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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欧洲文学史上被称为“世纪末”，人类社会的形态、生存方式在这一时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大变革，此时德语文坛上群星闪耀：卡夫卡、里尔克、托马斯·曼……他们不仅为后世留下了名垂青史的文学巨著，而且也以其深邃的思考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知识分子，其中，罗伯特·穆齐尔堪称奥地利文学人物中的佼佼者。 穆齐尔与弗兰兹·卡夫卡、马塞尔·普鲁斯特、詹姆斯·乔伊斯并列为20世纪最重要的现代派作家。他的未竟之作《没有个性的人》也与马赛尔·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一起被公认为20世纪最伟大的文学巨著。这样一部伟大的作品，今人阅读起来却颇多艰难，其中原因，一是该作品卷帙浩繁，二是作者使用的“随笔体”的写作手法。因此，不仅在德语文坛，即使在世界文坛，穆齐尔都是一个罕见的知名作家，正如英国日耳曼学家弗兰克·凯尔莫德断言：“穆齐尔是20世纪伟大小说家中被阅读得最少的一位。” 一 要想进入穆齐尔的文学世界，就必须对穆齐尔所处的时代做一个简单的考察。在中世纪，上帝是衡量一切人间事物的准则，人们的灵魂属于上帝，人们的全部精神力量都投入到了心灵世界的开发，无论是世俗的物质享受还是肉体的男欢女爱都被人们普遍排斥。然而近代以来，经济利益至上，科学理性大行其道，传统价值和意义风光不再，追求利益最大化、满足人的私欲成为现代人生存的全部目的，甚至是唯一目的。相比于中世纪，现代人在科学技术领域独领风骚，在精神文化领域却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之中。马克斯·韦伯从社会学研究的角度得出这样的结论：现代性徒有理性化的外表，实质却是一个任何人都拿它没办法的非理性过程。到了19世纪末，尼采一声大喝：“上帝死了！”追随上帝的先知和精英失去了精神的家园，人的生命内容及存在性质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化，人不再是那种以信仰为精神依托的理性和感性合而为一的生命存在，而是以利益为唯一目的的单向度工具性存在。因此，在穆齐尔所生活成长的19世纪末到20世纪20年代，以实证主义为代表的理性追求和以存在主义为代表的非理性主义思潮并存；在文学界，解构了传统文学的叙事风格和理念的自然主义、象征主义、达达主义、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等轮番登场。在这样错综复杂的时代背景下，穆齐尔作为一名有高度责任感的思想家，对他所处时代的欧洲精神状况进行了深入的思考：“我们不是有太多的理智、太少心灵，而是在心灵问题上太缺少理智。”作者在随笔《无救的欧洲》中的这句话表达了他的看法，他一面批判理性的独断，一面又努力克服近代以来主客分离的弊病。在穆齐尔看来，人类精神生活的对象可以分为理性领域与非理性领域，即感性领域，或曰“诗人的理性”。穆齐尔所努力的，就是要达到感性与理性的合流，从而给西方文明指出方向和出路。 由于现代性把人类带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精神困境，现代工业文明出现以前普遍存在的生活意义和真理传统受到了空前的挑战。在各色人等汇集的大都市，一切传统价值和观念都化为无形，新媒体的出现催生出了城市里的大众文化，而大众文化的出现又把以往的艺术审美改造成了文化消费，并以摧枯拉朽之势瓦解了千百年的传统思想观念和风俗习惯。在穆齐尔就读于柏林大学期间，新康德主义正在盛行，其代表人物齐美尔认为，19、20世纪之交的大工业化社会使个人生存日益原子化和碎片化，大众文化则沦落为为庸夫愚妇们提供娱乐谈资乃至刺激感官的消费品。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异化”，齐美尔则称之为“物化”。如此，公共生活与工业制成品一起向私人空间渗透，个人空间被严重挤压，社会化大生产犹如一头怪兽，使得现代社会的每个人都无处藏身，只能乖乖就范。这一切，也就构成了穆齐尔对“没有个性”的哲学思考的历史大环境。 二 《没有个性的人》中的主人公乌尔里希时年32岁，仍然单身一人，事业未成。然而，乌尔里希并非无所追求，他曾经雄心勃勃地在人生坐标里寻找自己的位置，尝试过军官、工程师和数学家三种职业，然而都无一例外地失败了。事实上，这三种职业既是作者穆齐尔自己本身的人生经历，也是20世纪初最为光鲜体面、最能够代表科学理性的三种职业，它们在穆齐尔的另一部小说《三个女人》中也曾出现。