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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好的童年书写——这是每一位儿童文学写作者需要思考的问题，刘海栖用《有鸽子的夏天》作出了回答。这部作品在艺术表现上相当成功，当代儿童文学中的意义和价值是多方面的，我只想就其童年写作的意义方面，谈点自己的感想。 首先，作品表现了鲜活的童年生命。作者通过对男孩子群像的塑造，表现了童年的生机与活力，并且让我们相信，童年是一种蓬勃的生命状态，它的生机和活力不会因为环境、时代、种族和意识形态的不同而改变。 当代的儿童小说，或者是因为女性作家表现太过突出，或者是因为儿童文学过于强调表现爱与美，总体上呈现比较阴柔的一面。作品中的男孩子，许多都是被太过丰富的物质世界宠得全身有奶油味道的男孩子。就连《吉祥时光》里的吉祥、《将军胡同》里的孩子们，也是大户人家的小小子，跟一般平民家的孩子们不一样，缺少来自街巷或乡野的生机与活力。校园小说中的“淘气包”并不是真正具有原生生命状态的淘气包，小小男子汉也都不是我们所期待的理想男孩子。而小兵张嘎、潘冬子这样的角色，又因为有过强的时代背景因素，他们身上表现的血性与刚性，都太过中国本土化，为跨越国界的普适性理解增加了难度。因此，我们的儿童小说里，像汤姆·索亚和哈克贝利·费恩这样的男孩子形象比较少，这样男孩子的故事也有点少。所以，我很高兴看到《有鸽子的夏天》，看到海子、大米、二米、二老扁、三扁等一群充满野性的孩子，当他们在山水沟街上呼啸而过的时候，我看到了男孩子的原始生命力。 其次，作品表现了童年的反抗。童年能否表现反抗？这原本不是一个问题，对成人世界反抗、质疑，是儿童生命成长的必由之路。以色列作家阿摩司·奥兹说：“在犹太文化中，孩子们总是被鼓励问问题，被鼓励有独立的原创思想，或许这就是犹太人能持续上千年仍然对文明有影响力的秘方吧。”他认为，我们如果读过亚伯拉罕、摩西、爱因斯坦、卡尔·马克斯和卡夫卡等人的成长传记就知道，他们每一个人都与一个相当于“父权角色”的人有冲突，他们在反抗那位“父亲”——“与一个权威的父权相冲突，是犹太文化里的维生素”。虽然我们的新时期儿童文学是从反抗权威、张扬个性开始的，比如上世纪80年代的《我要我的雕刻刀》《吃拖拉机的故事》《独船》等，但是经过40年的儿童文学发展，我们在儿童文学的题材、主题、艺术表现方面有许多新的开拓和探索，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好像有点丢失了上世纪80年代之初儿童文学质疑甚至反抗权威的传统。在《有鸽子的夏天》里，鸽子最终回到孩子们的手中，这归功于孩子们自己的奋起反击，也恰恰是这种反击击垮了看似无比强大的郭一刀们。这种精神张扬，也是对童年精神的肯定和礼赞。 第三，这部作品为童年的诗意栖居提供了思考：洁净的天空、自由的呼吸、挥洒的生命状态、尽情的游戏，这样的诗意栖居应该是童年生命成长的自然状态，是童年原本有的样子。但是，在当今城市化进程中，童年栖居环境被破坏了，没有洁净的空气，更没有一个孩子能站在屋顶上挥舞长竹竿训练鸽子的空间与环境。《有鸽子的夏天》中，刘海栖为我们还原了那年那月孩子们的生长空间与环境，也提出了对“童年的诗意栖居”的思考：童年生命的生长，跟物质的丰富与现代化程度似乎是没有直接关系的，甚至可能是悖反的。 此外，《有鸽子的夏天》还体现了作者对俄苏儿童文学传统的学习与回归。在上世纪50年代，俄苏儿童文学无疑是对中国儿童文学影响最大的外来文学，它一般有这么几个主题：人与自然的关系，对生活、对祖国、对世界的爱，对勤劳、善良、勇敢、无私的歌颂。诺索夫和盖达尔的作品都善于讲故事，塑造男孩子的形象，语言幽默、细节生动，描摹的全是儿童的日常生活。我们这些年的写作，受欧美儿童文学的影响比较大，对俄苏儿童文学的传统一度否定和丢弃。俄苏儿童文学作品有其独特魅力。儿童研究自然探究自然的故事，儿童对世界、对环境、对生活、对家乡的热爱，鲜活的儿童日常生活等，都是俄苏儿童文学中最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在《有鸽子的夏天》里，我欣喜地看到了对俄苏儿童文学经典的再次学习和对其艺术传统的接续。 《有鸽子的夏天》通过对“50后”独特童年生活的表现，为当代儿童读者展示了一片“异质”的童年天空，又通过鲜活的童年感觉的描摹和捕捉，达到了和当代少儿读者心灵的相通性。这是一部有着经典品质的儿童小说新作，为我们当代童年写作带来了新的思考和启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