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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本年度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状况要在时空两个维度上观察。 作为一门有着较长发展历史且处于渐进积累期的理论学科，我们每年的发展研究报告都强调时间维度，强调要在较长的时段中观察、评估本学科的年度发展状况，因为对处于平台期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学科而言，以年度为度量单位，几乎很难发现多少有意义的明显变化。这对于今年依然适用。不过，今年我们愿意反过来指出，即在一年时间内看不那么明显的变化，放在较长时段观察，或许孕育着值得期待的变化。也可以说，今年我们捕捉到了一些有意味的微小变化。我们愿意继续观察、评估甚至召唤、培育这些变化。 与往年不同，本年度我们还格外强调空间因素，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共产党宣言》发表170周年之际，围绕着这一历史性时刻，掀起了一场全球范围的纪念活动。根据对相关信息的研判，我们认为与往年其他纪念活动相比，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活动显得与众不同。概而言之，这种不同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即活动的广度、密度和深度。所谓广度，是指这次纪念活动范围广、时间长。范围是全球性的，时间则前后延续近一年。所谓密度，指纪念活动次数多且关涉面广。纪念次数，我们只能窥斑见豹。比如，据报道，2018年仅德国就举办600多场纪念活动。[1]就关涉面看，不仅有国家、政党举行纪念活动，社会机构、团体举行纪念活动，许多大学、研究机构、艺术机构也举办了主题丰富、形式多样的纪念活动。不过，更引人注意、思考的，还是纪念活动的深度，也就是说，许多纪念活动，不仅仅是对马克思这一历史伟人的回望和凭吊，而且具有深刻的理论内涵，更体现出丰富的时代内容，许多纪念活动，本身就具有明确的问题意识和强烈的理论色彩。概括来看，这次纪念活动主要指向两个方向：一是资本主义的全球危机，二是马克思主义作为“真理的力量”。或者说，正是资本主义的全球危机使人们重新认识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一“真理”的存在及其力量，期望重新拿起这一理论武器，研判自2008年华尔街金融危机始漫延至今，给全球带来巨大风险，且仍看不到尽头的危机，从而为人类社会寻找出路，寻找未来。 学科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现实距离相对较远，相关成果较少讨论纪念活动，讨论上述危机，但我们认为这些成果必须放置在这一时代背景中加以观察，因为只有这样，其得失才能得到更好的认识。 课题组共收集了110篇论文、8本著作及大量会议信息。经过梳理，我们发现本年度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主要围绕着形态、当代化、批评、“外马”与“中马”[2]4个/组关键词展开，因而，本年度报告也主要从这4个/组关键词出发，进行解读、研判、总结。 形态 本年度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中，“形态”出现频次较多，除部分文章行文中屡屡提到外，还有多篇文章将其作为题眼、文眼。可以说，“形态”是本年度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中的关键词。通过它，不仅可以窥察相关研究状况，甚至可以看到一些深层次的问题。 从具体使用情况看，“形态”往往与不同的限定词搭配，用于描述不同历史阶段、不同功能和不同存在样式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概括地说，主要有以下三种情况：第一，按时间顺序，描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史上不同历史时期之“形态”。较常见的，是“经典形态”和“当代形态”的区分。[3]这是80年代以来描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继承与发展关系时常见的表述，“经典形态”一般指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即马克思、恩格斯的文艺思想，“当代形态”则是“经典形态”与当代中国时代精神、文艺实践结合的成果，是对“经典形态”的继承和发展。[4]此外，与“经典形态”相对，与“当代形态”相类的，还有“中国形态”，指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过程中形成的理论成果。5有的学者更加精细，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史划分为[5]种历史形态（前史形态、初始形态、科学形态、政治形态、文化形态）和一种发展形态（中国形态），并分别进行研究。[6]第二，按功能划分，如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分为“政治形态”（解决社会问题）、“批评形态”（解决文艺现实问题）、“理论形态”（解决理论体系建构问题）[7]。第三，按照存在形式划分，将其区分为“历史形态”和“理论形态”，前者指不同理论家在不同历史阶段形成的理论观念，后者指对前者进行概括与综合而得到的体系性的理论成果。[8] 根据《现代汉语词典》，“形态”指事物的形状或表现。[9]文学理论的形态，则指文学理论在历时态中的存在样式[10]。