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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广松:虚构的真与幻——从“假施设”的角度来看

http://www.newdu.com 2019-04-11 《青年作家》 汪广松 参加讨论

    
    苏轼在流放黄州期间,写下了《前后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等脍炙人口的作品,已成为一个民族共同的文化记忆。可是,根据历史文献和出土文物,苏轼笔下的“赤壁”并非真正的古战场,三国赤壁在湖北蒲圻(现更名为赤壁市),不在黄州。
    这里就有两个“赤壁”了。有人把蒲圻赤壁称为“武赤壁”,黄州赤壁称为“文赤壁”或“东坡赤壁”,前者是事实,后者属于文学的虚构。在这里,事实与虚构平等。我们不能根据诗赋来否定历史,也不能以事实来否定文学作品的价值,尤其是苏轼的赤壁诗赋,“文武赤壁”正是这种观念的体现。
    亚里士多德在《诗学》里说:“史诗和悲剧、喜剧和酒神颂以及大部分双管萧乐和竖琴乐——这一切实际上是摹仿。” 罗念生对此有注释:“亚里士多德并不是认为史诗、悲剧、喜剧等都是摹仿,而是认为它们的创作过程是摹仿。”
    为什么要把作品本身和创作过程分开来,从而突出过程的摹仿性?按罗念生的注释,史诗不是摹仿,创作史诗的过程才是摹仿。既然是摹仿,那就只能“似真”,并不是真。强调过程的摹仿性,是把文学作品作为一种显现,它们与事实平等,不能因为是摹仿出来的就否定它们的“真”,即“显现”为真。如果要否定,不能否定显现,只能否定其创作过程。
    据龚自珍《武进庄公神道碑铭》 记载,晚清经今文学家庄存与曾力排众议,反对废伪《古文尚书》,因为《古文尚书》虽伪,但仍然有“真言”,譬如《大禹谟》中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诸语,是理学根基,可以用之治天下,不能否定。这个道理和罗念生对“摹仿”进行区分是一致的,承认虚构出来的也是“真言”。不过庄存与有些偏激,他曾轻蔑地认为,“辨古籍真伪,为术浅且近者也。” 忽视或轻视真伪之辨、罔顾事实当然也不对,故庄存与难免“不留心学问”之斥。
    不管文学作品是对现实世界的再现还是表现,文学的虚构都依于现实,所谓“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作为一种创作过程的摹仿,它不是对真实对象的显现,而是“似显现”。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再版跋中指出,观念性的东西不过是在人类头脑中变了位且变了形的物质性的东西。 为什么会“变位”而且“变形”?因为这个过程是摹仿,是“似显现”,它是随着每个人的先天和后天条件呈现出来的。作为摹仿结果的文学作品,则是名言(名词、语言)显现。
    鲁迅曾说,一部《红楼梦》,“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绛洞花主〉小引》)。那些“看见”只是“显现”,所谓《易》、淫、缠绵、排满、宫闱秘事,是诸如经学、道学、才子、革命家、流言家等名言的显现,它们都依着《红楼梦》而成为显现。不能否定(实际上也无法否定)《易》、淫、缠绵等,它们依着《红楼梦》却与《红楼梦》平等,它们也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需要否定或深入观察的是经学、道学、才子等名言概念。
    我们“看见”的世界是似显现和名言显现的世界,并非真实,从这个意义上讲,世界是虚构的。维特根斯坦曾有一个观察,他说:“我们的文明环境与环境中的树木、作物一起,使我们仿佛把环境当成用玻璃纸廉价包装的东西,从一切伟大的事物中,从上帝那里脱离出来的东西。这是强加于我们的奇怪画面。” 对此,我们可以这样理解:用玻璃纸廉价包装起来的东西,正是用名言概念显现出来的世界,它们与伟大事物(如上帝)脱离,只是与真实脱离,或者说无法抵达真实。
