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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曾经不止一次出现过“书写世界”的热潮，这既反映了文学家的民族意识，又是古典传统中的天下情怀和大同理想的现代表达。刘慈欣的科幻小说，是中国文学再次“转向外在”的表征。这些作品承继着近代以来中国人救亡图存的民族情怀，对曾经灿烂于红色岁月的“第三世界”国际主义精神亦不能忘怀，但他的创作还具有真正意义上的普世关怀，对人类的现实困境和未来命运有深广的关注、思考和展望。“民族寓言”的概念不足以理解和把握刘慈欣作为文学家的创作和作为思想者的探索。只有直面其小说和随笔中的“总体性”，当代中国文学才能充分吸收刘慈欣和科幻小说带来的包含着生命力的新鲜空气。 【关键词】 刘慈欣 科幻小说 文学史 民族寓言 世界主义 自从《三体》赢得雨果奖和世界声誉，文化界和学术界都对刘慈欣及其科幻创作产生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正在经典化的《三体》三部曲不仅是刘慈欣个人的杰作，也是中国科幻文学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复兴以来最重要的收获；在此之外，更有敏锐的学者指出，相对于狭隘琐碎的当代主流文学，刘慈欣的科幻创作体现了“重建整体性”的雄心。然而，刘慈欣科幻小说的独特性及其在文学史上的意义，仅仅放在新世纪以来的文学发展图景中，尚不足以彰显。藉由刘慈欣科幻小说的特征，反观二十世纪初以来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变迁的历程，我们在过去的文学史研究中所忽略或轻视的、主要由科幻小说等边缘文类所承担的重要面向，便会在新的历史视野中浮出水面。 一 近代之前，除了宗教、志怪题材的书写，和一些出使纪行的诗作，中国文学的表现对象较少越过本土的疆界。不多的几部笔走异域的名著，如《山海经》《西游记》《镜花缘》，也往往将赤县神州之外的地方写成充斥着奇风异俗、珍禽怪兽乃至神魔鬼怪的异质空间。只有在经历了晚清“开眼看世界”的知识和观念更新后，对中国之外的广阔世界进行写实的文学呈现和世俗的文学想象才成为一种潮流。较之繁盛一时但却具有精英属性的海外游记，晚清小说书写世界的热情更具有指征意义。1902年，刊登在《新民丛报》第十四号上的广告《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说>》，列出了这本即将引领“小说界革命”的刊物拟刊载的十五种文类。在“政治小说”的标题下，梁启超给出了《新中国未来记》的内容概要： 此书起笔于义和团事变，叙至今后五十年止。全用梦幻倒影之法，而叙述皆用史笔，一若实有其人，实有其事者焉。其结构，先于南方有一省独立，举国豪杰同心协助之，建设共和立宪完全之政府，与全球各国结平等之约，通商修好。数年之后，各省皆应之，群起独立，为共和政府者四五。复以诸豪杰之尽瘁，合为一联邦大共和国。东三省亦改为一立宪君主国，未几亦加入联邦。举国国民，戮力一心，从事于殖产兴业，文学之盛，国力之富，冠绝全球。寻以西藏、蒙古主权问题与俄罗斯开战端，用外交手段联结英、美、日三国，大破俄军。复有民间志士，以私人资格暗助俄罗斯虚无党，覆其专制政府。最后因英、美、荷兰诸国殖民地虐待黄人问题，几酿成人种战争，欧美各国合纵以谋我，黄种诸国连横以应之，中国为主盟，协同日本、非律宾等国，互整军备。战端将破裂，匈加利人出而调停，其事乃解。卒在中国京师开一万国平和会议，中国宰相为议长，议定黄白两种人权利平等、互相亲睦种种条款，而此书亦以结局焉。[1] 尽管《新中国未来记》最终只写了五回就戛然而止，内中并没有这等大开大合的战略博弈，梁启超的狂想却显示了不容忽视的文学新变。“中国”不再是“天下”的同义或近义词，而成为“万国”的一员，与其他国家（相当一部分比中国更加强大）共同构成纷争的世界。而对这个春秋战国般群雄逐鹿的世界进行想象和书写，成为小说和文学的当务之急。遍观梁氏开列的文类，除政治小说外，哲理科学小说、军事小说、冒险小说乃至历史小说都是在“世界大舞台”上展开的故事。