由此，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形态”是指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不同历史阶段、为解决不同问题而展现出的不同样貌。最早从“形态”角度探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做法，出现于80年代后期。当时，有学者倡导根据时代语境、文艺现实变化，构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当代形态”。[11]此后，“当代形态”成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中的常见词。但“当代形态”的设想较多体现在宏观层面，常常是作为某种若隐若现的“远景”而出现，缺少对具体的路径、方法等的探讨，也没有针对新鲜的文艺实践开展文艺评论，从而提供较成功的批评范例。 “当代形态”未曾实际构建起来，与此同时，从不同角度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分为不同“形态”的做法却越来越多。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直接原因是不同学者对不同历史阶段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认识、评价有所分歧，根据各自标准做了不同切分。有学者指出，“在究竟应该如何看待、如何开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历史形态的研究，特别是在应该如何评价某些具体阶段、具体国别、具体流派中的理论人物的思想属性、理论贡献和历史地位等方面，学界还是存在大量歧见和纷争的。”[12]而且，即便是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马、恩的文艺思想，看法也不尽相同。本年度张永清的文章《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的初始形态——试论马克思恩格斯1844-1895年的批评理论》探讨了自马、恩开始其伟大合作到两人逝世期间的文艺思想。这一时段往往被学界视为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开端，即通常所说的“经典形态”。文章指出，对于马、恩是否有系统性、体系性的文艺思想，在整个20世纪，世界各国都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文章在梳理了相关论争后指出，马、恩的文学批评既不是零散的“意见”，也不是系统的“体系”，而是建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之上的呈现出一种松散的连贯性、整体性的理论形态，故可称之为“初始形态”。 究其实质，“形态”分类多样，源自“共识”缺乏。也有学者意识到，仅仅对诸种具体历史形态的研究是不够的，因为这样做的一个可能后果是只看到不同形态的差异和多样化的态势，却未能整体把握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由此，这位学者倡导在“历史形态”的基础上构建“理论形态”。“历史形态”是具体的，但有局限性。“理论形态”是对“历史形态”的“去芜存菁、删繁就简”，“由零碎、分散、微观、具体的历史层面上升到系统、整体、宏观、普遍的理论把握”，从而实现“当代理论形态的建构”。但作者也指出，理论建构的首要原则是“要确保当代理论形态建构的‘马克思主义’属性”。[13]不过，问题随之而来：“马克思主义属性”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本质属性究竟是什么？如果我们承认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名义之下，包含了种种名目不同、分类依据不一的“形态”，那么这众多“形态”可称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依据究竟何在？ 本质属性界定不清晰，或难以达成共识，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中一个老问题。界定的难度之一，在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不同“形态”之间确实存在难以通约的地方。在不同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面对的时代语境不同，要解决的问题不同，具有的职能不同，由此产生了不同的理论形态。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20世纪上半期，时代主题是“战争与革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句话形象地说明了马克思主义主要是作为一种革命实践理论传入中国的，具有某种指导和动员功能，即指导、动员人民群众进行革命，完成反帝反封建任务。从这一任务出发，对文艺的功能、语言、形式等提出了相应的要求，将文艺纳入革命实践，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而到了20世纪后半期，时代主题转为“和平与发展”，语境的变化决定了马克思主义的职能也需进行相应调整。与此相应，文艺理论的构建也需做出相应的调整。 80年代对“当代形态”的探讨，就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面对新的历史语境、新的文艺现实力图自我更新、自我发展的某种尝试。