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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梁建植曾与胡适有过书信往来，其在写给胡适的信中首先表达了对胡适的敬仰之情，并希望胡适能够提出“可以警醒我朝鲜青年之高论”，信末，梁建植表示想要拜读《尝试集》和胡适作序的《新式标点水浒传》，并请求告知购买途径。但信中所提到的《尝试集》和《新式标点水浒传》的相关信息应该也是通过日本学界获得。因为青木正儿在《以胡适为中心旋涡的文学革命》就提到《尝试集》且日本刊物曾刊登过胡适作序的《新式标点水浒传》的相关介绍。梁建植在翻译青木正儿的文章时，也必然看到了这些中国文学的相关信息。这说明，直到1920年代初，“中国→日本→朝鲜半岛”仍然是处于日据时代的朝鲜半岛关注和研究中国新文学革命的重要路径。 发端于1915年的新文化运动，在中国引起巨大波澜，也吸引了世界范围内关注的目光。但对于当时朝鲜半岛的知识分子来说，缺乏接触中国新文学的直接路径，因此只能借力于日本，以了解中国的文学发展状况。换言之，梁建植在近代殖民地语境中，保持了对中国文学的关注，但由于时代的局限性，他对中国新文学运动的译介和研究不得不借助于日本学界，采用迂回和间接的方式来关注中国新文学。 除了翻译日本学界的研究成果，梁建植还直接翻译中国五四文学革命的相关文章。如将胡适1919年发表的《谈新诗》翻译为《新诗谈》，刊载于1923年37—40号的《东明》杂志上。将《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翻译之后在1923年8月26日至10月21日的《东亚日报》连载刊出。此外还有《中国文学革命的先驱者——静庵王国维》《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等均发表在《朝鲜日报》和《东亚日报》等核心报纸上。不难看出，梁建植试图以翻译为媒介，将五四文学革命的理论成果介绍到朝鲜半岛，其目的在于唤醒朝鲜文坛，敦促朝鲜文学界仿照中国进行文学革命。 在《新诗谈》的序文中，他披露了胡适倡导文学革命和白话诗的动机，希望对朝鲜半岛诗歌的转型提供参考。在《中国的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译序”中，梁建植指出朝鲜半岛与中国在很多方面存在类似之处，通过介绍中国文学的变革，可以刺激民族的启蒙意识，通过文艺革新，能够真正实现朝鲜半岛的“文学革命”。《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原是成仿吾发表在《创造月刊》的文章，梁建植将其翻译之后发表在1930年4月1日的《东亚日报》上，文中他提及主张言文一致的胡适和陈独秀以《反新青年》提出的文学三大主义为原则，使新文学理论体系的构建成为可能。同时，介绍了指向写实主义的“文学研究会”和重视浪漫主义的“创造社”，并高度评价了“创造社”对基于文学美感和想象力的自我表达的重视。 梁建植着眼于中朝传统的连带性以及现实的同质性，成为朝鲜半岛翻译介绍五四新文学运动的第一人。从五四新文学运动中，他看到了朝鲜文化和文学转型的可能性。除了借力日本学界和直接翻译中国新文学革命理论，他还自主撰写了《反新文学出版物流行的中国文学奇现象》和《中国的现代作家》等批评文章。他对五四新文学运动的译介和批评，并非只是思想和内容的简单传达，而是将中国新文学运动的成功与挫折视为重要镜鉴，以此来检视朝鲜文坛，其终极目的在于推进朝鲜半岛的思想启蒙和文学变革。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新文学的发生与朝鲜半岛文学现代化建构之关联研究”（18BZW120）、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朝鲜半岛近代转型期的中韩文人交流研究”（2017SJB1320）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