沿此思路，《新小说》第一号上出现了《新中国未来记》《海底旅行》《世界末日记》等多种具有世界视野的创作或译作；受此影响，晚清的小说家们纷纷展开了世界尺度的想象。碧荷馆主人先后出版的《黄金世界》（1907）、《新纪元》（1908），就内容来看，后者脱胎于《新中国未来记》概要，前者的灵感则来自于同一份广告上的《新桃源》（一名《海外新中国》）概要。其他“向外看”的作品，如《新年梦》《新石头记》《新野叟曝言》《电世界》等，亦多受《新中国未来记》启发。国事日蹇，文学家们却热烈地想象着强大起来的中国如何重塑世界秩序，这里面除了进化论与大同理想相结合的乌托邦精神，天朝上国心态的残留也发挥了相当的作用。 这种“转向外在”的文学趋势在民国初年遭受了严重挫折。政局动荡、军阀当国的惨淡现实，让许多曾经对立宪改制寄予厚望的人陷入沉默甚至颓唐。一些报人作家转向娱乐市民的写作，而观照世界的文学写作只在无政府主义乌托邦中得到了延续。[2]新文化运动兴起后，内省的、自我批判的思想倾向表现在文学中便是对国民生活与精神的审视。无论是写乡土，还是写自我，五四时期的文学都转向了中国的内在。尽管周作人提倡“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顾虑人类共同的运命”，但也说，“偶有创作，自然偏于见闻较确的中国一方面”。[3]这不能简单地归因于现实主义的取向。说到底，这个时期的知识分子，无论是成名学者，还是初出茅庐的青年学生，都侧重于民族国家从个体到整体的内在建设。中国现代文学从一开始就深受外国影响，同时也不乏异域书写。这些关于异国的文字里面，既有《赤都心史》《欧游杂记》《椰子和榴莲》等游记，也有《沉沦》《二马》《南行记》等小说。但这些作品若不是往复于中国人自己的苦痛和忧思，便是像徐訏、无名氏那样，将异域作为浪漫传奇的背景。真正具备世界格局和视野的，大概除了老舍的《小坡的生日》，唯有巴金的《亡命》等异域小说。[4]在民族危机深重的岁月，只有巴金这样的信仰坚定的无政府主义者，才能摆脱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蔑视一切种族、民族、国家和地方的区隔，真正身体力行周作人所说的，“我只承认大的方面有人类，小的方面有我，是真实的”[5]，并把谭嗣同早在《仁学》中便憧憬过的“地球之治也，以有天下而无国也。……无国则畛域化，战争息，猜忌绝，权谋弃，彼我亡，平等出……视其家，逆旅也；视其人，同胞也”[6]落实到自己的创作实践当中。 新中国建立后，文学界更新了自己的世界视野，这与国家的引导和支持密不可分。由于国家将翻译工作视为“伟大的文化新高潮”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构成部分”，并高度重视、大力投入文学翻译，外国文学的译介工作在短时间内突飞猛进，尤其在以往匮乏的亚非拉文学领域有了很大的拓展。[7]不过，体制化的文学环境在促使世界各国的文学作品纷至沓来的同时，也对中国作家对世界的书写构成了种种限制。知名作家虽然有不少到国外访问的机会，但一般而言只能在官方设定的文化交流轨道上写命题作文。与主流文学相比，响应“向科学进军”的号召而再度勃兴的科幻小说，较少受到“写实”的限制，反而有机会遥想实现现代化之后的社会主义中国给世界带来的变化。《黑龙号失踪》《边防暗哨》等反特作品尚未超越从晚清到民国时常出现在科幻小说中的“科技卫国”主题，郑文光的获奖之作《火星建设者》则更进一步，展现了人类共同的壮丽事业。小说中，火星勘探队长薛印青回忆道： 要把火星建设成为人类的第二故乡，成为人类征服宇宙空间的基地，这个伟大的理想就在那时刻萌芽了。……后来呢，您大概知道了：有51个国家参加了这个规模宏大的壮举。那时候，“向火星进军”的浪潮差不多席卷了整个地球！[8] 火星建设开启了新的纪元：“生活在沸腾，人们在战斗——人类成为地球以外自然界的主人的时代开始了。”这不禁让人想起五十多年前蔡元培对大同社会的期待：“（废除国家后）立一个胜自然会，因为人类没有互相争斗的事了，大家协力的同自然争，要叫雨晴寒暑都听人类指使，更要排驭空气，到星球上去殖民，这才是地球上人类竞争心的归宿呢。”[9]在社会主义大行于世、科学技术造福人类的乐观期待中，晚清以来不绝如缕的人类整体意识在郑文光笔下再次高扬，两大阵营的矛盾获得了想象性的消弭或回避。