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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文艺家：傅修延，1951 年生，江西铅山人。文学博士，江西师范大学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 江西师大叙事学研究中心（江西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首席专家。现为国家社科基金会议评审专家，中国中外文学理论学会叙事学分会会长。长期从事比较文学、叙事学与赣鄱文化等领域的学术研究。专 著《济慈诗歌与诗论的现代价值》入选 2013 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论文《元叙事与太阳神话》获教育部“第六届高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论文《为什么麦克卢汉说中国人是“听觉人”——中国文化的听觉传统及其对叙事的影响》入选《〈文学评论〉六十年纪念文选》，论文“TheAnte-narrative On Bronze Wares and the Chinese Narrative Tradition”为国际比较文学领域权威期刊Neohelicon所刊载。四次获得江西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三次主持完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目前正主持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西叙事传统比较研究”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听觉叙事研究”。所主讲的“赣鄱文化的生态智慧”课程 2014 年被批准为“中国大学视频公开课”。三次主持完成江西省 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重大招标项目（其中“关于建议申报鄱阳湖生态经济试验区的研究报告”为江西省政府采纳，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 2009 年经国务院批准上升为国家战略）。  一、西方叙事学的熏陶 萧惠荣（江西师范大学叙事学研究中心副主任，文学博士，讲师，以下简称萧）：傅老师，您做叙事学有30 年了吧？当初您怎么会选择这个研究对象呢？ 傅修延（以下简称傅）：上世纪 80 年代我在多伦多大学访学，多大比较文学中心的卢波米尔·多罗泽尔（又译道勒齐尔）教授不但在讲课时经常提到“Narratology”（叙事学）这个词，他还把引人入胜的“可能的世界”理论介绍给我们，因此他的课堂上总是充满了对叙事中诸多可能的热烈讨论。多罗泽尔已于前两年去世，他可能是最后一位离开人世的布拉格学派成员，他身上反映了斯拉夫文论与北美文论之间的联系。前不久在上海遇到“叙事学界的常青树”——杰拉尔·普林斯，他告诉我多罗泽尔去世前获得了自己研究领域的终身成就奖。 萧：您开始做叙事学研究时感觉还好吗？ 傅：不好。那时国内许多人不知叙事学为何物，我回国后听到过不少讥诮之声，许多人把它当成异端。好在世纪轮替之后，通过北京大学申丹教授等人的努力，经典叙事学向后经典叙事学的转变被介绍到中国，“叙事学”在国人心目中逐渐变得与“叙事研究”同义，这门学问才逐渐为人接受。 萧：叙事学现在可是热得发烫呢。我查过知网上的数据，从 2009 年 3 月 4 日至 2019 年 3 月 4 日，篇名中包含“叙事”一词的学术论文有 35254 篇，年均量为 3525.4 篇；篇名中包含“叙述”一词的学术论文有 18918 篇，年均量为 1891.8 篇。这还不包括在国外相关刊物上发表的论文。从国外发文情况来看，从事叙事学研究的中青年学者尤为勤奋。此外，与叙事学相关的学位论文每年成批涌现。虽然数量不代表质量，但至少说明叙事学领域的同人一直在努力。 傅：对我们这些做叙事研究的人来说，叙事学热固然是件好事，但我也发现目前存在一种不大好的倾向，这就是许多研究仍旧停留于对西方叙事学的学习和模仿，我对这种重复性“研究” 的学术价值抱有怀疑。 萧：我有同感。2007 年以来跟着您参加过中外文论学会叙事学分会主办的五次叙事学国际会议，西方所有的知名叙事学家几乎都在会上亮过相。