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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传传统是中国小说最重要的传统之一，这缘于小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因此，小说依附于历史是小说获得“合法性”地位的一种策略。后来，这种策略性的实践“愈演愈烈，历史叙事是小说最重要的写作方式，“史诗”成为作家创作的最高理想、批评家评价小说的最高境界或标准。这一标准或境界现在已经时过境迁，叙事学建立之后，我们了解了历史也是一种叙事，历史就是历史学家的历史，历史叙事的多种方式证实了事实的确如此。既有史家书写的被称为正史的历史，也有民间流行或口传的历史，还有记录闾巷旧闻的史籍类型，其内容、体例等与小说相类似的“稗史《艾约堡秘史》也是历史讲述的一种形式，通过一段“秘史，张炜发现了大变革时代新的人物以及人性的无限丰富性和复杂性，发现和创造了淳于宝册这个堪称“典型人物”的文学形象，用文学的方式重新阐释了偶然性、女性、豪杰与历史发展的关系。另一方面，这是张炜写得最为汪洋恣肆酣畅淋漓的小说，他的自信与欣然为他带来了空前的写作自由。 艾约堡是它的主人狸金集团董事长淳于宝册建立的独立王国。这个神秘的所在，我们通过淳于宝册情人蛹儿的视角大致可以了解：淳于宝册曾带着新来的艾约堡主任蛹儿参观了他的府邸。这个府邸不仅阔大无比——它的主体是一座挖空的山包，而且极尽奢华，既像一个神话，更像一个迷宫，并且隐蔽而私密。室内亮起的是温温的尊贵的光，回廊里散发的味道是檀香；内勤人员有领班、守门人、保洁人，居然还有两位速记员。在蛹儿看来，即使花上几天时间，也无法将这个领地熟悉过来。“蛹儿任职一个星期之后还要常常迷路。”保洁人员要注意规避主人，“所有人员恪守最严的即是管住嘴巴，不能对外言说堡内任何物事。这就是艾约堡的内部环境，它的特点是：私密、隐蔽、奢华、高贵、森严、压抑、封闭。其中最重要的是私密和封闭。这是淳于宝册的府邸，他就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这一环境一方面是淳于宝册自己建造的，是他理想或梦想的个人居住环境；一方面，这个环境也进一步塑造了他的性格和膨胀了他的自我想象：这是一个独立、封闭的个人王国。府邸内一切秩序井然，他就是主宰，就是王。艾约堡的环境与淳于宝册的性格构成了同构关系。在小说人物塑造的逻辑上它是如此完美。于小说结构而言，这个神秘的所在和神秘的人物，是一个巨大的悬念：一切都有待于被呈现和揭示。 神秘文化，是前现代政治的一大特征。王权的神秘性就在于最大的秘密只掌控在王者的手里。明清电视剧之所以大行其道，就在于观众有顽固的窥秘心理。另一方面，家族——特别是大家族，他们的院落是缩小的宫廷，家族统治者是微缩的王权。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艾约堡就是前现代文明的产物，它具备这一文明的所有要素。神秘是一种气氛，它给人以恐惧和无处不在的威慑；但神秘也有它的魔力，被神秘吸引的人络绎不绝，从知书达理的知识分子到乡间纯朴美丽的姑娘，从饱经沧桑的智者到巧舌如簧的天才。前赴后继一如蛹儿初来艾约堡时和欧驼兰进入跛子大院时的心境。神秘的新奇感和巨大的刺激性，使他们如同置身另一个世界，它令人胆怯、蹑手蹑脚、心跳乃至窒息。神秘会改变人对世界的看法，因此也决定了人后来去向的无限可能性。张炜对中国前现代文明以及这一文明向现代转变过程中的“中国人物、中国故事是如此烂熟于心。