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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间会议室，四面墙壁上挂满了死去的男性大师的画像，我们在这里开一场关于“当代女性诗歌”的会议。墙上挂着这么多男人，死去的黄种男人、死去的“父亲”，这是打击女性写作，还是激励女性写作？ 新诗研究中心成立仪式的第一个论坛，设置的主题是“当代女性诗歌”，这是否意味着女性诗歌是“当代新诗”的吉祥物？还是说它有辟邪的作用？吉祥物是不伤害人的，可爱的，面带微笑的，辟邪则是吓跑各路怪物的猛兽。不过还有另外一种吉祥物，它本来是猛兽，但脸上是挂着笑的。 对于中国文学与文化来说，“女性写作”是吉祥物还是怪兽，至今悬而未决。但在现实之中，它的位置和形象，更像一个幽灵。 幽灵是这样一种东西：它似乎存在，又似乎不存在，位置在存在与不存在之间；它让人心神不宁，既打发不走，又解决不了。这个叫“女性写作”的幽灵，往往只在开研讨会时才存在，而且还不在现场，仿佛在隔壁的屋子里。因为在世界上的某个角落里可能存在一种叫做“女性诗歌”的东西，所以每年要召开很多研讨会，来召唤这个幽灵。 1 “女性写作”的幽灵 具有自觉的女性性别立场或价值诉求的女性诗歌，80年代中后期开始出现在中国，给汉语文学带来了刺激，也带来了很多“性别麻烦”。对于“女性写作”的描述、解释和价值判断，一直充满分歧，从80年代一直争议到现在，争议了二十多年，都没有得出什么稳固的结论，更没有达成共识。第一代女性诗歌的研究者似乎都已经疲乏了，厌倦了。比如80年代中期最早提出“女性诗歌”说法的唐晓渡先生，就避而不谈自己对女性诗歌的新想法，而是向我们（女性自己）提问，让女性自己提供对女性诗歌的新解释。可见，女性诗歌所带来的“解释的麻烦”，还将延续下去。 80年代中期，以翟永明、伊蕾她们为代表的女性诗歌出现时，就像出现了长着两个头的美杜莎：一个是女性形象的神秘化，一个是女性形象的世俗化。对翟永明诗歌中女性意识与女性话语的解读，总是与“黑夜意识”绑在一起，仿佛女性就是黑夜的代言人（这导致了一个问题：90年代之后翟永明面对日常经验世界的“白昼写作”，难道是对女性意识的背叛吗？）翟永明诗中的女性形象，通常被读解为女人的原型，或女人渴望返回的本源。那么，从发生学来看，诗中的“女人”为什么要寻找自己的本源，而不是像舒婷诗歌那样找到“祖国”或“爱人肩头”？寻找女性生命的本源，即对“被遮蔽的女性自我”的寻求。因此，这个“我的眼睛像两个伤口”的女性形象，首先是一个女病人的形象：我感觉我自己有病，就像陀思托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记》，主人公一会儿说“我是个病人”，一会儿又反问，“不，难道我真的有病吗？”当女人以“女人”为主题写作时（《女人》组诗），既是对女性身份的自我确认，还是对潜在对话者——男性文化——的质询，“如果你们是健康的，我就是有病的。”我是个病人，那么怎样治疗自己？治疗的方式，一是成为通灵者（两个世界之间的使者），二是成为完满者（如同创世的女娲）。女病人－女巫－女神，这是巫术式的救赎方式：告别健康人的行列，成为“患病者”，患病的结果是“通灵”。 翟永明的诗歌，创造了神秘主义的女性形象。神秘主义是一种极端自由的加速转变形式。将女人的形象神秘化，这是一种加速转变的方式，将自己加速转变成一个全新的、陌生的形象。然而，在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主导的时代，神秘主义叙事面临一种危险，就是很容易变成精神治疗对象，或精神病理学的研究对象，容易被禁锢或隔离，关进文学历史研究中的“妇科”病房。 与翟永明的诗歌同时诞生的，还有一种诗歌类型，就是追问“病因是什么”。这种诗歌在萌芽时，常常容易被忽视。伊蕾写于1986年的组诗《被围困者》，呈现了女性被围困的现实处境、女性对被围困的感觉（房间/墙/栅栏/锁链/禁锢），以及幻想的解决方式（逃亡/疯狂/爆炸/死亡冲动），也创造了女性作为“被围困者”的形象。被围困者，与翟永明诗中“没有杀人者，也没有幸免者”（《女人》）的描述形成了呼应。如果说翟永明的诗歌创造了“通灵的女病人”的形象，那么伊蕾则展现了病因，就是女人为什么会成为病人——因为她被种种有形无形的力量所围困。