当然，这种矛盾在冷战的时代语境中还有另一种充满激情的解决方式，即“东风压倒西风”，但承载这种狂放想象的文学作品，如以手抄本形式流传的《献给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勇士》，要到思想和书写的规范遭到破坏的文革时期才会出现。 进入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动向与政经趋势颇有契合之处，一方面广泛引进和吸纳以现代西方为主的文艺创作和学术成果，另一方面，尤其在文学领域，逐渐告别宏大叙事，转向个体化、私人化、碎片化的写作。正如程光炜在反思八十年代寻根思潮时所言，在1985年之后的小说史中，“我们还没有看到一个能够令人信服和有能力地概括‘最近三十年’历史生活的主人公。我们无法在这些小说名作中找到自己所亲身经历过的生活的全部，痛苦、欢欣、困惑和迷离，向他们倾诉自己内心的剧痛”。[10]同样，我们也很难在三十多年来的中国文学作品中看到兼具艺术规模和思想深度的世界呈现，尽管中国作家的国际化程度已经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科幻小说也不例外。文类特性促使作家去想象外国和外星，但多数时候这些异域仅仅是布景性的存在。即便其中的某些文本承载着某种真切的关怀，也多是内向的、自我指涉的。像《美洲来的哥伦布》（1980）那样清晰地表达反帝反殖思想的作品，只是上一个时代的余响。 以上粗枝大叶地回顾了中国文学的百年历程，着眼点是对于世界的书写和思考。可以看到，中国文学在晚清出现了转向外在的热潮，到五四之后逐渐向内转；它的世界观照在新中国的“前三十年”得到恢复和扩大（但实际收获不丰），又在“后三十年”萎缩甚至失落。这里区分“内”与“外”的关键，并不是文学作品中是否出现了外国人物，故事是否发生在异域他乡，也不是有没有受到国外文艺思潮或名家名作的影响，而是文学家是否以包举天下、囊括宇内的气势和胆识，运用艺术的手法表现、剖析甚至重新规划整个世界的政治经济格局。这样的追求对于今天多数中国文学家来说，或许是久已不闻（如果不是闻所未闻）。然而，以文学以至文艺自近代以来具有的地位和影响而论，置身于全球化程度日益加深的时代，对文学提出建立或恢复整全视野的要求，自在情理之中。刘慈欣科幻小说的文学史意义，因而浮出水面：它们既是中国文学再次转向外在的重要指征，又为“文学外向”的深化提供了极具价值的参考。 二 作为当代中国最杰出的科幻作家，刘慈欣对科幻怀有非常纯粹的热爱：“科幻对于我们已不仅仅是一种文学形式，而是一个完整的精神世界、一种生活方式。”[11]他钟情于从“冷酷的方程式”中解放出科学之美的科幻小说，这样的小说“除了技术内核什么都没有，它的文学描写都集中在技术内核上，试图使技术诗意化”。[12]不过，这类“技术内核型”小说在刘慈欣的科幻创作中并不是主流。对于偏离“初心”、更多地触及现实政治与社会的作品，刘慈欣称之为“曲线救国”“迎合市场”，也就是功利色彩浓厚的权宜之计。但他在2003年《超新星纪元》出版之际写下的回忆文章告诉我们，初稿写于八九十年代之交的《超新星纪元》和同期写作、至今未能出版的《中国2185》，真实地反映了其政治思想。[13]在《中国2185》中还主要是背景的国际博弈，到了《超新星纪元》就变成了残酷的世界战争。刘慈欣曾在《三体》中借人物之口感叹：“在中国，任何超脱飞扬的思想都会砰然坠地的，现实的引力太沉重了。”[14]事实上，正是“现实”的介入使他的飘逸想象接了地气，呈现出厚重与空灵相结合的审美特征。 刘慈欣成为《科幻世界》作者后陆续写作的《全频带阻塞干扰》《混沌蝴蝶》《天使时代》《光荣与梦想》等几个短篇，更加集中地体现了对民族危亡的警惕。《全频带阻塞干扰》（2001）以俄罗斯的雪原为背景，讲述了一场信息化时代的卫国战争。北约在叛军的协助下大军压境，俄罗斯奋起抵抗，却因电子对抗方面的极度劣势而连连失利。危急时刻，孤身一人留守“万年风雪”号太空组合体天体物理学家米哈伊尔，操纵这座用于科研的庞大航天器驶向太阳，通过对太阳的精确撞击使这颗恒星喷发出强烈的电磁辐射，造成地球表面绝大部分无线电通信中断，一举扭转了战局。故事最初设定在中国，正式发表时因为可以理解的原因改成了俄罗斯，但这个改动并不全是技术性的。