乌尔里希失败的原因并非是能力不够，而是他对“现实”的认识使然，他说：“人们赢得现实失去了梦幻”，如果屈从于社会现实，自我价值将无法实现，于是乌尔里希“不愿再当一个有前途的人了”。他变得玩世不恭，在社交生活中也显得与外界格格不入。他的这种情况，在世俗的眼光看来，就是一个失败的典型，于是，就连他的父亲也为之着急，希望他早日出人头地，成为一个“有个性”的人。那么，什么是有“个性”呢？这里的“个性”和个人的道德品行、性格气质无关，而应该是以世俗的标准，实现自我价值，赢得众人尊重的能力。在一个商业化的社会里，一个人的自我价值，主要体现在他的身价上，只要取得了经济上的成功，自然就能赢得大众的尊重。为了实现经济的最大利益，社会中的每个人都自觉地对自己的职业安排、技能要求乃至爱情婚姻等进行“合理化”的配置，人们貌似生活在一种极端的“科学理性”之下，然而人生的本义应该是“感性”，于是现代社会在抛弃了人伦的异化道路上越走越远。 按理说，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科学的昌明，人类应该获得越来越多的自由。但是，由于整个社会以经济利益的最大化为指针，每个人都被裹挟其中，如果有人胆敢不遵守这套标准，就会成为整个社会的异类，遭到无情的打击。小说中图齐有一句话：“即使文化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生活菜肴里的盐，上流社会说到底是不喜欢吃放盐太多的菜的。”在这种社会环境下，只有少数人还残存着“自我”的意识，进行微弱的反抗，乌尔里希就是其中的一位。他在意识里反复玩味着现实性和可能性，以为“人们可以用它做一切事，也可以什么事也不做，可以成为一个救世主或一个罪犯”。在资本的操纵下，整个社会生活变得千篇一律，人类日益平面化，像乌尔里希这样有精神追求的人从根本上说已经不具备与整个社会潮流抗衡的能力，他只能借助精神的力量，沉迷于彷徨之中。因而在世人眼中，他就成为无所作为的、“没有个性”的无用之人。 与乌尔里希相对照，阿恩海姆是一个极“有个性的人”，“这是一个德国大富豪，一个富有的犹太人，一个怪人，此人写诗，控制煤炭价格并且是德国皇帝的私人朋友”。在世人眼中，这无疑是一个成功的典范，是大众所羡慕的对象。与阿恩海姆相似的“有个性的人”还有图齐夫人，即狄奥蒂玛。这是一位“才貌双全”的女子，活跃于维也纳上流社会的沙龙之中，总是能得到一大群男人的簇拥与恭维，其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然而，她并没有什么深刻的见识，文中说：“狄奥蒂玛的伟大思想不是别的，无非就是普鲁士人阿恩海姆必须担任这个伟大的奥地利行动的精神领导，虽然这个行动的嫉妒的锋芒直指普鲁士——德国。”作者在不动声色之中完成了他的冷幽默，并且加上一句：“谁觉得它不可理解或可笑，谁就是虐待一具尸体。”阿恩海姆应邀主办“平行行动”，来到奥地利，口口声声说是为了“使自己在古老奥地利文化的巴罗克魔力熏陶下从一个今天正从事创造性工作的文明人的计算、实利主义、荒凉的野性中稍稍恢复一些元气”，实际上完全是借助“平行行动”继续为自己沽名钓誉。在与狄奥蒂玛的交往中，两人产生了暧昧关系，这在本书开篇就有交代，但到106节，阿恩海姆深信不疑地在心里说：“一个意识到了自己的责任的人，如果他对某人倾心相爱，他最终也只可以牺牲利息，决不可以牺牲本金！”内心的独白暴露了阿恩海姆的本色，他所做的一切，无非是为了实现利益的最大化，“理智”最终战胜了“情感”，在经济利益面前，爱情的神圣性荡然无存。这样一对被世俗社会认可的“有个性的人”，作者对他们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判与讽刺。书中“有个性的人”还有很多，例如莱恩斯多夫伯爵、图齐司长、菲舍尔经理、封·博尔特维尔将军等人，所有这些人，无不道貌岸然，成为作者嬉笑怒骂的对象。 三 身处虚妄的现实社会而不自觉，或者浑浑噩噩，或者曳尾泥涂，甚至能够如鱼得水，这就是大部分人的生存状态。这样的人，无疑会被世俗所认可，较易成为世俗所公认的“有个性的人”。而乌尔里希的问题就在于，他认识到了社会要求的“个性”的荒诞性，认识到了这套标准对人性的扭曲，于是他拒绝接受任何一个现实世界里分配给他的角色，但他又找不到自己的方向。他的两个朋友瓦尔特和克拉丽瑟，他们同样对现实世界感到失望，但还没有像乌尔里希那样绝望，他们尽管有着各自的性格缺陷或者认识局限，还仍然能够和乌尔里希展开精神对话，在一定意义上，他们同样是不肯盲从于这个社会潮流的清醒者。小说中值得注意的还有两个人物，一个是杀人犯莫斯布鲁格尔，他是一面镜子，各色人等在这面镜子面前都显示出了自己的本性。克拉丽瑟努力营救他出狱，乌尔里希则感到“莫斯布鲁格尔比他所过着的他那自己的生活与他更休戚相关”，“我们对一个行为的判断从来就不是对这行为的受上帝酬报或惩罚的那一面的判断”，莫斯布鲁格尔引发了乌尔里希对于现实性和虚拟性的思考。而小说中的另一个人物，他的妹妹阿加特，则引导他踏上寻找“另一种状态”的路途。