其中，那种难以名状的无形的力量（比如家庭晚餐餐桌上座位排列的“金字塔”结构），构成了更深层的“病因”。值得注意的是，同一时期残雪的小说《突围表演》（1987），与伊蕾诗歌《被围困者》之间构成了互文关系。或许男性对“被围困”这个词也很有认同感，在现实生活之中，男人也经常会感到自己是被围困者。但如果说男性主要是被社会权力秩序围困的话，女性除了被社会权力秩序围困之外，还被男权文化、男权话语以及无处不在的目光所围困，因此，女性所处的包围圈更大。以伊蕾的“被围困者”形象为先兆，90年代女性诗歌的“日常经验化”与叙事化，进一步开拓了中国女性经验叙述的话语空间。在90年代至今的诗歌写作中，翟永明式的女性生命经验寓言（生死、白昼黑夜，时间主题），与伊蕾式的女性生存经验叙述（生命经验的空间化展开），交织融汇在一起，为汉语诗歌带来了性别对话的活力。 然而，具有明确女性意识的“女性诗歌”在中国发展了二十多年，当下的生存境况却不容乐观，甚至可以说有些方面在恶化。首先，就女性主义诗歌运动的群体性而言，女性结社、刊物的出版以及女性诗歌的批评研究，甚至不如亚洲其他国家地区的情况，比如日本、韩国都有“女诗人协会”，台湾有叫“女鲸诗社”的社团，由几代女诗人组成，有持续的出版物。而在中国大陆，无论是作为女性主义的文化运动，还是女权主义的社会政治运动，都比较贫乏。“女性写作”作为80年代兴起的反抗文化整体中的一支，在90年代以后遇到了新的困境，出现了挫折乃至倒退。其中，除了宏观的政治、社会原因，还有微观权力的作用。宏观权力显而易见，而微观权力对人的影响和塑造，却往往容易被忽视。比如我们现在身处的这间四壁挂着“死去的黄种男人”的会议室，对于一名女性来说，也是构成个体生存背景的一种微观权力。但这种具体的、细节化的微观权力关系，却经常被忽略不计。 80年代的反抗文化在中国并没有完成，又碰上了市场经济与文化的商品化，老问题没有解决，又产生了很多新的问题。宏观和微观权力交织在一起，很多宏观权力还改头换面以微观权力的形式出现的，形成了很多陷阱。我注意到，一些早期受益于“女性”标签的作家，在被迫回应“女性主义”的问题时，形成了一个通行的表述模式：我不是女性写作，而是作为人的写作。女性作家为什么采用这种自卫式的表述模式？一种原因，是进入主流文学史的策略，进入男性话语主导的“历史叙事”的冲动，压倒了女性自觉的性别诉求（这也涉及到文学史撰写的方式，文学史的叙述怎样安置女性写作？）另一个原因，就是文学商品化与大众文化对“女性写作”的利用与榨取，导致许多女性作者一方面被市场利用，另一方面又试图变被动为主动利用市场，从而加剧了女性主义写作的总体困境。这是写作的困境，也是批评研究的困境。 面对压抑，有一个通行的应对模式，就是弗洛伊德提出的“压抑－转移－升华”的模式。女性写作同样也掉入了这种应对模式：因为遭到各种有形无形的“压抑”，于是转移（文学史、市场），既而“升华”。这种转移和升华，有时候还采用了“倒错”的形式。这样一种压抑与转移的模式，作为社会文化病理学，值得关注。这就是女性写作幽灵化的历史过程：从“一间自己的屋子”出发，成了“可能在隔壁的屋子里”。 2 作为幽灵的诗歌 事实上，我们很可能不知道“女性”是什么，也不知道“诗歌”是什么。就像“女性意识”如同一个身影飘忽的幽灵一样，作为人类反抗文化的一部分，诗歌也是一个幽灵。在权力和资本统治的现实之中，诗歌处于存在与非存在之间的状态。我们在这个会议室里能感觉到自己是个诗人，走出这个会议室，走到大街上、市场上、公司里，就不知道或不确定自己到底是谁了。正如帕斯所说的：诗人在现代社会，成了一个“谁也不是”的幽灵。 不管诗人是什么，诗首先是一个不安地提问的声音，对一切貌似“理所当然”的事物进行提问。压抑之物，往往是以“理所当然”的形象出现的，比如权力逻辑、资本逻辑。诗歌这个幽灵和女性意识这个幽灵的共同之处，就是让单一意义的垄断者产生动摇，让这些单一意义的裂缝中，生长出更多的生命迹象。一些人类共有的特质：无意识、梦幻、死亡冲动、个人的精神危机，这些难以命名的事物，都是坚硬世界的“裂缝制造者”。与其称为“女性特质”，不如叫阴性特质，也许是人类共有的，但你没有充分意识到的，或者是因为生存的必要性而进行自我压制的。在此意义上，女性意识与诗歌意识的共同之处，是成为单一意义沙文主义的解毒剂。 诗（文学）不是按订单提供意见的机器，它的根本使命是呈现并捍卫人的复杂性。女性主义的价值诉求，可以理解为：追求平等，保持差异。平等指的是权利的平等，差异指的是性别的差异。