这也是张炜这部小说的魅力所在。 淳于宝册就是这个神秘所在的神秘人物。他是一个私营企业的巨头，一个“荒凉病”患者，一个钟情于三个女人的情种，同时也是一个出身卑微、有巨大创伤记忆的“大创造者。他是一方霸主，在艾约堡不怒自威，他也可以不理“朝政，大事小情交给孙子“老肚带”打理，他像奥勃罗洛夫每天偎在床上一样泡在浴缸里；他欲望无边，信誓旦旦要“拿下”他垂涎已久的海湾矶滩角，但他真正感兴趣的不是权力也不是金钱，他感兴趣的是那些被称为情种的“特异家伙”；粗俗时他可以脱下员工裤子打屁股，破口大骂那些试图阻止他意愿的人，同时他也是一个慈善家，向社会捐赠很多金钱……他的性格是一个矛盾集合体，在我的阅读记忆中，这是一个从未出现过的人物。对他的判断构成了对我们极大的美学挑战。他将自己的府邸或企业心脏命名为“艾约堡”，既是他的历史记忆，也是他的现实实践。有人问他：你住的地方为什么叫艾约堡。他一概不答。而最切实生动的诠释是：递哎哟“像递上一件东西一样，双手捧上自己痛不欲生的呻吟，那意味着一个人最后的绝望和耻辱，是彻头彻尾的失败，是无路可投的哀求。几乎没有任何一句话能将可怕的人生境遇渲染得如此淋漓尽致，可以说是形容一个人悲苦无告的极致，也是一种屈辱生存的描述。那是绝望和痛苦之极的呻吟，只去掉了那个“口”字。这是刻骨铭心的记忆，是无自尊无希望的乞求之声。这一创伤就是他惨痛的童年记忆，他曾不断屈辱地向人“递哎哟。功成名就之后，那些不堪回首的场景还时常浮现在眼前： ……有一天宝册刚进校门，一个同学就嘻着脸跟上，然后故意学老奶奶一拐一拐走路和做活。宝册一颗心脏狂跳，一声不吭地躲开很远。那个人学得更起劲，呼叫着，又引来几个同学。他们凑上来，他就缩到了墙角。那个人尖尖的鼻子快要碰到他的脸上。宝册一双手涨得难受，想擦一下眼睛，开始刚刚抬起就握成了拳头，不知怎么就落到了尖鼻子上。一声号叫，尖鼻子流出血来。几个人退开几步，接着一齐拥上。有人搂住他的腰，他无法动弹，尖鼻子就猛踢他的肚子。他倒下，他们就一块踩踏。他双手护住自己的脸，闭紧双眼，听他们喊：打！打！打得他‘递哎哟！”他咬紧牙关躲闪，一声不吭。 这是淳于宝册的前史，类似的场景在小说中不时出现，“附录”中更是比比皆是。因此，在暴力面前“递哎哟”的屈辱，是他挥之难去精神暗区，这个创痛几乎伴随了他的一生；但是，这一经历并没有使他成为“递哎哟”的反对者，他痛恨“递哎哟，同时也是一个“递哎哟”的实践者。当海湾矶滩角的事情遇到一些麻烦时，他说—— “那是怎么回事？“这一个胃口忒大，把砖头（成捆的现金）扔回来，说要一条船。”“什么船？“能出远海那种。妈的，狮子大开口。”淳于宝册大骂：这个混蛋！“我让保安处的人揍了他一顿，然后装到麻袋里，直接往冰凉的海里仍，他很快‘递了哎哟，第二天就老老实实接过了砖头……” 让被征服者“递哎哟”也成了淳于宝册的一大快事。在企业的层面，淳于宝册最大的梦想就是吞噬矶滩角海湾，扩张自己的商业帝国。 但是，日常生活中，他的全部焦虑并不在这里。他关注和焦虑的是男女之事。在他看来： 人世间的一切奇迹，说到底都由男女间这一对不测的关系转化而来，也因此而显得深奥无比。有些家事国事乍一看远离了儿女情愫，实则内部还是曲折地联系在一起，不过是某种特殊的转移和反射而已。淳于宝册认为狸金全部的、最高的奥秘都可归结于此，即人与人之间不可思议的吸引力和征服力……这几十年来从狸金到个人的所有结局，都是由那个发端一点点衍生出来的，往后的走向也必定与之有关。天地间有一种阴阳转换的伟大定力，它首先是从男女事情上体现出来的。 因此，这个自命不凡是“大创造者，从来也没有离开他的凡胎肉身：我这一辈子也没干别的，就是建立了一个伟大的集团。