革开放的现实性与人性化，是一个重要突破；而对之给予进一步的世俗化理解，甚至看到其异化方面，这是另一种深化，从中可见母爱并非纯而又纯，更不是不食人间烟火，与现实人生处于完全的绝缘状态。 首先，不少写母爱的散文具有社会批判性，也考量着人性深度。叶倾城的《母爱，不能承受之轻》对医生、单位领导给予无情鞭挞，以至于感叹：“这年头，吃人的并不嘴软，拿人的亦不手短。”“护士说再不能缴费就要停药的口吻；那些一扇扇关上的门；那些冷淡的笑容；闷热尘沙的大道上他越来越疲倦的脚步；他曾经昧着良心，把质次价高的器械卖给客户……”（11）野夫的《江上的母亲——母亲失踪十年祭》通过刻画母亲的投江自杀和悲惨命运，反映了特殊年月的不公与荒诞，也折射出儿心的痛苦与啸叫。梁晓声的《母亲》写母亲的贫穷与无奈，也写了为儿女生存，作为一个母亲所能做到的勤劳、慈爱、屈辱、坚韧，还透露出对于社会、人性的批判和赞扬。文中有个细节：因为作为孩子的“我”在电影院门口租借小人书赚钱，结果小人书被警察收缴。为此，母亲领着我去讨要。在警局人的冷漠、当事警察的刁难中，一对母子忍饥挨饿、苦苦等待半天，反映了世道和人心的冷漠。不过，作品最后写，警察终于将小人书还我。当我检查少了三本，向警察索要时，“他笑了，从衣兜里掏出3本小人书扔给我，嘟哝道：‘哟哈，还跟我来这一套……’”母子刚要离开，却又被警察叫住，原来他拦截了一辆小汽车，让司机将母子送回家，并嘱咐：“要一直送到家门口！”这一笔将人性深处的善写活了。作品还写改革开放后北影分房，其条例规定：副处以上干部，可加八分。得一次全国奖的艺术人员，可加二分。因为“我”得过三次全国中短篇小说奖，所以填表时填上了。但却遭到复核人员质疑：“那是指茅盾奖而言，普通的全国奖不算。”于是，作者感叹：不要说没获茅盾奖，就是获了三次，加在一起也只有六分，比一个副处还少二分。（12）这一细节非常精彩，一面反映了当时的官本位思想严重，另一面反映了改革开放较长一段时间，社会仍不重视教育和文化，致使知识分子处于相当边缘化的状态。 其次，母爱也有失落甚至失误之时，对比那些纯洁美好的母爱，另一些则充满迷惑、冷漠甚至异化。胡适曾写过《我的母亲》一文，其中写“我母亲管束我最严，她是慈母兼任严父”，有时竟到了不近人情地步。比如，责备、行罚、罚跪，甚至拧儿子的肉，还不许哭出声。当儿子去美国留学，母亲竟没来上海送行。在多年的留学生活中，母亲不让儿子回家探亲，甚至她去世好长时间，胡适在国外竟浑然不知，一直被母亲和家人瞒住。所以，母亲去世很长时间，胡适一直能按时接到来信，那是母亲提前让人写好的。然而，母亲又深爱着胡适，最大希望是不耽误儿子学业。还有，据胡适回忆，他小时候得了眼翳，母亲竟相信偏方，夜里用舌头去舔，希望能清除儿子的眼翳。（13）这是一篇外冷内热的母爱散文。改革开放以来，有的散文也用“冷”来处理母爱问题，但往往更注重发掘母爱的偏向甚至异化，从而展示另一种母爱的情状。席星荃的《生命深处的痛楚》写到自己的母亲，并说“母亲年轻时是一个羞涩的人。那时她不会骂人，不会吵架；那时的母亲会唱歌”。然而，经岁月磨难，母亲却开始骂人打架，“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国家没实行计划生育，乡下女人没有节育药具，怀上了，就挑重担，喝冷水，压肚子；却往往是那孩子更顽强，只好生下来。因为实在养不活，就狠狠心掐死或溺死”。母亲还跟父亲、孩子没完没了吵架，还与父亲打得你死我活，以至于临死都得不到父亲原谅。作品写母亲让“我”教训倔强的侄子，没得到回应，就大动肝火，立即开骂：“好，你不揍！你不揍！你不揍你就不是我生出来的！……”“母亲半瞎的眼里露出恶狠狠的光，青色的火焰在瞳子里跳跃，两手颤栗，嘴唇直抖。那样子，如果可能，是会吃掉我的。”“这恶毒而粗鄙的话也激怒了我，我的脸腾地发烧，感觉就要发疯……”作者文末还说，在母亲临死时，父亲坚决不去看她一眼，且和别的老人谈起此事，仿佛是一大骄傲，“在父亲，这是何等的决绝！在母亲，这是何等的伤痛！九泉之下，母亲的灵魂能够安息吗？给我们儿女造成的灵魂的痛楚能够抚平吗？”（14）这是一个被异化的母亲形象，也是在亲人间不知道如何去爱的母亲形象。