我发现这几次会议有一个共同点，这就是我们在西方人面前表现得特别虚心好学——可能是由于我们对自己的叙事传统研究不够，大多数中国学者在会上扮演的还是聆听者角色。 二、从西方叙事学到中国叙事学 傅：不过西方叙事学也需要反躬自省，他们当中懂汉语的极少，许多人不了解也不想了解中国叙事，这就导致他们的理论基础主要植根于西方的叙事实践。长此以往，这门学科在他们那里势必沦落为缺乏普适性的西方叙事学，这恰恰违背了他们一贯追求的普世价值。 萧：所以您的研究会脱出西方叙事学的轨道，向中国叙事学倾斜，对吗？我记得您最早的叙事学论文和《讲故事的奥秘》那本书，里面举的例子大多出自我们自己的叙事作品，看来那时您就在思考中国人自己的讲故事传统。 傅：上世纪 80 年代末我回国后，看到一向钦佩的陈良运教授正兴致勃勃地做着中国诗学研究，受其鼓舞我也想把中国叙事学提上议事日程。那时我还未料到西方叙事学会出现“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局面，只是凭直觉感到不应在叙事学与结构主义之间画等号；与此同时，我们中国人应该研究自己的叙事传统。 萧：您最近出版的《中国叙事学》是否说明您在接近这一目标？ 傅：离这个目标还远着呢。浦安迪的《中国叙事学》和杨义的《中国叙事学》，还有董乃斌对中国文学叙事传统的一系列研究，属于这方面的先行者；我的新著以“中国叙事学”为名，表明我是尾随其后，一路紧跟。 萧：您的意思是您的研究只是“紧跟”？ 傅：哈哈，长跑中“紧跟”也是一种策略。我是搞方法论“起家”的，我的第一本书是 1986 年的《文学批评方法论基础》（与夏汉宁合作），记得那年的《文学评论》还发表了对这本书的书评。从方法上说，中国叙事学的创新之途有五条：一是调查范围的扩大，二是考察时段的提前，三是研究范式的转换，四是既有观念的“裂变”，五是“地方性知识”的介入。 萧：但是我注意到您的兴趣转移到了听觉叙事， 2013 年您的“听觉叙事研究”不是立项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吗？ 傅：这个项目体现的恰恰是我主张的“ 研究范式的转换”。转换到听觉叙事这种研究范式，为的是从感官倚重角度深入阐释中国叙事传统的根本特点。麦克卢汉说过“媒介即信息”，意思是感知媒介或途径对信息接受有决定性的影响，也就是说通过什么去感知，最终决定感知到什么。我发现相对于西方的“视觉优先”和“以视为知”，古代中国在很长时间内一直保持着听觉社会的诸 多特征。也就是说我们的古人一方面也重视“看”，但更多用“听”来统摄甚至指代包括视觉在内的各种感知。 萧：有道理。我读博士是在北京，老北京过去就说“听戏”而不说“看戏”。但是这些和叙事有关系吗？ 傅：人类主要通过叙事来传递自己对外部世界的感知，不管学者怎样界定叙事的内涵，故事的讲述方式总是会受到感知媒介与途径的影响。视觉固然是人类最重要的感知方式，但中国传统文化对听觉情有独钟。“听”在汉语中往往指包括各种感觉在内的全身心反应，“闻声知情”更被认为是一种圣贤境界的认知能力。西方拼音文字靠连续性的线性序列将字母组成词句，这种偏向视觉的组织方式深刻影响了人们的社会和心理结构，以致亚里士多德把连续性的线性序列视作天经地义；而汉字却是一个个自成一体的灵动方块，单个汉字与汉字词语具备的表意自足性，使得表述者无须特别顾及表意单元之间的连续性与黏合度，这当然会使古代叙事中出现大量不相连续的间隔。西方人用“一以贯之”来强调连续性，我们的古人却觉得无间隔的连续叙事会让人觉得“累赘”，所以“必叙别事以间之”，这就是“横云断山”“横桥锁溪”之类手法的由来——用“横云” 来隔断逶迤绵延的山岭，用“横桥”来锁住奔腾不息的溪水，山岭与溪水才会显得更加“错综尽变” 和气象万千啊。 萧：那么您的“中西叙事传统比较”就是为了寻找中西文化之间的不同吗？ 傅：并非完全如此。我是把西方叙事传统当作中国叙事传统的参照系统来研究，也就是说以中国传统为主线，西方传统则是以副线和参照对象的形式存在。这种“以西映中”的主副线交织，对国人来说或许会比不具立场的平行比较更具现实意义，因为比较中西双方的叙事传统，根本目的还是为了深化对自己一方的认识——研究者都不是生活在真空之中，不存在什么立场超然的比较研究。事实上，孤立地研究自己不可能走得太远，只有把自己与他人放在一起，客观地比较彼此的长短、多寡与有无，才能发现自己的盲区，更深入地理解自己“从何而来”以及“因何如此”。 