一方面，作者在小说的题辞中向俄罗斯人民致敬，表示“他们的文学影响了我的一生”；另一方面，能够在“正面抗击北约”的叙事构架中替换中国的，也只有俄罗斯，甚至可以说后者更为合适——这让人很自然地想起“短二十世纪”以来这两个非西方大国对西方主宰的世界格局接连的冲击。但若故事局限于后起之秀和老牌强权之间起因并不清晰的较量，就不过是“去政治化”的“修昔底德陷阱”之演绎，而刘慈欣在叙述中宕开的一笔使这个故事具备了更多的内涵。美军司令帕克将军因假牙共振而心烦意乱时，想到的竟然是万里之外、美军曾经驻扎的克拉克空军基地，因为他的两颗门牙正是被他抛弃的菲律宾情妇打掉的。 帕克默念，我的孩子，现在你在哪儿？你是和母亲在马尼拉的贫民窟中度日吗？你的父亲现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你而战。俄罗斯的民主政府上台后，北约的前锋将抵达中国边境，苏比克和克拉克将重新成为美国在太平洋上的海空军基地，那里将比上个世纪更繁荣，你会在那儿找到工作的！如果你是个女孩，说不定像你妈妈（她叫什么来着，哦，阿莲娜）一样能认识个美国军官…… 这个充满讽刺和戏谑意味的段落，让我们意识到这场战争对于整个世界的意义。殖民者重返殖民地，恩赐给当地人民“繁荣”和“幸福”，不啻于宣告二十世纪世界革命成果化为乌有。但即便殖民者并未卷土重来，非西方世界或者更准确地说第三世界的人民仍然遭受着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威胁。《混沌蝴蝶》（2002）中被狂轰滥炸的贝尔格莱德，《天使时代》（2002）中耀武扬威于非洲小国桑比亚沿海的航母战斗群，《光荣与梦想》（2003）所描绘的因长达十七年的封锁和制裁而奄奄一息的西亚共和国，都凝结着刘慈欣对不久之前发生的国际事件的充满愤慨的直观感受，而这样的情感在很大程度上源自作为中国革命遗产之一的“第三世界意识”。“他的写作具有明显的边缘视野，涵盖了一幅广阔的第三世界地图……在这些描写美国（和北约）与第三世界国家战争的作品中，他永远将令人激动的英雄形象设置在第三世界一方。”[15] 显然，对于第三世界的认同并不是出于置身事外的同情，而与中国在历史和现实中的感同身受有着密切关系。鲁迅和周作人译介以东欧受压迫民族文学为主的《域外小说集》，有唤起国人同仇敌忾之心而“转移性情，改造社会”的用意[16]；刘慈欣对第三世界的科幻书写，同样借助共同的苦难体验，表达了中国人的民族情感。[17]比周氏兄弟更进一步的是，他想象了第三世界人民运用科技来反抗侵略压迫、争取自由解放的不屈斗争。诉诸民族情绪是通俗小说的套路之一，但晚清以来的通俗小说往往把“科技强国”想象得过于轻易，甚至流于浅薄庸俗，但在刘慈欣笔下，这样的反抗有的最终仍不免失败，即便成功也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如《天使时代》中桑比亚人对“人类伦理”的僭越。这种悲剧色彩让人深刻地感受到反帝反殖斗争的艰难和沉重。更重要的是，刘慈欣非常清醒地和大行于网络“爽文”的逻辑保持着批判的距离。新世纪的两部最负盛名的历史穿越小说《新宋》和《宰执天下》，在国家治理和建设的思路上有不少分歧，却不约而同、毫无愧色地将殖民扩张视为强国之道，洋洋得意于“封建南海”之类霸权想象。相形之下，刘慈欣早在1990年代创作的《西洋》，已经辛辣地讽刺了这种在意淫中由自卫转向侵略的民族主义迷梦。《西洋》是一篇典型的或然历史（alternate history）小说：1420年，郑和率领的庞大舰队航行到非洲东海岸的摩加迪沙后，没有返回大明，而是继续远航，从而改变了历史。在另一个历史时空中的1997年7月1日，中国是主宰世界的超级强国。虽然按协议向英国交还了北爱尔兰，中国仍然是世界警察，国土包含新旧两块大陆，人民币是国际市场上的硬通货，中国画充斥欧洲……这似乎是在迎合很多人对于“进取开拓版”郑和下西洋的憧憬。但小说中主人公的儿子一登场，作者的意图便昭然若揭。这个大概正在上初中二年级的十五岁少年是个咄咄逼人甚至歇斯底里的民族主义者，沉浸于光荣的欧洲征服史，主张用不交会费来增加中国在联合国的权威，动辄逼问“你是不是中国人？！”，并流露出赤裸裸的种族歧视。