文学的使命是捍卫复杂性，反对任何牺牲差异的简化。中国人吃够了简化的苦头，任何一种简化的口号都很容易将人绑架，而且，口号越是简单，绑架得就越快。如果说文学有什么使命，那就是对人的差异性存在的呈现和捍卫，使得人们不容易被打着单一口号的骗局所绑架。这就是诗歌（文学）写作的必要性。 还是让我们回到“一首诗的发生”上来吧。我写过一首以“女人”为题的诗，叫《致一个企图破坏仪式的女人》。一位女性解读者认为，这首诗表现了三种冲突：国家的、种族的、性别的冲突。概括得很全面。但对于诗歌来说，任何一种解读都是一种简化方式。社会历史批评关注“写什么”，形式主义批评关注“怎么写”，符号的意识形态批判，则关注“为什么这样写”。对于作者来说，“为什么这样写”的追问，是一个最难回避的问题。那就通过这首诗，试着回答“为什么这样写”的问题吧。2008年奥运会火炬传到巴黎，一个女人冲进去要破坏仪式，法国警察把她抬走了。我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一幕：一个穿着现代时尚服装的妇女，在大庭广众之下，在镜头中被抬走了，还没有冲进去就被抬走了，她在挣扎和尖叫，露出一节肚皮。也许她是作为一个人在反抗，但却是作为一个女人被观看：人们通过镜头画面，在观看这幕戏剧化场景的同时，也在观看她的身体细节。一种被观看的反抗，其中有两种权力的交织，一种是宏观的政治（国族），一种是“观看”行为中的微观权力——男人，还有女人，都在观看镜头中的这个女人，有意识的，无意识的。作为对这种“观看政治”的反讽式回应，我在诗中既呈现了被观看之物（女人的各种身体细节），也对观看的目光进行描述，通过对观看的观看，将“观看”陌生化，使之重新成为一个问题。 女性写作的语言使命，是“诗与真”，创造一种更本真的生命语言；女性写作的文化使命，则是在批判与修正男权文化及其话语机制的基础上，创造性别对话与交融的可能。同样，诗歌话语也是与文化其他部分，以及与文化整体的对话。当然这种对话不仅仅是“破坏仪式”的对话，还是修复和创造语言的对话。 在女权主义运动最早取得社会成果的那些国家，性别问题主要是作为文化问题，以及微观权力问题而存在。而在第三世界国家，女性问题同时作为政治问题、社会问题、文化问题而存在。对于诗歌写作者来说，它首先表现为一个语言问题。 2010年全世界最大的明星是“章鱼保罗”，据说它成功地预测了世界杯重要比赛的结果。这真是一个绝妙的寓言：如果男性不能得救，女性也不能得救，最后的预言家会变成一只章鱼。 （在北师大中国当代新诗研究中心“女性诗歌论坛”上的发言） 《致一个企图破坏仪式的女人》 在巴黎的街道上，年轻英俊的警察捉住一个试图破坏外交仪式的异族女人，一个人托住腋下，一个人抓住两条腿，面带微笑，将她抬往喷着香水的警车，抬上全世界的电视屏幕。沙发上坐着50亿法官，他们要求镜头推得再近一些……我们不认识这个女人，这个女人是西藏的，也是塔吉克斯坦的，卢旺达的，塔利班的，是犹太的，我们认识这个女人，这个女人是女人的。 她像兴奋的猴子一样尖叫，抓住警察的手荡秋千，露出一节肚皮 小腹结实得可以抵挡子弹，光滑得可以登上男人帮的封面 上面没有枪眼，只有形状不够文明的肚脐，像我们一样 她有我们所有的零件 白色T恤，灰色牛仔裤，头巾腰带，鞋子袜子，耳环戒指项链 令人失望的是，她没有化妆成毛茸茸的异族人 左臂上没有多神教的金色文身 牛仔裤里也没有藏着紫色的尾巴。 一位没有尾巴的妇女为什么突然躺倒在大街上 而不是和我们一道沿着大街上的黄色箭头爬向一个叫未来的洞穴？ 女人，这里有核武器和大麻可以战胜恐惧 有足球和星座和任天堂可以战胜孤独，女人 这里每秒钟有一次成功的机会 所有的失败者离承认失败还有一百光年 这里没有恐惧，有疯狂的幽默 没有谎言，有写进宪法的废话 没有上帝有十万名先知 没有巫婆，有被割掉的舌头 这里没有废墟，但有在废墟上长大的儿女 没有细菌但有传染病 没有精神病院但有围墙 没有法官，只有罪犯，没有赌场，只有破产的赌徒 这里没有孩子，有疲惫的父母 这里没有女人有精血被吸干的男人 固执的女人，你尖叫 是因为比我们更勇敢，还是更容易受惊? 在太阳系的第三颗行星上，难道谁剥下了谁的皮? 即使剥下了皮，我们也会再长出来 你一定要睁开固执的眼睛看看我们， 我们比你更强悍，比剥我们皮的人 更耐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