萧：我记得您讲课时引述过人类学的观点：孤立地研究一个民族的神话没有意义，因为对一个民族的神话即便知道得再多，也不见得能把握住神话讲述者的真正意图，只有将多个民族的神话相互参照，才能见出神话后面的意义与规律。 傅：对啊。古埃及象形文长期未被破译，载有三种文字对照（古希腊文、古埃及象形文与埃及草书）的罗塞塔碑出土之后，学者们通过反复比对，终于发现了理解这种文字的重要线索。同样的道理，要想真正懂得中华民族的叙事传统，不能只做自己一方的研究，还需要将其与域外的叙事传统相互映发。 三、认识中国叙事传统的大智慧 萧：那么这种比较带给您哪些收获呢？ 傅：有一些小小的发现。西方人传统的海洋、游牧和狩猎活动，使其习惯于在大海、草原和大漠之间穿行，因此他们的文学从古到今都在讲述路上的故事。今年刚获奥斯卡奖的电影《绿皮书》仍然遵循着流浪汉叙事的套路。希腊神话中寻找金羊毛的传说以及荷马史诗对远征与还乡故事的讲述，打开了流浪汉叙事的闸门，从这道闸门中涌出的既有中世纪外出游侠的骑士传奇，也有无名氏的《小癞子》，还有《鲁滨孙漂流记》《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在路上》等现代小说。这些作品虽然创作于不同时期，但故事主人公全都在风尘仆仆地四处奔走，如今方兴未艾的太空遨游小说和电影也在这个序列之中。相比之下，农耕生活导致国人更为留恋身边的土地家园，恋土情结已成为中国文化最为突出的标志——费孝通的《乡土中国》英文名为“Earthbound China”（此名得之于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直译出来就是“ 绑在土地上的中国”。旧时的国人不仅被 “绑在土地上”，而且被绑在熟人当中，“父母在，不远游”成了留恋家园者最好的道德挡箭牌。在安土重迁意识的影响下，离乡背井的出游成了有违家族伦理的负面行为，远征与冒险之类的故事自然也就没有多少讲述价值。当然我们也有《西游记》与《镜花缘》这样的作品，但它们提供的恰恰是反证——唐僧师徒名义上出国到了西天，沿途的风土人情却与中华故土大同小异，唐敖和多九公实际上也未真正出境，他们所看到的奇形怪状之人基本上还是《山海经》中异域想象的延续。这些都说明书写路上的风景不是我们前人的强项。 萧：哈哈，您说的“绑在土地上”，让我想起新近热映的电影《流浪地球》，我们中国人外出“流浪”甚至要带上自己的地球家园，这倒是对您观点的一大支持。不过照您这么说，我们的叙事传统岂不是不如人家？ 傅：非也，我们过去较少讲述涉及远方、远征与冒险的故事，表面看来似乎说明国人缺乏勇气与冒险精神，然而这是前人顺应时势，以不变应万变的一种大智慧。中国能够一步一步地发展到今天这个规模，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的祖先选择了稳扎稳打的渐进式发展模式。 萧：您的意思是叙事传统与民族命运有深刻的内在关联？ 傅：正是。你看看西方历史，不管是罗马帝国还是后来的拿破仑帝国、大英帝国和希特勒的第三帝国，都有过从急速扩张到分崩离析的经历。与此形成鲜明对照，中华民族作为一个群体，其发展历程虽然也是人数越聚越多，圈子越划越大，但这个圈子并没有像其他圈子那样因为不断扩大而崩裂，这与我们祖先采取的稳健发展模式有关，而叙事传统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又是非常重要的。人类祖先通过讲故事建立起来的相互信赖与合作，使其从各种竞争中脱颖而出，成为“万物的灵长”。要解释中华文明何以如鲁灵光殿般历千年而不毁，中华民族这个超级庞大的群体何以能维系至今而不分崩离析，也不妨向我们的叙事传统中去寻找答案。 四、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叙事 萧：您让我想起了梁启超说过的话：“立于五洲中之最大洲，而为其洲中之最大国者，谁乎？我中华也。人口居全地球三分之一者，谁乎？我中华也。四千余年之历史未尝一中断者，谁乎？我中华也。” 傅：生命的内在冲动在于存续与繁衍，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生命，都在这两点上与同类及其他物种竞争。若以存续与繁衍论英雄，地球上最大的赢家当然是四大文明古国中硕果仅存的中国。但我们不应沾沾自喜，放眼未来发展，我们还要看到形成于农耕时代的中国叙事传统亟待改变。 萧：在您看来，叙事传统亟待变革的理由主要有哪些呢？ 傅：我归纳了三点。一是不变革不利于国民现代素质的养成。