不过女人的事把我折磨得死去活来，让我不断地‘递了哎哟’，可是没有她们就没有伟大的集团。”这是淳于宝册的女性观，也是他的历史观。当然，就文学而言，男女之事不仅最具文学性，而且它也能够最集中、最充分地表达出人性。淳于宝册的原配是一个被他称为“老政委”的女人，这是一个几近传奇般的人物。她年过三十，貌不惊人，肤色黝黑，五短身材，最大的爱好是舞枪弄棒，而且比淳于宝册大六岁。但“老政委”自有她迷人的性情，她豪迈、豪爽、深谋远虑、从容淡定。在淳于宝册看来，这是女人中的“稀缺品种。这场爱情的结果是，“老政委”帮助淳于宝册打下了财富江山、创建了“艾约堡”帝国。她则功成身退，远赴英伦陪儿子“小四眼”生活并在那里度过余生。他时常怀念“老政委，在情人蛹儿面前也毫不掩饰；蛹儿是淳于宝册的情人兼艾约堡的管家，她对淳于宝册的情感是没有保留的奉献。她容忍主人所有的缺陷包括情感上的放荡不羁。她是淳于宝册生活最实用的那部分。不同的是，她与“艺术家”跛子和“企业家”瘦子的情感前史，一直让淳于宝册兴趣盎然难以释怀；欧驼兰是一个民俗学学者，也是淳于宝册的梦中情人。淳于宝册出身卑微，但人越缺乏什么就一定要凸显或追求什么。他特别聘任的速记员——随时记下他的言论并豪华地装订成册，从一个方面表达了他的内心诉求。因此，与其说吞并矶滩角是一种经济行为，是淳于宝册帝国的扩张行为，毋宁说是淳于宝册为了打压矶滩角的村头——也是他不曾宣告的情敌吴沙原的一次意气用事。征服矶滩角的最大用意更是为了征服欧驼兰。这是小说中最具文学意味的情节之一。试想，为了一个钟情的女人不惜大动干戈，用集团的力量作为抵押并不计后果，这是何等的气派，何等诗意？但是，淳于宝册与三个女人的关系，与其说是爱情，毋宁说是男女关系更本质。与小说中其他男女关系比较起来，比如蛹儿与瘦子、跛子的关系，吴沙原与欧驼兰之间的微妙关系，狸金集团的老肚带与女副总、矶滩角的老鲇鱼与女店主、吴沙原的前妻与海岛少尉关系，更有爱情意味。吴沙原与欧驼兰的互相欣赏，吴沙原前妻竟然与海岛少尉私奔等，是何等富有诗意的爱情——或含情脉脉或轰轰烈烈。因此，淳于宝册对男女关系的理解，更像是他的历史观的一种比附。 历史发展的偶然性以及与女人的关系，应该是文学叙事的原型之一。烽火戏诸侯、伊利亚特、凤仪亭吕布戏貂蝉、安史之乱、吴三桂反明等，女人与历史、与战争、与商场官场的关系，从来没有消歇。即便在作家张炜这里，在他过去的作品中，也可以看到这一观念的延续。比如《丑行或浪漫》，小说讲的是一个乡村美丽丰饶的女子刘蜜蜡，经历重重磨难，浪迹天涯，最终与青年时代的情人不期而遇。但这不是一个大团圆的故事。在刘蜜蜡漫长的逃离苦难的经历中，在她以身体推动情节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了“历史是一个女人的身体”的叙事，刘蜜蜡以自己的身体揭开了“隐藏的历史。在传统的历史叙事中，当然也包括张炜过去的部分小说，中国乡村和农民都被赋予了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乡村是纤尘不染的纯净之地，农民是淳朴善良的天然群体。这一叙事的合法性如上所述，其依据已经隐含在20世纪激进主义的历史叙事之中。但《丑行或浪漫》对张炜来说大不相同。张炜不再执意赞美或背离过去的乡村乌托邦，而是着意于文学本体，使文学在 最大的可能性上展示与人相关的性与情。于是，小说就有了刘蜜蜡、雷丁、铜娃和老刘懵；就有了伍爷大河马、老獾和小油矬父子、高干女等人。这些人物用“人民“农民“群众”等复数概念已经难以概括，这些复数概念对这不同的人物已经失去了阐释效率。他们同为农民，但在和刘蜜蜡的关系上，特别是在与刘蜜蜡的“身体”关系上，产生了本质性的差异。