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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是时代文学变幻的前沿，这与它在中国的独特地理方位和改革开放以来的行动力有关。文学要对时代作出及时回应，这种回应是理解、是消化、是反思，亦是内在超越。 谈浙江的当代文学，或者更为精微地聚焦到三五年来的创作结构，则可以也应该作一番欲微观而先宏观的探研。 浙江的当代作家不会忘却百年前“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展开的浙江荣光，现代文学“半壁江山在浙江”的事实一直成为并不遥远、甚为切近的文学记忆。现代文学传统、五四所形成的文脉仍然直接影响着浙江作家的当代创作，鲁迅、茅盾、郁达夫、丰子恺、穆旦等仍以具体的方式影响着浙江作家群。也就是说，浙江作家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五四现代文学的烛照，也常常使自己葆有这一镜像，所以他们的创作总体上显得相当“有文化”。 放在“新文学”到“新时期文学”的传统中，浙江当代作家自有一份像样的名单，麦家等作家将自身的文学根系深深扎入世界与中国文学营养的深处，转化为小说艺术的现代性表达、人性关注和人道情怀。麦家向故事、传奇和历史索要资源，将题材的类型化、情节的智力化降临到人物世界，《暗算》《解密》《风声》等反映特殊职业身份者的情怀情愫和价值信仰、家国立场，将宏大叙事融入喜闻乐见，探索人的意志、智力，选择如何应对时空命运的巨变。 艾伟、吴玄、钟求是、哲贵、东君、海飞、畀愚、鲁引弓坚持以现代精神理解人类及其艺术表达。这些“60后”“70后”作家都从“先锋文学”的学习中诞生，然后在20世纪90年代及至新世纪，面对历史和现实锤炼自己的代表作。其中，尤以艾伟的《越野赛跑》《爱人同志》《风和日丽》《南方》等实力强健，最具野心、格局。他们的小说实践让人常常会觉得还是被“低估”了，这既囿于“南方”在中国文学话语、秩序中的相对弱势——比如语言和文化的非中心、地方化，比如乡土和家族式宏大叙事的缺乏，而城镇、都市、商业叙事更为突出。也有评论、传播、阐释不足的短板，浙江的文学评论队伍、平台跟创作阵营是不够匹配的，许多作品像是“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欠缺及时有力的探讨和推动。 但整体讲，一是，浙江作家在年龄代际的结构上较为完备。“50后”的黄亚洲、王旭烽、李杭育、王手、朱晓军、袁敏、袁亚平、李庆西等新作不断；“60后”的余华、麦家、艾伟、钟求是、陆春祥、苏沧桑、潘维、梁晓明、荣荣、孙昌建、赵柏田等兼擅各体；“70后”的黄咏梅、哲贵、海飞、东君、畀愚、陈集益、泉子、孔亚雷、鲍贝、方格子、吴文君、周华诚、斯继东等正当中坚；“80后”的张忌、祁媛、朱个、雷默、草白、徐衎等崭露头角；“90后”的冬筱、蒋话、疯丢子、七英俊等也自成特点。 二是，浙江是全国侨乡侨民较多的省份，海外浙江籍作家创作水准不低，保持着与国内文坛深度的互动关系。代表者如旅居加拿大的张翎、陈河等。前者以《金山》《余震》《邮购新娘》《劳燕》等为文坛所知，展现了她勇于介入历史、擅于刻画世相、优于跨国题材的综合实力。后者以自身丰富的人生阅历，天然的故事编织力，蓬勃的想象与推理，写出了《沙捞越战事》《红白黑》《甲骨时光》等长篇。 三是，浙江的儿童文学创作居于全国前列。这一领域的创作和评论力量相得益彰，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浙江师范大学的儿童文学研究与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的存在。冰波、汤汤、毛芦芦、张婴英、赵海虹、孙玉虎、王路与方卫平、孙建江、吴其南等共同构成了良好的儿童文学创作生态。 四是，浙江的文学创作尚有逾越规矩、圈层的作家作品，在施加有趣的补丁结构。比如吴晓波的财经写作，从《大败局》到《激荡三十年》，别具一格，除了财经记者出身的那点专业活，他的写作长处归根结底还是来自良好的文学训练。比如傅国涌，以学者工夫作底，从中国言论史的文章出发，诞生了诸如《金庸传》等文史作品，其实也是浙江文脉传统的一支延续。此类作者还有徐迅雷的杂文等。 面对互联网、大众文化发展趋势，浙江文学创作要说第五个的特点，一定是网络文学的繁荣兴旺，和文学与影视改编等视听艺术的密切关系。 从安妮宝贝到南派三叔、流潋紫、天蚕土豆、烽火戏诸侯，从全国第一家省级网络作家协会成立到中国网络作家村的集聚效应，从“70后”到“90后”网文“大神”代不乏人……浙江的网络文学首先自然是受了媒介转型的红利，但能够泉源不绝、可圈可点，确实跟传统文化积淀和通俗小说文脉有关，也跟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市民文化消费力提振有关。 浙江是中国文化产业的代表性省份，曾提出建设“全国网络文艺重镇”和“全国影视副中心”的定位。这使得文学与影视改编等视听艺术的关系愈发密切，探索着“梦工厂”式的全产业链文化工业及至数字经济模式。固然这不是文学直接关心的事，但从文学社会学的角度讲，必然会改造和哺育未来的文学形态和文学功能。 也许，文学理应沉思人类社会巨大快速的运行之殇，挽留正在消退的人文和美学价值，但未来仍然在合力的结果中形成与降临，文学究竟以何种作用参与到合力之中，正是浙江为代表的文学地理呈现的复杂性和前沿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