彭学明的《娘》也是一个母爱被异化的文本，母亲可以爱天下万物，爱非自己所生的孩子，爱穷人、仇人，唯独不会爱自己的儿女、丈夫，结果成为一个备受欺辱和怨恨的弃者。如在娘与妹妹的父亲之聚合分离中，就包含了双方的爱的无知与盲目：在一起不知道珍惜，更不会相爱；分开了却变得爱怜和珍惜起来，这是一个有着深刻内涵的潜在话题，值得深思和研讨。还有娘对于儿女的爱，表面看是深厚浓郁，但却充满无知甚至溺爱。当儿子在外受气，娘就奋不顾身与人打架，甚至以命相搏，而不是充满包容和用智慧解决。面对女儿的婚姻，娘越俎代庖和以死相逼，却不给她自由。当儿子遇到高考、晋升等难题，娘不是教孩子树立正确人生观和价值观，反而替他走后门和拉关系。面对儿子的犯浑与无理，娘不是因势利导，反而是无原则的包容和纵容。所有这些都牵扯到爱的教育问题。在此，作品的娘在爱的方面既无能更无知，还令儿子难堪和无奈。所以，娘这一形象在情感表达上多是逆向，即她的心是好的，但方法和效果却总是不对，也难达到预期目的。在此，彭学明与席星荃的娘虽有不同，但都暗含了“如何学会去爱”的问题：越该好好相爱的人，为什么越不容易相爱，反而充满强烈的矛盾、冲突甚至令人绝望的隔膜与仇恨。现实往往也是如此：我们可以全身心爱护那些宠物，对陌生人彬彬有礼，对同事朋友都保持联系和友善；但唯独忽略亲人，特别是至亲的父母儿女。因此，我们要学会爱，从最亲的人开始，以此为起点和圆点，将对他人、朋友、陌生人甚至于万事万物的博大的爱传达出去。这样的爱才会有附丽，更有力量，也更加可信可靠。 再次，以自我剖析甚至忏悔意识进行母爱叙事，就成为一种更加深入的爱的教育。纵观一个世纪以来的母爱书写，有一个普遍特点就是，在母爱面前的自责、自嘲、自醒、自我忏悔。如萧军的《我的童年：乳娘》最初发表在40年代末，作品写乳娘郝妈妈将自己视若己出，但随着年岁增长，我却并不领情，甚至有点讨厌她的“爱抚”。这是一次关于人间大爱的自白与忏悔。徐懋庸写于1957年的《母亲》也是如此，作品写“我在解放以后的不去看看母亲，实在是罪无可赦的事”，“能够见到我的面，能够在精神上占有我——至少一部分，在她，这才是幸福的真谛。但是我，剥夺了她的全部幸福！”（15）不过，在以往的散文中，这样的剖白和忏悔还不占多少分量，而改革开放以来则变成一种趋势，且增加了广度、深度、密度。季羡林一生最后悔的是，很早就离开母亲出外求学，甚至在国外读书十载，没能在母亲身边尽孝，连母亲去世都没能赶上见她一面，所以他在《赋得永久的悔》中说：“我这永久的悔就是：不该离开故乡，离开母亲。”“我后悔，我真后悔，我千不该万不该离开母亲。世界上无论什么名誉，什么地位，什么幸福，什么尊荣，都比不上呆在母亲身边。”（16）史铁生的《我与地坛》可做多种解读，但自我剖析和忏悔是不可忽略的。作为儿子，“我”在地坛中，有时母亲来找，但“我”看见母亲，却故意不做回应，“这也许是出于长大了的男孩子的倔强或羞涩？但这倔强只留给我痛悔，丝毫也没有骄傲。我真想告诫所有长大了的男孩子，千万不要跟母亲来这套倔强，羞涩就更不必，我已经懂了可我已经来不及了”。“多年来我头一次意识到，这园中不单是处处都有过我的车辙，有过我的车辙的地方也都有过母亲的脚印。”（17）贾平凹的《我不是个好儿子》是对母亲的心语：母亲养育了儿子，用她那双满是老茧的手。儿子像小鸟一样飞走，离开母亲的巢，很少再想到母亲。相反，累了、病了、不顺了，还要母亲惦记，但母亲从不求回报，一如既往疼爱着他。于是作者剖析说：“在纸灰飞扬的时候，突然间我会想起乡下的母亲，又是数日不安，也就必会寄一笔钱到乡下去。寄走了钱，心安理得地又投入到我的工作中了，心中再也没有母亲的影子。老家的村子里，人都在夸我给母亲寄钱，可我心里明白，给母亲寄钱并不是我心中多么有母亲，完全是为了我的心理平衡。”（18）朱寿桐的《从俗如流》写自己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不得不在为母亲奔丧时，还要遵从当地的迷信风俗。这里既有无奈也有自剖。 最有代表性的是彭学明的《娘》，这是一个自我忏悔的文本，其中充满儿子的深刻反省，以及对母亲的深刻自责。首先，《娘》写“我”对娘不好甚至有罪。