全球化已是当前世界的大势所趋，现代人不但要继续和身边的熟人打交道，还得进一步学会用各种手段与越来越多的“远方的陌生人”打交道，这样我们的社会才可能从“熟人社会”过渡到“陌生人社会”。梁启超认为叙事的变革可以带来人心与人格的变革：“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梁启超此说并非耸人听闻，当年法国的启蒙学者就以小说为传播新思想的工具，伏尔泰、卢梭、狄德罗等人都是讲故事的高手。二是不变革不利于中国文化“走出去”。文化使者是文化“走出去”的重要桥梁，西方文化从一开始就在歌颂寻找金羊毛和远征特洛亚的勇士，人们对异国他乡的看法是既充满危险又值得憧憬，利玛窦来中国后甚至向天主发誓永不还乡。相比之下，我们的叙事传统中虽然也有张骞、班超和玄奘这样的人物，但古人总的来说还是视异域为畏途。钱锺书将这种心理追溯到屈原：“盖屈子心中，‘故都’之外，虽有世界，非其世界。” 三是不变革不利于叙事和文学自身。中国为史官文化先行的叙事大国，记录事件和讲述故事本是我们的强项，但由于人们对国门之外的事情知之不多又兴趣不大，许多发生在外面的中国故事未能得到应有的讲述。我们应尽力弥补这种遗珠之憾。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在世界各地得到更多响应，还会有更多精彩的中国故事在外面发生，我们不能再把讲述的机会让给他人。司马迁说“（天运）三十岁一小变，百年中变，五百载大变”，如果把他所说的“天运”理解为形势，那么当前中国遭遇的“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便是特大之变，讲好这一变局中的中国故事乃是当代故事讲述人义不容辞的使命。 五、讲好江西故事 萧：您刚刚说到，您的叙事学研究是从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的，我发现，恰恰在那一时期，您也开始研究江西本土的文化，作为《赣文化：从大京九走向二十一世纪》与《江西文化》两本书的主编，以及《赣文化论稿——留住我们的集体记忆》与《生态江西读本》两部专著的作者，是哪些因素触发了您对本土文化的兴趣？您的学术方向是否受到了地方文化的影响？ 傅：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江西人，我认为传播地方文化是我的职责所在，亦是兴趣使然。我父母都是铅山人，但我是在南昌的街巷中长大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南昌有个非常著名的说书人叫筱贵林，小时候我们经常去听他讲故事。他手中折扇的啪嗒声、原汁原味的南昌话、生动幽默的地方故事，在我的脑海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时至今日，我和老友们还能共同回忆起他讲过的一些故事。现在想来，它不仅完成了我对地方文化的启蒙，冥冥之中，似乎也决定了我以后要走的学术之路——那就是聚焦故事的讲述方式。江西的民间故事种类繁多，各具地方特色，从叙事学的角度来说，有些故事确实值得我们深入探究。比如南昌的洗马池原名浴仙池，浴仙池传说其实是起源于赣鄱大地并在世界上广泛流传的羽衣仙女故事：美丽的仙女飞临清池解羽沐浴，男子窃得羽衣后与其结婚生子，仙女要回羽衣后飞返天界，伤心的家人踏上了寻亲的旅程……这个故事中的“解羽”“窥浴”和“窃衣”等事件具有强烈的戏剧性，“寻亲”一节转喜为悲，既引人同情又包含了许多可能性，因而很能撩发人们的兴趣与想象。从发生时间上说，羽衣仙女故事被记录下来的时间很早，它的开放性结尾后来又被移植到了牛郎织女故事。从空间分布来说，羽衣仙女故事不仅在我国汉、藏、苗、傣等民族中大量流行，在欧、亚、非三大洲也有广泛分布，前不久我还在巴厘岛博物馆发现了一幅描绘这个故事的当地图画，我拍摄的照片被专家当作该故事传播到印尼的重要证据。 萧：好像您还是这个故事的非遗传人？ 傅：是的。由于我做过相关研究，南昌市西湖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以我为传承人申报的“浴仙池传说”，已于 2013 年列入第四批江西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我还指导我的日本籍学生上田五月撰写了比较中日羽衣仙女传说的博士学位论文。日本学者原先以为这个传说起源于他们那里，后来在事实面前不得不承认江西是这个美丽传说的故乡。 