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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甫根尼·阿勃拉莫维奇·巴拉丁斯基这个名字对于中国读者来说还相当陌生，他仅比普希金小一岁，同属19世纪初的浪漫主义诗人，普希金赞美过他的诗歌，别林斯基批评过他的诗歌，格林卡曾经将他的诗歌《觉醒》改编成广为传唱的歌曲《你不必将我勾引》。或许是因为同时代的普希金耀眼的光芒遮蔽了巴拉丁斯基，也或许是因为他过于冷淡与哲理性的语言难以获得理解与共鸣，更或许是他诗歌重视个体表达在革命浪潮涌来的时代不合时宜，所以巴拉丁斯基在俄罗斯文学史上的价值长时间被隐没。由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周露博士撰写的学术专著《巴拉丁斯基哲理抒情诗研究》一书，将这位诗人的价值带回到大众眼前审视，我们这才发现，不论在俄罗斯还是其他西方国家，都需要重新对巴拉丁斯基的诗歌进行研究和评价。而在中国，我们对他的诗歌及其本人的认知还几乎为零。 《巴拉丁斯基哲理抒情诗研究》一书对巴拉丁斯基诗歌进行了全面研究，有机会让中国读者和研究者充分认识这位19世纪俄国浪漫主义诗人的价值。作者在书中引用了巴拉丁斯基大量原著原文，在对原诗分析的同时，写出了作者与研究俄罗斯19世纪文学的中俄学者们就诗歌切磋交流的细节。书中也引用了巴拉丁斯基同时代诗人及评论家对他诗歌的评论，以及俄国文艺理论家们对诗歌本体的探讨，论证得十分有说服力。 俄罗斯19世纪初诗歌中有一种普遍的共性：个体观念的强烈表达，但作者也注意到巴拉丁斯基诗歌个体性与其他诗人的不同，他的观念起始于个体，却常常融入整体之中，将个体消解，体现出俄罗斯特有的浪漫主义风格。举例来说，诗歌《表白》中的开端是：“这消息定会传到你的耳畔，但你不必嫉妒，我与她之间，不会有任何默契和心灵的欲念，我跟她在婚礼冠下，未结同心，只是共抽命运之签。”俄国浪漫主义不同于西欧浪漫主义，西欧浪漫主义是向往的、憧憬的，但俄国的浪漫主义却是残酷的、惆怅的。作者在分析《表白》的结尾注意到人称的变化：“我们没有权利支配自己，在那些青春年少的日子里，我们过于仓促地山盟海誓，在万能的命运看来，那也许荒唐无稽。”巴拉丁斯基将“我”的人称移位到“我们”，作者分析这不仅是他的个体化爱情表达，而是进入普遍爱情表达，脱离了个体，进入了整体，另外还加强了与读者的共情交流。在巴拉丁斯基的多数爱情诗歌中，“你”“我”人称的变化都不够鲜明，爱情的主体可以被转移到任何个体身上，而正是因为个体的不确定，个体才可能转移进整体的普遍性当中。专著作者对巴拉丁斯基爱情诗的心理分析做了大量研究，认为巴拉丁斯基爱情诗是冷色调的、缺乏炙热情感的，但也正因为这种压抑的负面情绪，才迸发了极大的才情，构建了爱情诗中的复杂心理，绝不是简单正面的爱恋激情和美好的辞藻就可以构成完美的爱情诗，巴拉丁斯基爱情诗中个体的出现与消失，形成层次分明的立体感，体现出情感力量的巨大张力。 作者同时分析了巴拉丁斯基诗歌中的故乡问题，把“故乡”和“异乡”作为诗歌中的一对矛盾，在“故乡”和“异乡”的空间拉扯之中，体现的是个体在往昔与现今的时间迁移中而产生的心理变化。比如：“我若有所思，漫步在幼时熟悉小径……我置身于山谷，魂牵梦绕的山谷，是你孕育了我最初的思想。”巴拉丁斯基故乡主题诗歌存在着一种萧瑟的悲凉感，故乡主题的悲凉感构成了他悲观主义诗歌的底色。作者针对诗人诸多故乡主题的诗歌进行了细致入微地分析，让我们对俄罗斯文学、诗歌中的重要命题“乡土问题”也有了新的认识。作者还探讨了巴拉丁斯基对象征派诗歌的影响，对其诗歌中的未来主义倾向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对研究欧洲以及俄罗斯19世纪到20世纪诗歌具有启发作用。 巴拉丁斯基的诗歌有造境的功能，从有我之境到无我之境，它创造个体又消解个体。巴拉丁斯基对社会变革缺乏敏锐性，但对自我心境的变化却充满灵性。可以说巴拉丁斯基是俄罗斯19世纪诗人中非常奇特的一位。在研究19世纪俄罗斯诗歌时，他是一位无法被绕过的诗人。《巴拉丁斯基抒情哲理诗歌研究》为中国读者提供了一把钥匙，以开启与这位尘封已久的俄罗斯诗人对话的大门。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