有一次，从乡下跟我进城住的母亲，见街上的乞丐，想起自己一生的行乞生涯，就将他们领回家吃喝，还让他们洗澡，结果被骗，还被顺手牵羊把“我”的手表拿走了。于是，作品写道：“看着被两个小蟊贼弄得脏兮兮的毛巾、地板，我气得欲哭无泪，搬起板凳就往地板上砸，甚至，还有了把娘一脚赶出家门的罪恶念头。”作者还反思自己对母亲的凶恶：“儿子的凶面孔，儿子的毒语言，儿子的冷暴力，儿子的铁心肠，把娘的自豪与尊严，把娘的希望和寄托，全都击得粉碎。娘在儿子面前，就像一个惊恐的小孩和一只胆怯的老鼠，整天提心吊胆、战战兢兢，实在可怜！”作品还通过对比写对母亲一向的忽略：“世界上那么多好看的地方，我看了，却没带娘看过。世界上那么多好吃的东西，我吃了，却没带娘吃过。世界上那么多好穿的衣服，我穿了，却没带娘穿过。世界上那么多好听的语言，我讲了，却一句都没给娘讲过。我算什么孝子呢？我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呢？”这样的自责和自剖可谓深入骨髓。其次，作者自己虽深爱着母亲，但不懂得也不知道如何表达。于是，作者在思考一个重要问题：“最亲的人，往往是我们最以为可以无所谓的人。”“可悲的是，我那么关爱他人时，却从未关爱过娘，无论在北京开全国人代会还是在外地出差，我从没有想过给娘打一个电话、报一声平安，更没想过打一个电话问问娘的冷热、娘的病痛。有时开完会，我还想着为家乡和百姓办点什么好事，可就没想过给娘办点什么好事。”“我以我博大的爱心，为贫困山区盖起了一栋崭新的教学大楼，为含冤受屈者撑起了一片天空，却以我狭小的心肠，把娘的世界变成了一片废墟。”为此，作者可谓痛心疾首：“为什么我对天下人都好，唯独对娘不好？一个把娘当作敌人的人，是没有资格和脸面谈自己有一颗‘亲民爱民’的菩萨心的；一个成天凶恶地对待娘的人，再善良伟大也是小人。于那些我给予了最大帮助的弱者，我是一头披着狼皮的羊。于一个我无数次打击伤害的娘亲，我是一头披着羊皮的狼。”作者还清醒认识到：“总之，这是我人生一大罪恶。娘的一生，儿女最重，儿女之中，我是全部的重，我却将娘放在了可有可无甚至完全虚无的境地。”在此，作品提出一个重要问题：“人要学会去爱。”尤其要学会爱自己的母亲。这也是为什么，最亲的人最易受到伤害，最爱的人最易被忽略。再次，作品还对“孝顺”进行阐发，希望能改变自己，重获“爱”的真义。作品概括说：“孝顺，孝顺，既要孝，更要顺，顺比孝大，先顺后孝。顺了老人心愿，老人开心快乐了，就是最大的孝。不顺老人心愿，老人不开心快乐，就是最大的不孝。”“我从没替娘想过什么，总是自私地认为娘欠我的，从没认为我欠娘的。”“偌大的宇宙和世界啊，当娘容纳了我和我的一切时，为什么就没有一处可以容纳娘的心？”（19） 常言道：“母子连心。”“知子莫若母。”其实，最能理解母亲的也是子女，尤其是能体恤外在世界和子女给母亲带来的伤害。还有，子女在母亲面前将放下所有的自尊、骄傲甚至狂妄，回归为“人之子”，即使像彭学明《娘》中的“我”，对卑微贫贱的母亲也怀着一份忏悔、感恩和挚爱。管桦曾写过《只跪大地只跪母亲》，表达的就是这种“只有母亲”的情怀。莫言在获诺贝尔奖时，也将所有的成功与荣誉归结于“母亲”，这个像泥土一样卑微的人。阿成在《母亲》中说：“其实，这个世上，夸奖我的，批评我的，并不算少。但我最在意的，的确是母亲的话。”“母亲喜欢花，……我也愿意养花——这是母亲的力量。花养久了，会对生活有完全不同的感受。”（20）可以说，母亲是儿女尤其是当了作家的儿女的神经，是最重要的那根生命线。应该说，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散文与时代发展、社会变动、思想解放息息相关，但从本质的意义上离不开母亲，这个由“我”的母亲、故乡母亲、国家母亲、大地母亲、人类母亲所组成的意象。我们40年的散文紧紧围绕“母亲”这个圆点画圆，既歌咏母亲的无私付出，又批评和反思母亲所受的忽略和伤害，以及母爱的变形，散文家则更多从自身找原因，通过自我解剖进行生命和灵魂的锻造与提升。 三、直达人心和感天动地 在文学的四大门类中，散文最不受重视，人们往往把更多目光集聚在小说、诗歌上。