萧：与其他地域文化相比，在您看来，赣鄱文化最大的特点在哪里？ 傅：我认为是生态智慧。江西山清水秀，森林覆盖率常年稳居全国前列，这与保护自然资源的赣鄱文化传统密不可分，没有这种地方上的传统和体现在这种传统中的生态智慧，就不会有江西今天之“绿”。江西的山为什么特别“青”，江西的水为什么特别“绿”，与我们江西人从古到今，一贯重视植树造林、保护生态、涵养水源有关。具体而言，这种传统包括回归大地、敬畏自然、顺应环境、保育生态、节约资源与务实发展等生态思想。我曾经主讲过一门课程，名字就叫 “赣鄱文化的生态智慧”，2014 年被选入中国大学视频公开课。我在解读赣鄱文化中的生态传统时，曾以陶渊明的诗文及其生活方式为例。让人遗憾的是，一说到生态思想或生态智慧，人们会下意识地想到倡导“回到自然”的卢梭、“自然的歌者” 华兹华斯，以及以《瓦尔登湖》闻名于世的梭罗，这些西方人的思想和作品在当今世界有很大影响，但与陶渊明相比，这些人都是晚辈的晚辈。在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陶渊明用自己的诗文，用自己的人生实践，做出了超越他所属的那个时代的探索。他的成就在当时并没有获得承认，到了隋唐及宋代以后才开始被人赏识，这就像是一壶陈年老酒，越到后来越是散发出醉人的芬芳。陶渊明塑造的桃花源形象，提高了大自然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他的回归大地怀抱的思想，以大自然为母体和庇护所的生态智慧，对中华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同时也为赣鄱文化定下了绿色的基本色调。 萧：听完您刚刚的讲述，我才明白为什么您在社科院工作时会提出“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这个概念。但我也常常听到这样的论调，认为江西没有自己的文化，或者江西文化没有自己的特色。针对这种现象，作为一个江西人，我们应该如何在文化上建立自信？ 傅：持有这种论调的江西人，说明他们对江西文化存在隔膜。江西文化资源非常丰富，优势极为明显，在我看来，江西具有“红”“绿”“古” 三色俱全的文化资源优势，要想建立文化自信，就要讲好这三大块的故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反抗第一枪在南昌打响，第一面工农革命军军旗在修水升起，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在井冈山创建，第一个人民民主政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瑞金诞生，中国第一个产业工人支部、工人党校、儿童团在安源成立，第一所红色大学苏维埃大学在中央苏区瑞金创办，这些历史事实都需要我们去广泛传播。江西给外人的第一印象是“红”，江西的“绿”却是赣鄱文化的底色。最近这些年，很多人到井冈山瞻仰革命圣地，接受红色革命传统教育，同时也被井冈山的绿色之美所吸引。2007 年为纪念井冈山革命斗争 80 周年，《光明日报》发表了我写的《井冈山赋》。在这篇赋文中，我用了将近一半篇幅歌颂井冈山的绿色生态。“绿色江西”之所以能享有与“红色江西”并称的美誉，与赣鄱文化中与大自然友好相处的传统大有关系。 建立文化自信，前提是了解自己的文化。由于资源环境的丰富和人民的勤劳智慧，赣鄱大地为世人奉献出了一片摇曳多姿的文化景观。鄱阳湖流域古城名镇星罗棋布，书院寺庙道观和楼台亭阁不计其数，前人在这里创造出令人惊叹的稻作文化、陶瓷文化、青铜文化、纺织文化、宗教文化、茶文化、戏曲文化和候鸟文化，形成了与 “金木水火土”等资源相对应的若干产业集聚中心，这就是王勃在《滕王阁序》中所说的“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可以这么说，在工业化时代到来之前，前辈赣人将地方上的各种物质资源利用到了极致，为江西赢得了“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这一脍炙人口的地域文化美誉。江西文化虽然主要是内陆性质的区域文化，但对中国和世界的发展仍发生过积极影响。值得一提的是，鄱阳湖边的江西省城南昌，还是中西文化最早碰撞并溅击出明亮火花的地方。