与之相对，在中国新大陆留学的英国姑娘艾米，朴素、内敛但却坚韧，以传承本土艺术为己任。此间臧否，一石二鸟，既嘲讽了现实世界中的霸权行径，又对民族主义的做派和妄想嗤之以鼻。刘慈欣借主人公之口道出，人类文明的进步得益于东西方的交流与融合： 我们来到了一个陈列柜前，里面陈列着许多黄得发黑的欧洲中世纪的拉丁文旧书，有荷马史诗，有欧几里得的《几何原理》、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还有柏拉图的《理想国》和但丁的《神曲》……其中很多是十五世纪欧洲宗教栽判所的禁书。这些都是郑和到达西欧后让翻译给他读过的。 我对艾米说：“看，他读你们的书，从你们那儿得到了很多他没有的东西：他有指南针，却没有远航必需的欧洲精确钟表；他有比你们当时最大的船还大三倍的船，却没有欧洲绘制精确海图的技术……特别是基础科学，那时的明朝落后于欧洲，比如在地理学上，中国人仍相信天圆地方的世界。没有你们的科学，或者说没有东西方文化的融合，郑和不会接着向西航行，我们也不会得到美洲。” 富有自省精神的主人公还告诉儿子和艾米一段惊人的往事：郑和虽然征服了欧洲，却被健壮美丽的古希腊风格雕塑所代表的西洋文化所震撼，在迷茫和忧郁中产生了深深的乡愁，从而在一路向西的回家旅途中发现了新大陆。面对历史，《西洋》表现出清明的理性，跨越一个世纪的时光，与鲁迅对“兽性爱国之士”和“崇侵略者”的批判产生了共鸣。[18] 三 刘慈欣在国际政治层面表现出的鲜明立场引起了不少学者的关注。[19]尽管他们的理解和判断颇有差异，但其论析都会或多或少地聚焦于“民族”——既是源远流长、拥有五千年文明史的“文化民族”，更是近代以来饱受侵略、压迫和奴役，对“富国强兵”孜孜以求的“政治民族”。这样一来，弗雷德里克·杰姆逊的“民族寓言论”就顺理成章地成为刘慈欣研究中的一个非常重要和便利的理论视角：“第三世界的本文，甚至那些看起来好像是关于个人和力比多趋力的本文，总是以民族寓言（national allegory）的方式来投射一种政治：关于个人命运的故事包含着第三世界的大众文化和社会受到冲击的寓言。”[20]这一论断的回响，在王瑶的论述中最为分明：“在当代中国的科幻文本中，甚至那些看起来超越了政治目的和功利主义的要求，超越国家与民族‘小我’，以‘全世界人类共同命运’为书写对象的文本，依然或隐或显地以民族寓言的方式表露出文化政治的诉求。”[21]而“刘慈欣那些关注‘人类在宇宙中命运’的科幻小说，譬如《流浪地球》、《吞食者》或《三体》，读起来都俨然像是有关当代中国的民族寓言。”[22]在“民族寓言”的意义上解读刘慈欣科幻小说，的确是把握其政治维度的有效路径，上文论述对这一视角也多有吸纳。然而，有必要重申“民族寓言论”的局限性。[23]如果我们满足于或过多地使用“民族寓言”来界定刘慈欣科幻小说，就有可能将其封禁在从鲁迅的《狂人日记》以来的“民族寓言”序列之中，而忽视这些文本不能为“民族寓言”所涵盖的面向。准确地说，刘慈欣承继着近代以来中国人救亡图存的民族情怀，对曾经灿烂于红色岁月的“第三世界”国际主义精神亦不能忘怀，但他的创作还具有真正意义上的普世关怀。 在发表于2010年的科幻创作十年回顾中，刘慈欣表示，自己最初执着于“纯科幻”，对“人和人的社会完全不感兴趣”，在第二个阶段则“由对纯科幻意象的描写转向刻画人和大自然的关系”。[24]这里讲的“人”，并不是主流文学中常见的有典型意义或象征意味的个体，而是人类整体；对人和大自然之间关系的刻画，也不是要追求“天人合一”的和谐，而是以宇宙意义上的“自然”对人类的限制和约束为前提，积极地想象人类怎样运用技术来克服生存困境，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刘慈欣曾经设想，人类可以通过基因工程、纳米机械等技术，把自己的形体变成小白鼠甚至细菌般大小，减小自身尺度以扩张生存空间，实现“文明的反向扩张”。[25]随着脑科学和信息技术的进步，人类也有可能彻底抛弃“沉重的肉身”，生活在赛博空间。[26]不过，他赞赏和追求的还是文明的“正向扩张”，也就是向太空进军。《远航！远航！》《一个和十万个地球》《拥抱星舰文明》等多篇相关随笔的标题都昭示了他在这方面的激情和梦想。