因此，小说超越了阶级和身份的划分方式，而是在乡村文化对女性“身体”欲望的差异上，区分了人性的善与恶。在这个意义上，乡村历史是一个女人的身体。在小说的内部结构上，它不仅以刘蜜蜡的身体叙事推动情节发展，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敞开了乡村文化难以察觉的隐秘历史。特别是对小油矬父子、伍爷大河马等形象的塑造，显示了张炜对乡村文化的另一种读解。他们同样是乡村文化的产物，但他们因野蛮、愚昧、无知和残暴，却成了刘蜜蜡凶残的追杀者。他们的精神和思想状态，仍然停留于蛮荒时代，人最本能又没有道德伦理制约的欲望，就是他们生存的全部依据和理由。张炜没有将刘蜜蜡塑造成一个东方圣母的形象，她不再是一个大地和母亲的载意符号。她只是一个东方善良、多情、美丽的乡村女人。她可以爱两个男人，也可以以施与的方式委身一个破落的光棍汉。这时的张炜自然还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但他已不再是一个乌托邦式的理想主义者。他在坚持文学批判性的同时，不止是对城市和现代性的批判，而首先批判的是农民阶级自身存在并难以超越的劣根性和因愚昧而与生俱来的人性“恶。对人性内在问题的关注，对性与情连根拔起式的挖掘，显示了张炜理解乡村文化和创造文学所能达到的深度。张炜在塑造淳于宝册这个文学人物时，延续了他对两性关系与历史发展偶然性的观念。淳于宝册个人史以及狸金集团的发展史，与三个女人密切相关，没有这三个女人，淳于宝册和狸金集团就失去了讲述的可能。 再回到淳于宝册这个人物。淳于宝册营造了艾约堡的神秘，他是一个神秘人物；同时，他对“未知”的人与事也充满了好奇，或者说，未知的事物在他看来就是神秘。打探神秘是他的一大爱好——他有窥秘心理。他对蛹儿的两任男人一直怀有打探的兴趣：我早就有个想法，就是将来有机会把你那个跛子、瘦子，再加上村头和少尉几个人请到一张桌子上，大家好好喝一场，这多么有意思啊！”窥秘心理是普遍的心理；对大人物而言，一切都在掌控之中，他只制造神秘，让所有的人都处在不确定性之中，没有安全感，没有保障，只有随遇而安逆来顺受。淳于宝册只是一个商业巨头，他商业上的巨大成功并没有换取心灵世界需要的东西。他对这些无关紧要事物的情趣证实了这一点。另一方面，他敏感、多疑，他有自我保护的本能需要。他对气味的敏感，是他性格的一大特征：蛹儿仍在熟睡，满屋都是麦黄杏那样的体息，他从来认为这种气味作为一个女人的标志不仅绝妙，而且价抵千金。他曾努力回忆一生中所经历的女子，能够清晰记得的有臭豆腐味儿、蘑菇的清香、铁锈气；老政委则是劣质烟草混合火药那样的气息，一闻而知属于职业军人。”不仅对女性的气味敏感，对各种气味都一概如此。我们经常看到淳于宝册嗅到的是：浓浓的地瓜味儿“食物的气味儿“草垛旁的花斑牛的檀香混合气息“刺鼻的硝味儿“浓浓的松脂味儿“土腥气“浓烈的香水味儿“海腥气“老熊味儿”等。甚至在两性关系上，他也认为“有的浪子甚至极有可能使用气味，当然也算返祖现象了，他们一见中意的女人就施放出一种气息，那个女人也就被熏晕了，心里飘飘悠悠，再也没法好好过日子了。在淳于宝册那里，气息是他判断人与事的直觉或尺度。味道、气息，是生活最细微处，能够辨识、洞悉这最细微之处的差异，也就是将生活的细部写到了极致。 正在构建的“气味学”认为，气味是物质最重要的特征之一，最能代表物质的本质，一种物质一种气味，没有相同气味的两种不同物质，物质不变其气味不变，气味改变了物质一定发生了质的改变；没有绝对不挥发的物质，因此任何物质都有气味产生；任何生物都有呼吸，是新陈代谢活动的表征，而呼吸系统与嗅觉系统是相关联的，因而任何生物体都有嗅觉；任何生物的嗅觉都有一定的感知范围，也必有它的盲区。