    虚构有被动,也有主动,被动的虚构在摹仿、反映、解释世界,主动的虚构塑造世界。在古希腊神话中,赫拉克勒斯被宙斯赋予一项使命:消除人世间的一切不幸。为了帮助赫拉克勒斯完成使命,宙斯还赋予他一种特殊的魔力——编织言语织体的能力。 这是什么意思?难道说编织言语织体的能力能够消除人世间的不幸?刘小枫说,“编辑言语织体几乎成了男人的身体”,“编织言语的世界成了男人的身体欲望。” 如果宽泛地讲,这里的“男人”如赫拉克勒斯可以隐喻为塑造世界的人,他的武器就是编织(虚构)言语,而他塑造的世界是言语的世界。
    这种虚构是一种假施设, 它的显现是“假有”,不同于似显现的“似有”(《赤壁赋》、《红楼梦》是“似有”)。譬如经纬线,地球上本来没有,是“假有”,可是虚构出来之后就可以发挥定位功能,促进通信技术的发展。红绿灯也是假施设,概念虚构之后就显现了出来。佛经里的许多佛、菩萨也是假施设,世上并不是真的有那些佛菩萨,他们也是“假有”,是名言概念虚构的产物,可是功能不假,可以借假修真。
    每一次时代发展和进步,都有一批名言概念被淘汰,同时也必然有一批新的概念和名言被“发明”出来,或者说形成新的虚构。虚构的名言概念解释世界,也塑造世界,世界成为一个“言语织体”。
    
    《庄子•天下篇》云:“《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这是以六经来奠基天下,天下之事都在六经。在这之前庄子提到七种人,其中,“不离于宗,谓之天人。不离于精,谓之神人。不离于真,谓之至人。”这三种人的名言概念最少,近乎没有。圣人则“以天为宗,以德为本,以道为门,兆于变化”,名言增多。至于君子、百官、民就更加踵事增华,概念越来越多,而且是越往下概念就越多,下一层级的概念又往往出自上一层级。
    六经之后,庄子提到道家、儒家和百家,“道术为天下裂”,世界的纷纷扰扰由此形成。而“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天地没有名言概念,是为“天地之纯”,所以孔子感叹:“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他自己是“欲无言”,还是有言(譬如《论语》),“天何言哉!”根本不谈言,已离言。
    每一宗学术就是一套言说系统(言语织体),不同的人就根据这些系统名言进行言说、思想和行动。“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三不朽。”(《左传•襄公二十四年》立德、立功,都需要有具体事实,立言是虚构,但它与立德立功并列。
    世界有不同的言说系统,依着言说,世界如同虚构,如在梦中。明代剧作家汤显祖著有《牡丹亭》(又名《还魂记》)《紫钗记》《邯郸记》《南柯记》四剧,合称临川四梦,四梦分别指向情、侠、道、佛。潘雨廷先生言:“侠、情为儒。”(《潘雨廷先生谈话录》一九八七年三月三日)则四梦为儒、道、释三教言说系统的显现,已囊括世间纷纭繁复,或者也可以说四梦为儒、道、释三教塑造的世界,虽是虚构,但与现实社会平等不二。
    有人说此梦不醒,潘雨廷先生言:“永远不会醒。不要醒好。”此梦不醒和永远不会醒,都好理解。传统社会中临川四梦一直未醒,明清之后形成的四大古典名著《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红楼梦》也可以说是四梦的延续,可是为什么要说“不要醒好”?或许我们可以从梦醒之后的情况来理解。
    鲁迅《野草》是现代文学史中的名著,其中有七篇文章以“我梦见”开头,分别是《死火》《狗的驳诘》《失掉的好地狱》《墓碣文》《颓败线的颤动》《立论》《死后》等。《野草》七梦的阴郁、冷峻、悲怆,乃至绝望都令人印象深刻,完全不同于临川四梦。临川四梦最终都有一个归处,或儒或道或释,总有一款梦适合时人,而在《野草》时代,中国正在经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传统儒道释三教系统塑造的虚构世界崩溃了(鲁迅正是“革命者”),旧世界只剩下枝叶、砖瓦(《野草》也使用了一些佛教名词),而新的虚构尚在探索、建立当中,《野草》七梦描写的正是旧言说系统崩溃后的一片废墟。