阿加特抛弃了自己的丈夫，与胞兄陷入了感情漩涡，以普通世俗生活里的道德标准来看，这是一段不伦之恋，然而我们必须承认，艺术家和哲人的思考远远超出了普通世俗的标准。《穆齐尔散文》中作者有过这样一段论述：“若想理解艺术，人们在现实生活中也必须学会换一种方式思考。人们可以把随便某种共同目标定义为道德，但却应该在更大的尺度上允许岔路。”在《没有个性的人》中，作者又说：“如果有现实感，那就一定也有虚拟感。”既然现实生活是如此的荒诞，无论是对杀人犯的同情，还是与妹妹的乱伦，穆齐尔探讨的其实是生活的另一种“可能性”。在穆齐尔的笔下，可能性比现实性的地位更高，他甚至提出要取消现实的主张：“要求人们献身于思想史而不囿于世界史，要求人们去占有那永远不能完全实现的东西并最终也许这样去生活，就仿佛人们不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而只是一本书里的一个人物似的。” 可以看出，穆齐尔是一个不安于现状的人，他否定现实，推崇理想。而要否定现实，最适当的手段莫过于“反讽”。通观全书，反讽的笔调随处可见，仅就标题而言，“个性”其实就是现代社会要求所有个体都必须绝对遵守的一套符合科学理性的标准，从而实现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否则就被现实社会抛弃。因此说穿了，“个性”其实就是“共性”，所谓“有个性的人”，其实是最没有个性的人；而“没有个性的人”才真正是最有个性的人，这是本书最大的反讽！然而，对于已存的现实事实，穆齐尔可以毫不费力地加以嘲讽；对于理想，他却没有具体的方案，因此，表现在乌尔里希的追求上，他和哈姆雷特一样耽于空想，迟于行动，但哈姆雷特起码知道自己怎样做才是有价值的，而乌尔里希甚至都不知道人生的价值何在，自己究竟应该怎样去做。从这个意义上讲，《没有个性的人》注定只能是一部未竟之作，因为人生的追问本来就是没有答案的。当然这无损于穆齐尔的伟大，作为一位哲人式的文学家，提出问题本身就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四 作为一部现代主义文学巨著，《没有个性的人》具有现代主义文学的共性——淡化一切情节，甚至连时间、地点的交代都模糊不清。但是相比于其他现代主义作品，《没有个性的人》显得更加艰深难读，因为这部所谓的叙事作品竟如同大部头的哲学著作一样晦涩。吴勇立在《青年穆齐尔创作思想研究》的前言中说：“穆齐尔已不把艺术性作为文学创作首先追求的目的，或者说，文学在穆齐尔那里不再是单纯的美学成品或简单的感情体验的铺陈，而是一种借助对‘可能性’的条分缕析来认识和解读历史的实验手段。”此中原因，首先可能要归于穆齐尔作为自然科学家的严谨和作为人文学者的渊博及深刻，他力图把现代分裂的现象和本质、感性和理性、物质和心灵、绝对与相对等范畴重新整合统一起来。然而归根结底，自然科学的根据还是在人文学科那里，爱因斯坦有言：“人类通往毁灭的道路是由杰出的科学家的名字铺就的。”因此穆齐尔思考的最终归宿还是回归感性世界，这也是他放弃了工程师而选择了作家职业的原因所在。他选择了文学的形式，思考着永远困扰着人类的哲学难题。 在写作手法上，全书虽然采用了比较传统的叙事形式，但最大的特点是俯拾皆是的大段议论，甚至可以说《没有个性的人》实质上就是一部披着文学外衣的哲学探讨。曹雪芹有幸，遇到了能从一般人的爱恨情仇、卿卿我我之中看出精心设计的结构，能够体会到作者一片良苦用心的脂砚斋、畸笏叟等人；穆齐尔则没有属于自己的脂砚斋，于是他不得不常常自己跳出来发表议论，而他的这种纵横万里、天马行空式的议论无疑又加剧了本书的难度，使跟不上作者思维的读者视其为畏途。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小说写得失去了普通读者所期待的可读性，难怪英国日耳曼学者斯泰恩感叹：“对于这样一个问题，（《没有个性的人》）是不是一部伟大的小说，我想，至多只能这样回答：它是伟大的，但不是小说。”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有人将《没有个性的人》称为被高高地供奉在文坛上的孤独的神明。 尽管穆齐尔已经离我们远去，那些困扰了他一生的哲学问题却丝毫没有得到解决。我们发现，科学技术和工业资本的结合貌似给我们带来了过去几千年累计起来都不能相比的巨额财富，现代文明打造出来的大都市貌似为我们提供了传统文明无法比拟的丰富多彩的个人发展空间，但内心的空虚却日甚一日，无聊感时时刻刻充斥在当代人的心头。穆齐尔所反映的现代社会问题，诸如“虚无性”“异化”“工具理性”，不但依然存在，而且变本加厉，我们身处其中并且越陷越深。所不同者，只是有的人不甘屈从于现实而力图反抗，有的人则浑浑噩噩懵然不觉，那么，谁是“没有个性的人”？谁又是“有个性的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