生物嗅觉的感知范围，仅仅与它的生存需要有关，与生存有益的为正相关，与生存有害的为负相关，与生存无关的气味是它的盲区。氧气、水蒸气、二氧化碳、一氧化碳与生存相关，而人对它们无感觉，是因为它们一直存在于空气中，人们不需要刻意寻求或防范它们，所以人的嗅觉中枢删除了它们的气味信号。沙漠之舟的骆驼需要找水源，它就保留了对水蒸气的敏感。气味对是生物界的共同语言；嗅觉是生命的守护神。气味淳于宝册来说，是用来识别人、也用来自我保护的方式之一。他的经验主义未必与科学有关，但作为一个文学人物，他的“气味学”也是他性格的一大特征。因此，淳于宝册作为一个成功的文学人物，就在于他以自己的思想、情感和行为方式塑造了自己的性格，他是按照自己的性格完成他的现实生活与精神履历的，他不是作家观念的产物，不是主题先行的产物，他来自生活，来自这个时代的整体气息和精神风貌的一个方面。 我曾在不同的场合表达过，新世纪以来，我们文学已经不再关注人物的塑造。但文学史一再证实，任何一个能在文学史上存留下来并对后来的文学产生影响的文学现象，首先是创造了独特的文学人物，特别是那些“共名”的文学人物。比如法国的“局外人、英国的“漂泊者、俄国的“当代英雄“床上的废物、日本的“逃遁者”、中国现代的“零余者”、美国的“遁世少年”等人物，代表了西方不同时期文学成就。如果没有这些人物，西方文学的巨大影响就无从谈起；如何评价当代中国“十七年”文学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如果没有梁生宝、萧长春、高大泉这些人物，不仅难以建构起社会主义初期的文化空间，甚至也难以建构起文学中的社会主义价值系统；新时期以来，如果没有知青形象、“右派文学”中的受难者形象，以隋抱扑、白嘉轩为代表的农民形象，现代派文学中的反抗者形象，高加林这样个人冒险家的形象，“新写实文学”中的小人物形象，以庄之蝶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形象，王朔的“玩主”等，也就没有新时期文学的万千气象。但是，当下文学虽然数量巨大，我们却只见作品不见人物。“底层写作“打工文学、乡土文学、城市文学等，整体上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效应，但它的影响基本是文学之外的原因，是现代性过程中产生的社会问题。我们还难以从中发现有代表性的文学人物。因此，如何回到恩格斯的“典型人物，塑造让读者过目不忘的文学人物，仍然是当下文学创作应该优先考虑的重要问题。 《艾约堡秘史》是“稗史”之一种。张炜在淳于宝册的“秘史中”塑造了他。作为文学人物，他有阐释的无限可能性，他有现实感、当下性、真实性和形上的普遍性。我们都有淳于宝册性格中的某些方面。他没有安全感，经常无奈无助，心无归依，前无方向，内心深感“荒凉”而无力自我救赎。他富可敌国，但他就是没有快乐可言。这是淳于宝册吗？这就是淳于宝册。但是，这也是当下我们共同经历的心境和情绪，是我们早已感知却没有道出的那种隐痛。因此，当淳于宝册一出，不啻为惊雷闪电——他是惊雷，唤醒了我们的切肤之痛；他是闪电，照亮我们的难以名状的精神状况——我们都是淳于宝册。秘史一经解密，它是如此的触目惊心——艾约堡秘史，竟然也是我们的心灵秘史。如果是这样的话，《艾约堡秘史》就是一部忧伤的小说，它艺术上的真实性属于现实主义，而它流淌的五味杂陈的绵长思绪，又具有鲜明的浪漫主义特征。这是一部大作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