至于价值评估也是如此：由于散文不像小说、诗歌那样多变和富于创新性，所以对于散文的评价较低，甚至将它视为拖了文学的后腿，是根本不值一观的日暮黄昏和走向穷途末路。其实，这是一种观念性错误，是预设了“变数”和“创新”的进化论理念。如站在“常数”与“继承”的角度，尤其是以“变与常”、“创新与继承”的辩证关系来看，散文的价值就会得以凸显。写母爱的散文最有代表性，它虽然也有“变数”和“创新”，但更多的是写人之常情，是涌动于心的地下泉源，是最为自然真实、朴素动人的美好篇章。读每篇关于母爱的散文，既没有写母爱的小说、诗歌的虚构与夸张，也无先锋文学的模仿与做作，而是回归自我、自然、真心、真情，完全呈现出自己的真实面目。 直抵人心和动人心魂是改革开放以来写母爱中国散文的突出特点。以往写母亲的散文也以情动人，如周作人的《先母事略》、胡适的《先母行述》、冰心的《回忆母亲》、老舍的《我的母亲》、萧乾的《我是妈的命根子》等都是如此。不过，那时的情感抒发仍受到传统文化限制，往往比较含蓄，难尽情愫，这与放达恣肆歌颂爱情的散文明显不同。另外，叙述、记事、理性的文体和思维也限制了情感宣泄。如丰子恺的《我的母亲》写得比较理性，整个文章中规中矩、情感比较平稳。作者用母亲“眼睛里发出严肃的光辉”和“口角上表出慈爱的笑容”，在一篇短文中重复竟多达十次，在重复句式中有加强形象塑造的艺术效果，也留下过于理性和刻板的局限。尤其是用“眼睛里发出严肃的光辉”塑造劳动之余正襟危坐于高椅上的母亲形象，一下子将母子之情冲淡了。 然而，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散文则情深意切，母子之爱有的如火山喷发不可遏止，有的像深谷的飞瀑用所有重量撞击大地的胸膛，还有的则似小桥流水、山间云雾般弥漫心田。张洁的《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题目本身就令人心灵颤动。整个作品充满自怨、自责的思念与倾诉，给人一种撕心裂肺的沉痛感。尽管母亲去世时，张洁已50多岁，但从文本看，她仿佛还是个孩子，是一个需要母亲在物质、精神、感情、心灵和灵魂上牵引的童子。因此，那种脐带断开后的情感失落与灵魂出窍，令张洁笔下的母女之爱铺天盖地和经久不散。梅洁以抒情见长，散文尤甚，而在写母亲的《那一脉蓝色的山梁》更是血泪之作。作品写道：“母亲活着时，尽管天涯海角尽管十年八年，女儿归来故乡偎母亲床边总可以再做一番女儿，此后呢？生之匆匆死之匆匆，苦之楚楚累之楚楚，我到何方再觅母亲膝下的这份浓福？谁能再给我这劳顿的心以无边的抚慰？”“含泪望母亲的山梁，山顶的月碎了，凄凉如水。扬一扬手吧，母亲。在你高高的山梁上，扬一扬手……”（21）读这样的文字，会禁不住泪水长流，我们眼前会出现自己的母亲，离别时的千言万语和万语千言，以及再无千叮咛万嘱咐后的不断地“扬一扬手”，在山梁上、火车旁、渡口上，以及睡梦中。洪烛的《背影留给母亲》是写母子情深的，而所有这些则主要通过“别离”来展现。其中，包含了多少母亲的爱意与儿子的思念，像悠悠不尽的滚滚逝水，我们看到作家笔下的情意绵绵。作品中有这样的句子：“母亲简直就是故乡的一部分。我炊烟般袅袅升起的乡愁，最浓郁最无法割舍的一缕是属于母亲的。”“母亲是游子精神上的故乡。而故乡于我，相当于被放大了的母亲的概念。”“而18岁，只是这一次漫长的离别的开始。此后的离别，在重复着母亲的痛苦。作为游子的母亲，她的体验的痛苦，注定是常人的许多倍。”“母亲的音容笑貌是我流浪生涯中最隐晦最柔韧的寄托。母亲无论居住在哪里，哪里都是我的故乡。游子的心室供奉着一枚隐形的磁针。”作者还写道：“写这行字时，我的手在颤抖，我的心在颤抖。”文末，作品进一步写母子的难分难舍：“阳台上的母亲，你别再流泪了。千里之外的母亲，你别再衰老了。请你一定站在原地，别动，等我回来。千万别动啊。”（22）如此的真情、浓情、深情在别的文体中较难看到，恐怕只有在写母爱的散文中方能尽显光彩。余秋雨的《为妈妈致悼词》表面非常理性，还充满某些轻松，但却内含深情。文末说：“妈妈，这是我们的山路，我们的山谷。现在，野兽已经找不到了，山顶上的凉亭早就塌了，乞丐的家也不见了。剩下的，还是那样的山风，那样的月亮，那样的花树。