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在明代末年的南昌生活了整整三年，此前他在其他地方屡屡碰壁，唯独在这里第一次做到了与中国的文化人真正交往──赣鄱文化独具的海纳百川精神，使得利玛窦能够在此顺利地传扬西方科技文化。 萧：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有您的一份贡献，许多学者都只关在象牙塔内做文章，您却常常将自己的地域振兴意识付诸行动，为什么您会这样做呢？ 傅：我一贯主张学问要和事功结合，象牙塔内没有真正的生活，读书人不能脱离脚下的大地，有机会报效桑梓时应抓住时机有所作为。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说：“存活下来的物种，不是那些最强壮的种群，也不是那些智力最高的种群，而是那些对变化做出最积极反应的物种。”“对变化做出最积极反应”这一表述，我以为最能够体现赣鄱文化的精粹，因为其顽强的生命力正是来自对大自然的顺应与抗争——桀骜不驯的鄱阳湖水体在历史上既带来巨大苦难，同时也赋予江西人特殊的生态敏感，使其对大自然怀有一种铭心刻骨的敬畏之情。只有看到人与大自然的关系是贯穿赣鄱文化的一条主线，我们才能把握住自己所属文化的本质。有些年轻人不大理解我的乡土关怀，我认为做学问需要接地气，躲在书斋中读几本书成不了气候，应该把思考与自己安身立命的地域文化连接起来。 对许逊传说、陶潜诗文、浴仙池故事和古代生态叙事的研究，加上早年在鄱阳湖畔当知青的经历，使我对赣鄱大地上的生态文明建设有一种天然的关注。2008 年一次专家座谈会上，我作为省社科院院长向省委提议江西省应向国务院申请建设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时任主要领导当场表示认可。我主持的“关于建议申报环鄱阳湖生态经济试验区的研究报告”随后为省政府采纳，第二年国务院正式批准了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规划。这是江西省有史以来第一个上升到国家层面的地区发展战略。最近几年江西又被陆续冠以“国家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和“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 等名号，这些都是朝着建设生态文明这个大方向前进的。作为这一历史进程的见证人与参与者，我感到十分自豪。 萧：您在师大工作时好像也特别关注生态？ 傅：对，在师大工作的最后几年，我也启动了不少生态项目来为新老校区锦上添花，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健康小道。小道落成典礼上，5000名学生面朝校内背对护校河，手拉手围成一个大圈，用这种方式将 3000 亩瑶湖校区“拥抱”在怀里，那场面真是蔚为壮观。小道落成以来，校工会和各个学院经常组织环绕校区一周的健步走活动，我在小道上散步时不时看到有年轻师生大步流星地从身旁跑过，每次这样的徜徉都令我心旷神怡。随着校区花草树木的生生不已，师大人对自己家园的情感也在不断加深，如今越来越多的人爱上了那里的红花绿叶和大树草坪，几乎每天都有人在朋友圈中晒校园美照。饭前课后走一走健康小道，踩一踩齐脚窝深的萋萋芳草，喂一喂鹿苑里调皮可爱的梅花鹿，吸一吸沁人心脾的瑶湖空气，看一看鹅湖湾上缓缓转动的水车，闻一闻校园里无处不在的花草清香，听一听静湖里水禽伴侣的相互呼唤，这会带来怎样的身心愉悦，给工作学习带来多少灵感！ 萧：您的意思是生态环境也能育人？ 傅：是的，营造优美的校园环境，乃是大学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世界上凡是有年头的高等学府，都有花木葱茏的庭院、花园与草地，这些景观既具赏心悦目的美学功能，更有为教学科研服务的潜移默化作用。大学既以研究高深学问为目的，理应为师生提供幽雅清静的思考场所，让他们在这里晤对自然，放飞想象，探讨宇宙、永恒与人生的基本规律，以“穷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我在加拿大和英国都做过访问学者，看过不少历史名校，有的学校在方庭回廊间布置睡莲喷泉和佳树珍禽，环境优美得可用人间仙境来形容，无怪乎这样的地方会出国际一流的大学者。我相信假以时日，那些今天在健康小道上疾行的中青年教师中也会有人成大气候。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