在80年代新潮文论迭起的语境中，此前在中国占据主流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经典模式”、“苏联模式”等被边缘化乃至污名化，[14]提出“当代形态”，未尝不是一种摆脱历史包袱、进行突围的创新之举。从“当代形态”的倡导来看，提出应从基本原理、具体结论、理论架构、方法和语言表述等方面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15]所做论述不可谓不全面。但这一倡导，较多还是在“继承与发展”的框架之内做宏观的设想，较少论及时代语境的变化及由此应做的职能方面的调整等深层问题，因此未能和实践有效结合而真正发展出“当代形态”。 后来从不同角度区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形态的做法，往往较多谈论不同历史形态的区别，而对不同形态内在关联的论述较为含混，或者干脆搁置、放弃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本质属性的追问，只进行“历史化”的研究。应该说，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各个发展阶段的研究，目前来看远远不够充分，[16]进行深耕细作的历史化研究，无疑是必要的。而且，在共识达成的条件尚不具备的时候，先做史料的爬梳或者阶段性的梳理阐释，也是有意义的做法。不过，问题可以延迟，却无法回避。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形态”研究，有必要追问统摄不同历史形态的“公约数”，界定其内核和特征，从而为构建一种既符合马克思主义“真精神”，又能应对文艺现实的“当代形态”提供理论前提。 当代化 在对“形态”这个关键词的梳理中，本年度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中的第二个关键词——“当代化”已经呼之欲出，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在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各种“形态”的区分与讨论中，其“当代形态”是最为人所关注的着眼点。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当代化”不是什么新提法，但在本年度，这个词却别具分量，甚至可以说，在今天谈论马克思主义，必须探讨其当代化，也就是以当代的问题视野重新打开与激活马克思主义。具体而言，就全球范围看，2018年可谓“危机的时刻”，全球资本主义暴露出越来越多的问题与危机。在危机情势下，马克思主义作为分析与克服危机的理论武器，自然被寄予厚望。对中国来说，2018年则是“再出发的时刻”。随着改革开放实践进入更复杂深刻的阶段，需要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发展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放置在这样的时代语境中，才能显露其最深层的理论动力，也才能理解马克思主义所蕴藏的理论能量及其与当代状况间的密切关系。即，当代化不仅是学科发展的需要，更源自时代的需求。新的现象、问题、情境、语言经验等层出不穷，这既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提出了挑战，也提供了自我更新的契机。 这一迫切需求在本年度的学科成果中有非常直观的反映。比如，我们整理出多篇与当代化议题相关的论文。其中，直接讨论当代化的论文至少有9篇，[17]涉及当代化问题的文章则更多。可以说，“当代”、“当代化”、“当代创新”是本年度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的高频词，这似乎意味着“当代化”成了研究者的理论自觉，而相关研究也逐渐成为潮流。概括来看，这些文章结构类似，大体可以分为两个论证层次：先是说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当代化的必要性、重要性与紧迫性，然后尝试提出实现当代化的具体途径。比如，段吉方的两篇论文《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中国化当代化研究：理论内涵、阐释立场与实践意义》和《从经典形态到当代发展——近年来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中国化当代化研究路径》就很有代表性。前一篇侧重阐明当代化的理论意涵与实践意义，尤其辨析了经典与当代化的关系，并简要地提示了当代化的若干努力方向；后一篇则详细梳理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当代化的历程，在此基础上明确了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理论当代化研究的若干方向，包括加强经典文本阅读与经典阐释，挖掘原典文本的当代意义；确立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中国化与当代化的理论阐释框架与问题解析方式；积极呼应当代问题，推动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发展等。其他文章大体脱离不开这样的结构方式，只是两个部分的详略程度不一。比如张清民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的当代问题》就更具体地指明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当下的用武之地，总结了语言形式、新媒体文艺、文艺消费、文化政治、生态文艺、视觉文化、全球化等七个可以开拓的领域。