    临川四梦算是醒了,可是梦醒之后无路可走,“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我将向黑暗里彷徨于无地。”这种境界大概只有鲁迅这样的战士才有力量承受并能呐喊,因此,“不要醒好”表达的是一种大慈悲心?人世间的和平还是要虚构一套或多套稳定而且强大的言说系统吧?历史地看,这个系统仍在建立当中,它不仅仅攸关中国,而且必须攸关西方乃至全世界。
    同为梦的虚构,临川四梦有所依,《野草》七梦无所依,但鲁迅是更进了一步,更加逼近真实,直面“天地不仁、圣人不仁”的状态,令人感到冷酷、可怕,甚至不愿面对。《野草》七梦的世界是相对的,它超越了相依,它的世界是由一系列相对的名言概念(尚未形成织体或系统)虚构出来的。《死火》中的死与活、冰与火、进与退;《狗的驳诘》中的官与民、主与奴;《失掉的地狱》中的天神与魔鬼、人类与鬼魂、人间与地狱;《墓碣文》里的活人与死尸、正面与背面、热与寒、天上与深渊;《颓败线的颤动》一文直接写到“眷念与决绝,爱抚与复仇,养育与歼除,祝福与咒诅……”还有《立论》里的谎言与真实,《死后》里的生与死、快意中的哭等等。因为相对,所以彷徨;也因为相对,所以无可执着。
    以上只是第一层相对,是名言概念本身的相对,譬如梦与醒的相对。《野草》中还有一层相对。《好的故事》写“我”靠在椅背上,“在朦胧中,看见一个好的故事,”这个故事美丽、幽雅、有趣,有很多美的人和美的事,但文章所写并不是通常所说的故事,其实只是一种境界,是“出神”状态中的所见,不是梦,也不是醒,可称“非梦”。此时的相对是梦与非梦的相对,不是名言概念的相对,而是进了一步,成为境界的相对,说境界就已经开始离言,因为对境界的领受非名言概念所能表达。
    非梦其实还是梦,仍然只是虚构,但构成它的名言概念很难被发现,我们只能从人身上来寻找。在《好的故事》中,我们注意到“我”进入非梦状态时,手里捏着一本《初学记》,骤然醒来之后,因为真爱这一篇好的故事,“趁碎影还在,我要追回他、完成他、留下他。我抛了书,欠身伸手去取笔。”这大约是鲁迅多年形成的写作习惯在起功用。在《为了忘却的记念》一文中,鲁迅写道:“我在悲愤中沉静下去了,不料积习却从沉静中抬起头来,写下了以上那些字。”在《好的故事》里,不是也有同样的“积习”吗?难道“积习”就是一个隐藏极深的虚构者?此时的虚构已深入人本身,而人本身就是自己在做的一个梦。
    
    虚构如梦,亦如幻,电子游戏最能体现这种梦幻般的特性。如果说梦是人在睡时的一个游戏,那么游戏则是醒时的一个梦,区别就在于人们在梦里很难自主,但在游戏里仿佛成为了主角。
    《俄罗斯方块》是一款经典游戏,以一个极简结构寄予了游戏精神。简纳特•穆雷在《全息甲板上的哈姆雷特》中对它有一个观察,颇能道出其中奥妙。他说:“一切游戏都是‘象征性戏剧’。在《俄罗斯方块》中,一旦你辛辛苦苦地把一些方块堆成整齐的形状,它们马上就从你面前消去了。为了成功,你必须不停息地跟随流动。这是1990年代美国人过度辛劳的生活的完美象征:永无止息的任务,需要我们高度集中注意,把过度拥挤的日程清掉一些,以腾出空间迎接下一波问题的袭来。”
    这里的关键是消融。游戏里有两重消融,其一是游戏中的方块消融;其二是将人“过度辛劳的生活”“过度拥挤的日程”带入游戏,在方块的消融中一起消融、清空,可以说是人与机器的相融。不管现在和未来的电子游戏会变得怎样复杂,但其核心还是在“消消乐”:将各种障碍、烦恼消融一点,放松一点,人的快乐就会多一点,这大约也是人们对电子游戏乐此不疲的原因。
    在游戏过程中人们经验和体会到的是一个幻化世界,如梦是无生的,如幻则是无灭,就像俄罗斯方块不断出现,就像游戏不断重启,场景、任务不断变换,妖怪永远打不完。一切都是幻化,都是同一套系统规则的不同示现,这个系统规则当然是人们虚构出来的,不同的“言语织体”示现的幻化世界就不同,游戏也各各不同。而且不同的人会选择不同的游戏,不由自主地沉迷在各自不同的虚构世界里,这大约也是“积习”在起作用吧?