妈妈，我真舍不得把您送走，但是，更舍不得继续把您留在世间。昨天晚上，我又找出了您年轻时风姿绰约的照片。九十一年的艰难世间，越想越叫人心疼。那就到山里去休息吧，妈妈。谢谢大家，陪我和妈妈说了这么多话。”（23）谢望新的《珍藏起一个名字：母亲》写一个关系错综复杂的家庭，母亲经过多次婚姻，而年轻时就将年幼的儿女送给他人，第三任丈夫还有个重病前妻，于是他们复杂地生活在一起，而“我”则被外婆与舅舅收养。后来，“我”与亲生妈妈和姐姐相认，并疏通长久以来被误解的亲情。最重要的是，“我”不仅能理解母亲，还与母亲第三任丈夫的病妻相识和相谐和。整个作品是由“我”营造了一个克服人生、人性隔膜，进入彼此和解的友爱情境，其叙述方式也是圆融智慧的。这是一个经过苦难后实现的精神超越，其真情友爱如水般自由流淌。贾平凹的《我不是个好儿子》结尾充满辛酸：年迈的母亲到医院看“我”这个患重病的儿子，“把母亲送出医院，看着她上车要回去了，我还是掏出身上仅有的钱给她，我说，钱是不能代替了孝顺的，但我至今只能这样啊！母亲懂得了我的心，她把钱收了，紧紧握在手里，再一次整整我的衣领，摸摸我的脸，说我的胡子长了，用热毛巾捂捂，好好刮刮，才上了车”。（24）这是人世间最动人的母子之情，儿子再老也是母亲的孩子。季羡林曾表示：散文的精髓在于“真情”二字，即使是叙事文，也必有一点抒情的意味。（25）以此观之，写母亲和母爱的散文有真情、浓情和深情自不待言，这是别的文体难以比拟的。 为表达母子情深，改革开放以来的散文往往多用借喻，以物化的方式，用诗的情怀进行表达。而这些物化对象往往具体可感、形象生动，情感表达则或奔放激扬或含蓄内在，诗意也像光之闪烁、花之幽香。如张炜的《人生麦茬地》是写母亲的，也是写大地母亲的，但它用“麦茬”这一物象，既写了母亲的艰辛、执著，又写了她的牺牲奉献，还写了其孤独寂寞与希望梦想。这是一首关于母亲大地的生命之歌，是用血泪、汗水、光影和梦幻交织的一个母子爱恋图，其间我们甚至能听到母亲大地的心跳和呼吸。牛汉的《绵绵土》和鲍尔吉·原野的《针》都是写母亲的，写子女对母亲的深厚情感与感恩之情。一个以绵绵土为背景，展示母爱的博大仁慈；一个以针为隐喻，写母亲将辛苦、慈爱、思念缝进被子和衣服，后面跟着长长的线。在此，“绵绵土”和“针”成为母亲大地的隐喻，也成为儿女永远的牵挂。《针》中有这样的描写：“针在家里是最小的什物，因此母亲藏针的时候最为仔细，不是珍贵，而在它太容易丢失了。这一枚光滑尖锐的利器，并无兵刃的悍意。它在刀剪的家族里，也是一个女人，身后总带着牵挂。那些绵绵的白线，被它缝在被子，包括膝盖的补丁上，像一串洁白的、小小的足印。在家的王国里，针线与棉花布匹生活在一起，一起述说关于夜、体温和火炕的话语。这些话语被水洗过，被阳光晒过。阳光和水的语言被远行的孩子带到了异乡。”（26）这是一种智慧的母爱叙事，它像画家给画作打上光，也像玉石和木器被把玩后的光彩照人，没有深厚的内功和纯朴的心，很难达到这样的境界。换言之，写母爱的散文仿佛是母亲和子女的互照：在母亲的镜像中可看到子女的影子，在子女的写作中映出母亲的光辉。而在这样的双向互动中，更显示了摇曳生姿的感动，一如李白笔下营造的“三影共徘徊”意境。 对比、排比、呼唤、感叹等修辞，成为改革开放以来写母爱的中国散文的另一显著特点。许多作品喜欢用“母亲”与“子女”互相对比和映照的方式进行表达，以增加情感的张力效果和强大的爆发力。如史铁生的《我与地坛》、洪烛的《背影留给母亲》、张炜的《人生麦茬地》、贾平凹的《我不是个好儿子》、莫言的《一个讲故事的人》、肖凤的《小久寻母记》、张洁的《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李小树的《疯娘》等都是如此。这样的互相映照有时是顺势的，更多的则是逆势的，但都起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如叶倾城的《母爱，不能承受之轻》中的母子冲突，就是缘于双方的不理解甚至是误解：父亲得了绝症，医疗费需要巨款。