刘慈欣主张，从人类整体的立场出发，应该以各种方案开展宇宙航行，向太空移民，因为“地球的资源有限，总有枯竭的那一天；同时，地球生态圈同样是一个不稳定的系统，在未来有可能因为人类或自然的原因发生剧变，进而不适合人类生存”。[27]由于地球生态系统的极度复杂性、地球环境自然波动的烈度和人类生存发展需求的高速增长，仅仅依靠被动的环境保护是不能真正解决环境问题的，而整体性地主动调整和改变地球环境所需要的资金和技术，远远超过了太阳系内的行星际航行。[28]太空移民面临的障碍和挑战，除了技术，更多地来自于政治和经济方面：“短时间内对地球人类几乎没有什么看得见的效益；相反，在政治上比较有远见和想象力的人，还能预见到发展成熟的地外殖民地闹独立的麻烦。”因此，“真正大规模太空移民的启动，首先要求人类社会的另一次思想和文化的飞跃，这比技术进步更难。”[29] 刘慈欣的相当一部分科幻小说，可以视为致力于这种“思想和文化之飞跃”的启蒙读物。《流浪地球》（2000）和《微纪元》（2001）都是太阳灾变题材的小说，故事中人类用不同的方式顽强逃生；《吞食者》（2002）、《赡养人类》（2005）和《三体》三部曲（2006-2010）则用外星文明入侵的生动想象提醒读者，对人类还存在着另一种威胁；写于2016年的《不能共存的节日》用讽刺的口吻表达了对“反向扩张”的否定：在外星观察者眼中，尤里·加加林进入太空的1961年4月12日，有可能成为人类的“诞生节”，而脑机连接技术实现突破的2050年10月5日，却因开启了人类放弃现实、遁入虚拟世界的进程，而最终成为人类的“流产节”。执着于书写关于人类的故事，是刘慈欣的科幻小说观使然：“作为一个科幻小说作者，我倾向于把全人类看作一个整体。在科幻文学的潜意识中，人类就是一个人。”[30]科幻小说的特点不在于塑造个体形象，而是描绘整个种族或世界，“种族形象或世界形象是科幻对文学的贡献。”[31]但这种执着，又不仅仅源于文类自觉或形式追求，还有更深层的思想动因。 刘慈欣在饱读百年来的中外科幻小说后感叹，“我们如同走在一条由黑暗、灾难和恐怖筑成的长廊中。……在对未来的黑暗和灾难的描写中，科幻作家创造了最让人难忘的幻想世界，挖掘了最深刻的主题。”在学术研究中，科幻小说的批判性、预警性屡屡得到称许，反思科技对现代社会的负面影响被认为是这个文类最重要的文化功能，刘慈欣对此却有不同看法。他回忆道，父亲的一位老战友曾对他说：“科幻小说好啊！干了这么多年革命，到现在我们也没让老百姓知道共产主义到底是啥样儿。”而这句话“至今仍是我听到过的最深刻、最让我铭心刻骨的科幻评论”。[32]这种刻骨铭心缘于革命与建设的历史，也缘于科幻小说的不孚众望： 每个人之所以能忍受各种痛苦走过艰难的人生之路，全人类之所以能在变幻莫测的冷酷大自然中建起灿烂的文明，最根本的精神支柱就是对未来的憧憬。如果所有的希望都已破灭，可能一只蚂蚁都难以生存下去。只描写人类刻意避免的世界，而不描写人类做出了难以想象的巨大牺牲，世世代代用全部生命去追求的世界，这绝不是完美的科幻。 …… 把美好的未来展示给人们，是科幻文学所独有的功能，在人类的文化世界绝对找不出第二种东西能实现这个目标。主流文学没有这个能力，它对现实的描写，使我们对人类走过的艰难历程有了鲜活深刻的记忆，但对人类所要去的地方却一无所知。……人类生活最基本的寄托是对未来的希望，而唯一能把这种希望变成鲜活的图景的科幻文学在这方面无所作为，不能不说是一个极大的遗憾，这种遗憾可能已远远超出了科幻的范围，它可能是人类精神生活中的一个惨痛的损失。[33] 对希望的坚守，让人想起“反抗绝望”的鲁迅，而在文学层面对理想社会的召唤，与王尔德、曼海姆、布洛赫等乌托邦的捍卫者遥相呼应。他相信，“最美的科幻小说应该是乐观的”，并号召中国的科幻作家投身于光明未来的书写：“我们应该从中国的土地上创造出科学的‘乌托邦’三部曲。这个使命也许只能由中国人完成，因为同西方文化相比，中华文化是乐观的文化！”[34]虽然寄望于中华文化的乐观属性，其旨归仍是全人类。在刘慈欣最有代表性的“科技乌托邦”《微纪元》中，太阳的能量闪烁使地球表面变成了炼狱，但人类将自身体积缩小了十亿倍，从而在灾难降临之时全体迁移到地层深处，躲过了浩劫。地球的生态无法恢复到以前，但足以供给“微人”们近乎无穷无尽的物质资源，生活在无忧无虑的“微纪元”： 一小片草地对微人意味着什么？一个草原！一个草原又意味着什么？那是微人的一个绿色宇宙了！草原中的小溪呢?