    人也幻化成角色进入了游戏,在虚构的世界里“辛劳地生活”,就像演员在不同的影视剧里饰演不同的角色、体验不同的人生,然而角色不管怎样多变,都是同一个人的幻化。从出生到老死,人们在一生当中也在经历不同的幻变,少年面目与中老年的容颜都会有显著差别,虽然都是同一个人。
    两重消融对应的是两重生活,一种是现实,一种是虚构,电子游戏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虚构和现实的相融。这种相融并非究竟,或者说“消消乐”并不能得到真正的乐,乐也是暂时的,而且这暂时的乐很有可能成为生活的“苦因”。不少人沉迷网游而不能自拔,甚至走上不归路,就是这种不究竟的极致。《俄罗斯方块》是一个象征,然而它能否在消融中真正实现清空?恐怕也只是一厢情愿。
    在电子游戏中,真正的消融是:荧光屏上的影像融于荧光屏,这是唯一的、真实的消融。荧光屏上的影像当然融于荧光屏。影像以荧光屏为基生起,说为无生;影像消失又出现,只是幻化,说为无灭。对于荧光屏上的影像来说,荧光屏才是真实,是实相;影像是一切显现的相,是现相,现相与实相相融譬如荧光屏上的影像融于荧光屏。沉迷网游的人也在经验相融,然而在游戏中,他如同住在荧光屏里,融入的只是影像,成为那个影像,并不是融于荧光屏,或者也可以说,同为虚幻的影像相融之后,也只是影像,并未融入真实、成为真实。
    这里可以再进一步,进入第三重相对:荧光屏与荧光屏影像的相对。如果荧光屏是一,荧光屏的影像就是多,第三重相对即是一与多的相对。 大小游戏何其多,但它们本质上都是荧光屏的影像,根据各人不同的选择(积习)而成为显现,影像如梦如幻也好,积习的深浅善恶也好,都是荧光屏上的影像。认识这种相对,可以让我们从影像的世界里脱开身来,注意到荧光屏的存在,同时也不否定影像世界,因为在荧光屏的世界里一切真实,这时候是连同荧光屏和荧光屏上的影像一起来看。在这种状态里,才可以说游戏人生,不再沉迷于影像世界吧?
    然而,要从影像世界里抽身离开谈何容易。伊莎多拉•邓肯在其自传《舞者之歌》的“前言”中讲了一个故事,或者有益思考。一段时间她很在意人们对她舞蹈的评价,发现一位对她穷追猛打、批评中伤的柏林评论家,说她对音乐一窍不通。邓肯就写信请他来见一面,当面陈述她对音乐的理解。评论家来了,邓肯滔滔不绝地讲了从音乐灵感而来的舞姿理论,一连讲了一个半小时。然后,她发现,“他看起来十分茫然无神且无动于衷,但最让我哭笑不得的却是:他居然从口袋里亮出一个助听器,并告诉我,他有严重的重听,甚至即使带着助听器,还坐在剧院正前厅的第一排座位上,也只能勉强听到交响乐的演奏!” 伊莎多拉•邓肯说:“我居然曾为了这个男人对我的观点,在夜里辗转难眠!”
    柏林评价家的观点显然是虚构,是影像;伊莎多拉•邓肯在意这些影像,是在趋同于影像,待到她将评论家请来现身,已经从影像世界里脱身,相当于见到“真实”。虽然这个“真实”之后还有真实,但这个“见”却接近真实:连同评论和评价家一起来见,相当于将荧光屏的影像和荧光屏一起来见。只有见到真实才会有真正的安心与快乐。
    伊莎多拉•邓肯接下来说道:“若真要以文字表达一个人的切身经历,就会发现这些事变得虚无缥缈,难以捉摸。回忆不如梦境明晰。的确,我的很多梦境似乎比真实的回忆生动得多。人生就是南柯一梦,这样也是妥帖的,要不然有谁能熬过其中的苦难呢?” 这里“妥帖”的意思,也是“不要醒好”的另一个表达吧?作为一个艺术家,舞台上的“幻化大师”,伊莎多拉•邓肯是一个接近真实的人,为了寻求一个纯“真”的舞姿,她曾付出漫长岁月。然而,越是接近真实,人生就越是如梦,舞姿就越是变幻莫测。
    在这里,舞台也相当于荧光屏了。我们仿佛看到有一个更大的舞台,在这上面我们都是自己虚构出来的影像,也活在影像的世界里,人生也譬如一场游戏一场梦,自饮自醉,何时能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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