为了让母亲安心，也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儿子谎称费用可以报销，于是他投入了为药费奔波的艰辛之中；然而，母亲见儿子不陪护爸爸，甚至在父亲弥留之际都不在身边，于是不认这个儿子，并再也没有原谅过他。这种对比所形成的巨大反差和强大张力，使母子间形成沟壑般的隔阂，但也增进了儿子深沉的爱。作品写道：“母亲再也没有原谅过他。而他，宁愿母亲恨他薄情寡义，怨他不够尽心尽力，他不介意母亲恨他十恶不赦，只要这样母亲能宣泄老来丧夫的悲苦。他明白，罪，也是责任的一种，必须终生背负。”（27）肖凤的《小久寻母记》通过一冷一热的母子之情，让我们感到了情感的强大张力：母亲自小抛弃女儿后再无音信，直到女儿50多了，她才苦尽甘来、如愿以偿找到母亲。然而，这种苦苦的思母之情，却在相见母亲的平淡中被消解了。留下的是关于母女之爱的强大反差。梅洁的《那一脉蓝色的山梁》是一个呼唤母爱的作品，那一声声、一句句、一字字的啼血的呼声，透过遥远的时空，迈过高高的山梁，进入故乡和母爱的回音壁中。作品写“我”从外地奔丧回家，母亲已经逝去，看着棺木中的母亲，这样喊道：“起来呀，我的母亲！这粗糙的、狭小的鬼地方何以能容你的宽厚、你的豪爽、你生生不息的劳苦？我母亲宏大的、无边的、细致的感情原本在滚滚流淌，何以凄凉的寂寞的被堵截在这里？坐起来！坐起来！！坐起来！！！我的母亲！你说过了4月5月你到北方去。你起来，我们走。去北方，不去那鬼地方……”（28）在梅洁笔下，有设问、反问、感叹、排比、复迭、省略，有的地方连续用三个叹号，可谓一咏三叹、千呼万唤，读之令人断肠。这既反映了作者的情真意切，也反映了一腔热血从心中迸发而出，还包含了母女情深的难以言喻。这是感天动地的灵魂叙事，这是一般散文或诗歌、小说不能望其项背的。 还有的散文在写母爱时，手法和风格有所探索。这些作品受到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影响，有跳跃感，有对人生的虚无感，也有某些关于知“不知”的探求。如熊育群的《生命打工的窗口》，以近乎恍惚的眼神、灵魂丢失的情态、天问般的对答、肯定与否定的迟疑、生死界限的泯灭、得与失的追问、真与假的怀疑、明与暗的闪烁，来写母亲之死。从中可见超现实主义和印象主义的复杂斑影，这是一种具有复调叙事的散文风格。 总之，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散文母爱叙事既有继承又有创新发展，这对于中国当代文学是一个不可忽略的重要贡献。看不到创新发展就会简单忽略这些散文的新意和价值，不重视继承就会失去历史感、文化意蕴、民族情怀和人性深度。从历史的长河中打捞母爱散文的金质，这既包括立足于创新性又离不开千古流传下来的文化基因和密码。像生了锈的农具，只要我们的目光清新、观念鲜活，即使是那些表面看来没多少创新的母爱作品，依然能擦出生命的亮色与艺术的火星。问题的关键是，我们不能只用新和旧、创新与保守等二元论进行研究，从而得出传统散文没多少价值的可怕结论。当然，由于书写母爱时容易造成情感失控，也容易进入一种无限拔高的误区，还容易失去必要的距离感，从而导致散文精品和经典作品并不多见。这一情况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散文中也同样存在。这是需要加以注意和进一步进行研讨的。 注释： （1）肖复兴：《母亲》，《梦幻中的蓝色》，第329页，上海，文汇出版社，2001。 （2）王富仁：《〈芭蕉花〉序》，邓九平、于海鹰编：《芭蕉花——忆母亲》，第3页，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0。 （3）冰心：《三寄小读者》，第36、38页，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1981。 （4）刘慧英编：《林语堂自传》，第272页，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 （5）邓九平、于海鹰编：《芭蕉花——忆母亲》，第327页，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0。 （6）张国龙主编：《真情感动中国的36篇至情散文》，第91-92页，天津，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7）兆一、葛正夫编：《我爸我妈》，第434页，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 （8）林非主编：《中国现当代散文三百篇》第3卷，第1102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9）兆一、葛正夫编：《我爸我妈》，第453、455-456页，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 （10）肖复兴：《母亲》，《梦幻中的蓝色》，第338、348页，上海，文汇出版社，2001。 （11）张国龙主编：《真情感动中国的36篇至情散文》，第102、104页，天津，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12）兆一、葛正夫编：《我爸我妈》，第332-333页，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 （13）林非主编：《中国现当代散文三百篇》第1卷，第35-40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14）席星荃：《生命深处的痛楚》，《散文·海外版》2008年第1期。 （15）邓九平、于海鹰编：《芭蕉花——忆母亲》，第184-185页，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0。 （16）季羡林：《赋得永久的悔》，《光明日报》1994年3月26日。 （17）史铁生：《好运设计》，第99-100页，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5。 （18）兆一、葛正夫编：《我爸我妈》，第296页，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 （19）彭学明：《娘》，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18。本文引文均出于此。 （20）兆一、葛正夫编：《我爸我妈》，第495页，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 （21）梅洁：《并非永生的渴望——梅洁散文选》，第63、64页，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7。 （22）兆一、葛正夫编：《我爸我妈》，第497-502页，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 （23）余秋雨：《为妈妈致悼词》，《美文》2013年第2期。 （24）贾平凹：《风里唢呐》，第110页，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9。 （25）季羡林：《漫谈散文》，《三真之境》，第3页，深圳，海天出版社，2001。 （26）鲍尔吉·原野：《掌心化雪》，第101页，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 （27）张国龙主编：《真情感动中国的36篇至情散文》，第104页，天津，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28）梅洁：《并非永生的渴望——梅洁散文选》，第60页，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7。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