当微人们站在草根下看着清澈的小溪时，那在他们眼中是何等壮丽的奇观啊！地球领袖说过会下雨，会下雨就会有草原，就会有小溪的！还一定会有树，天啊，树！先行者想像一支微人探险队，从一棵树的根部出发开始他们漫长而奇妙的旅程，每一片树叶，对他们来说都是一个一望无际的绿色平原……还会有蝴蝶，它的双翅是微人眼中横贯天空的彩云。还会有鸟，每一声啼鸣在微人耳中都是一声来自宇宙的洪钟…… 清丽而壮观的“微纪元”想象或许过于空灵，而“中华文化是乐观文化”的判断又太简单，但纵观刘慈欣的科幻小说和随笔，不难发现,他并不是一个肤浅的乐观主义者。事实上，他的笔下少有“微纪元”这样让人“心旷神怡”的图景，更多的是对人类命运的忧虑。从冰河期的到来，到太阳异动、近距离超新星爆发等太空灾难，都有可能造成人类的毁灭，而人类醉心于个体幸福的追求，很少考虑整体的传承，在理论和现实上都没有做好应对灾难的准备。《三体·死神永生》中连同地球在内整个太阳系的毁灭，初看是执剑人程心的责任，但借用书中人物智子的话说，人们选择了她这个“人性”和“道德”的化身，也就选择了这个结局。 即便自然界的巨变不曾到来，人类同样有可能陷入灾难性的境地。《赡养人类》讲述了一个贫富极度分化的恶托邦：在遍布世界的高技术执法系统“社会机器”护持下，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的“神圣法则”强有力地支配着整个人类社会，导致富人和穷人分化成了不同的物种（让人想起威尔斯在《时间机器》中的类似想象），并最终使这个世界的资本主义达到了顶峰上的顶峰，百分之九十九的财富集中在一个人手中，这个人被称作“终产者”。大陆、海洋和天空都是终产者的私人财产，其余的二十亿穷人则在全封闭的住宅中苟延残喘： 我的家坐落在一条小河边，周围是绿色的草地，一直延伸到河沿，再延伸到河对岸翠绿的群山脚下，在家里就能听到群鸟鸣叫和鱼儿跃出水面的声音，能看到悠然的鹿群在河边饮水，特别是草地在和风中的波纹最让我陶醉。但这一切不属于我们，我们的家与外界严格隔绝，我们的窗是密封舷窗，永远都不能开的。要想外出，必须经过一段过渡舱，就像从飞船进入太空一样，事实上，我们的家就像一艘宇宙飞船，不同的是，恶劣的环境不是在外面，而是在里面！ 同样是草地，对微人是取之不尽的宇宙，对穷人却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禁区。刘慈欣写下的这个恶托邦，既是能在“占领华尔街”运动中“我们是99%”的怒吼中听到回响的社会批判，又表达了他的一贯观点：人类不应固守“人性”和地球。倘若画地为牢，人类即便不亡于社会矛盾的总爆发，也有可能因权力的恶性膨胀而成为“非人”。无论是乌托邦的幸福，还是恶托邦的苦难，体现的都是刘慈欣对整个人类的关怀。他的慨叹，悲悯，讥嘲，疾呼，都具有现代性批判的普世品格，对“道德”和“人性”充满怀疑：“敬畏头顶的星空，但对心中的道德不以为然。”[35]其特异之处在于，“破”的同时，他还是“立”的大胆而深刻的想象者和鼓吹者。 该怎样理解刘慈欣的人类书写？的确，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红色岁月留下的痕迹，也可以由“大航海时代”“生存空间”“殖民地”等语词感受到现代性逻辑的重复，还可以在小说中进一步深挖“政治无意识”；然而，一定要把这些小说视为舍此无他的民族意识投射，而对其中关于人类共同处境和问题的实实在在的意象呈现和思想实验视而不见，也就堕入了主流文学研究的惯性思维，潜意识中不相信文学有超越个体生活经验的局限书写整个世界的可能，不相信文学家不仅可以徜徉于历史与现实，还能够成为未来的立法者，不相信“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在当代思想者空前广阔的时空视野中完全可以在字面意义上去理解。刘慈欣曾经说，弱化人物形象、刻画种族形象的科幻文学，给了以人物为中心的文学一个“超越自恋”的机会；[36]我们也可以说，深切关注和思考人类命运的刘慈欣科幻小说，给了自囿于本土经验和惯常题材的当代中国主流文学一个超越自大和狭隘的契机。 结语 刘慈欣的科幻小说，一头植根于近现代中国历史，一头联结着人类的未来，中间则是当代中国人，或者更准确地说，生活在“平凡的世界”的中国人的困窘和希望。