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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注解诗歌典籍 俄罗斯对中国诗歌的研究始于19世纪末期的《诗经》研究，即从沙俄汉学家瓦西里耶夫的《〈中国文学〉第三卷附注：〈诗经〉的翻译及注解》（1882）的面世算起。1948年，苏联汉学家阿列克谢耶夫撰写论文《中国典籍〈诗经〉俄译本前言》，高度评价了《诗经》的巨大文学价值。什图金完整翻译了《诗经》，并于1957年出版，后记为费德林所撰写，同时出版了缩略本，由康拉德作序，什图金撰写后记，阐明《诗经》的翻译原则。之后《诗经》的相关研究成果陆续出现，如《〈诗经〉及其在中国文学中的地位》（费德林，1958）、《〈诗经〉重复诗行注解》（瓦赫京，1971）、《〈诗经〉的伟大序章》（李谢维奇，1974）。 20世纪后半叶以来，苏联的《诗经》研究中出现了新的概念，目的在于将《诗经》置于典籍及传统注释的语境中进行研究，甚或从神话或民俗学的角度进行研究。谢列布里亚科夫曾研究过屈原的作品，并出版译著《屈原·诗歌》（1954），之后出版《关于屈原及楚辞》（1969），对屈原的诗歌作品进行了研究。休茨基尝试对汉朝乐府诗进行翻译与分析，主要研究对象为《孔雀东南飞》。艾德林在其专著《陶渊明及其诗》（1969）中充分描写了俄译陶渊明诗歌中的译者形象，力争通过诗歌文本构建中国诗人的形象。 系统探究小说体裁 苏联汉学家帕纳秀克、孟列夫、戈雷金娜、苏霍鲁科夫、李福清、李谢维奇等对中国3—6世纪文学的翻译说明，苏联早已开始了对中国志怪小说的研究。如果中国文学只将“志怪小说”视为文学进程中出现的一种体裁，苏联学者则借助俄罗斯的民间文学学将其定义为“神话故事”。戈雷金娜详细研究了中国的志怪小说，为更好地分析志怪小说的文本、内容及主题，作者还参考了婚丧嫁娶等中国民间风俗的有关资料。 苏联学者对中国小说研究的另一方向为“笔记小说”。费什曼1980年出版专著《17—18世纪中国的三位短篇小说家：蒲松龄、纪昀、袁枚》，对“笔记”这一体裁进行研究，并采用统计法，对比分析了三位短篇小说家的作品，从民族信仰角度对其内容进行重构。 话本的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主要集中于话本文本的分析以及话本创建理论研究。热洛霍夫采夫的专著《话本：中国中世纪城市小说》是话本研究的早期成果。作者介绍了中国17世纪主要的话本作品，并将其与沙俄同时代的小说进行了对比研究。华克生出版了中国话本小说的译文集，并研究了中国16—17世纪的话本及拟话本小说的体裁特征。为更好地界定、研究中国小说，苏联学者创建了系列术语，如：史诗小说（《西游记》）、家族小说（《红楼梦》）、道德小说（《金瓶梅》）、历史小说（《三国演义》）等，术语的创建扩大了俄罗斯学者对“小说”这一体裁的认识。 全景反映戏剧美学 俄罗斯研究中国戏剧的第一部著作为孟列夫的《中国经典戏剧的变革》（1959），谢列布里亚科夫、索罗金、马林诺夫斯基都曾翻译中国戏剧并出版。其中，索罗金编著《13—14世纪的中国经典戏剧：起源、结构、形象、内容》（1979），对中国13—14世纪的戏剧进行了详细的研究，首次研究了杂曲的体裁问题，还描写了戏剧的基本行当，并据此分析了戏剧的162种主题。根据已有传统，书后附戏剧术语及作者名、戏剧名索引，大大促进了中国戏剧在俄罗斯的研究。马林诺夫斯基的系列论文及著作《中国传统戏剧杂曲（14—17世纪）概论》对中国14—17世纪的戏剧文学进行了全景式描写。谢罗娃出版的专著《〈明心鉴〉：黄旛绰及中国经典戏剧艺术》（1979）及《李调元戏剧观》（1983），提出了中国戏剧研究的美学观，代表了苏联文化学研究的新方向。 从阿列克谢耶夫时代，俄罗斯就有将中国文学研究与翻译相结合的传统并延续至今。俄罗斯汉学家的翻译实践促进了中国古典文学在俄罗斯的深入研究，推动了中国古典文学在俄罗斯的翻译与传播。俄罗斯汉学家一直致力于在文学学一般理论的研究中寻求中国（古典）文学乃至中国文化的特性，形成了别具一格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学派。 （作者单位：黑龙江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