比起抽象论证当代化的必要性，这类文章显然具有一定的实践指导作用。 平心而论，以上列举的几篇文章的问题意识鲜明，论述比较周延，对当代化的进一步发展做出了有益的探索，在同类文章中质量较高。不过，在更为大量的论及当代化问题的文章中，一些缺点却更突出地呈现出来。首先，文章大都是表态式的，论证过程雷同，结论也类似，无非是当代化的必要性及若干当代化的议题或途径，且基本都停留在从理论到理论的抽象议论中，无助于实现认识水平的质的提升，从而难以使讨论更进一步。其次，文章中所使用的理论话语较为陈旧，与当下鲜活的现实存在一定程度的脱节。甚至“当代化”这个概念本身就是相当抽象和模糊的，当它对应于“经典化”等概念时，它的形象相对清晰，而当它被单独使用时，则成了一个汗漫无边的定义，似乎只要讨论时髦的话题，便符合“当代化”的诉求，其核心规定性尚不明确。金永兵在《马克思主义文论的革命话语》中指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缺乏必要的“术语革命”，其理论术语的创造性转化与再造工作，目前做得还非常不够。[18]第三，这些文章形成了某些表述上的成规，很容易滑过原本可进一步展开的关节点。比如一谈“当代化”，许多文章就条件反射般地联系到若干概念，得出某些确定的结论，而无法深入到下一个讨论层次。这不仅是文风的问题，更反映出某种机械化的思维与表达方式，甚至体现出思考过程中的一种无力感。第四，这些文章普遍存在理论与对象“两张皮”的现象。也就是说，在当代化的理论阐发和当代化的具体议题之间没有连接环节，似乎只要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直接套在这些议题上，就可以“自动”实现当代化，因而也就根本不会考虑当代化实际展开过程中的具体难题了。更重要的是，如果将当代化追求过度局限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学科”内部，反而容易割断理论与现实的血脉，打破文艺理论与马克思主义总体理论的有机关联，丧失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总体视野。 需要说明的是，这些问题并不只是在涉及“当代化”这一命题时才会出现，它们已成为这一学科的通病或思维定势。这首先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命题与概念范畴与当下存在一定距离，不能简单套用。许多概念术语已无法直接拿来准确指称当下的新现象。而如果没有有效的概念术语作为工具，又如何生产出有效的分析呢？恐怕只会陷入“隔靴搔痒”的表述困境中吧。更深层的原因在于，新时期以来马克思主义文论从一门指向政治文化实践的理论转变为一门主要进行知识积累的学科。学科化程度逐渐加深，固然可以促进知识的细化、深化与系统化，但也极易导致学科边界的固化与学科发展的封闭化。可以说，当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当代化更多指向的是发展出这一学科的当代形态，而不是将这一学科的理论知识应用到当代实践中，对当代发言并介入到现实中去。这也可以被视为“当代化”的两种形态——前者致力于知识上的更新与发展，而后者的最终目的是改造世界。显然后者更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本质，但实现起来也更艰难，因而目前基本停留于第一种情况。此外，这一学科与其他学科和相关社会实践的互动较少，很容易陷入理论命题和概念的自我循环之中，无法完成从“理论-实践-理论”的认识深化过程。 “当代化”，不应当止步于宣讲口号、表明姿态或提出设想的阶段，而应当将之落于实处，转化为一个稳步推进的过程。即使学院内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这一学科的定位是发展其理论形态，也应在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加以理论提升。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当代化”的可靠途径，首先，当然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再学习与再运用，通过把握马克思主义活的精神与方法，建立马克思主义极具洞察力的整体分析视野，并在此指导下，寻求我们这个时代新的有效的现实议题与理论话语。其次，也要加强学科内外的互动，从其他学科与复杂广泛的社会实践中汲取资源、发现问题，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其他人文社科研究结合起来，不断更新自己的讨论方式与阐释框架，在现实议题面前检验与发展理论。再次，要将着眼点更多放在如何实现当代化上，倡导多做具体个案的剖析，不能仅仅停留于理论架构的层面。最后，当代化的目的是更好地利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介入和引导文艺健康发展。因此，在文艺批评实践中，寻求贴近现实对象的分析方法，发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解释力与穿透力，是焕发其当代活力的关键环节。当然，这并不是倡导直接从社会经济条件出发去分析当下的文学表述，再次陷入庸俗社会学的泥淖中，而是要贴近研究对象，发明出真正有效的文艺批评。总之，只有在现实中具体有效地应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当代化才能逐步实现，否则它就只能沦为理论教条。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