[37]他的作品体现了一个以托尔斯泰和巴尔扎克为榜样的文学者和思想者的宏大抱负。[38]全景性的观照和关怀，使他的小说在拒绝具有心理和性格深度的个体而“转向外在”时，没有沦为空洞的“星辰大海”或是“大国崛起”的图解，而是表现出思考世界、书写世界进而参与世界的能激昂也能沉静的雄心。这个世界并不是一度占据中国人视野的那个基本由欧美日加中国构成的残缺的世界，而是有着第三世界纵深，与真实的世界图景更为接近的文学世界，同时也是群星之一的小世界，在它之外还有浩渺星空中无穷无尽的三千大千世界。这样的书写，要求的是辽阔的视野、广博的知识和宏大的胸怀，而这由刘慈欣笔下游心天地、纵横宇宙的叙事和描写，对弱小者的悲悯和同情，以及对人类整体的呈现和思考，得到了有力的佐证。他在世界文学场域取得的成功，以及由此在国内引发的科幻文学与文化热潮，是一座里程碑，同时也是一个新的起点。当中国的成长真正带来文明的自信和自觉，我们将在中国文学中看到更多“转向外在”、更加整全的书写，看到天下情怀乃至大同梦想的归来。 【注释】 [1] 《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说>》，《新民丛报》第十四号，1902年8月18日。 [2] 参见耿传明：《清末民初“乌托邦”文学综论》，《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4期，第176-190页。 [3] 周作人：《人的文学》，《新青年》第5卷第6号，1918年12月15日。 [4] 参见沈庆利：《现代中国异域小说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10-125页。 [5] 周作人：《新文学的要求》，《晨报》，1920年1月8日。 [6] 蔡尚思、方行编：《谭嗣同全集》（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367页。 [7] 参见季羡林、刘振瀛：《五四运动后四十年来中国关于亚非各国文学的介绍和研究》，《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59年第4期，第153-173页。 [8] 郑文光：《火星建设者》，《中国青年》1957年第22期，第26页。 [9] 蔡元培：《新年梦》，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一卷），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241-242页。 [10] 程光炜：《重看“寻根思潮”》，《文艺争鸣》2014年第11期，第30-32页。 [11] 刘慈欣：《我们是科幻迷》，《最糟的宇宙，最好的地球——刘慈欣科幻评论随笔集》，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15年，第62页。 [12] 刘慈欣：《筑起我们的金字塔——由银河奖想到的》，《最糟的宇宙，最好的地球》，第8页。在刘慈欣看来，这种最为纯粹的科幻小说所蕴含的美感是无与伦比的：“世界各个民族都用自己最大胆、最绚丽的幻想来构筑自己的创世神话，但没有一个民族的创世神话如现代宇宙学的大爆炸理论那样壮丽，那样震撼人心；生命进化漫长的故事，其曲折和浪漫，也是上帝和女娲造人的故事所无法相比的。还有广义相对论诗一样的时空观，量子物理中精灵一样的微观世界，这些科学所创造的世界不但超出了我们的想象，而且超出了我们可能的想象。” 《混沌中的科幻》，《最糟的宇宙，最好的地球》，第2-3页。 [13] 刘慈欣：《第一代科幻迷的回忆》，《最糟的宇宙，最好的地球》，第69-74页。这篇对于理解刘慈欣科幻创作史有重要意义的文献的未删节版可见于网络。 [14] 本文所有对刘慈欣小说的引用，均依据重庆出版社2016年出版的“刘慈欣科幻作品典藏”。 [15] 罗雅琳：《新颖的刘慈欣文学：科幻与第三世界经验》，《现代中文学刊》2016年第5期，第83页。 [16] 周作人指出，“豫才那时的思想我想差不多可以民族主义包括之，如所介绍的文学亦以被压迫的民族为主，俄则取其反抗压制也。” 知堂：《关于鲁迅（之二）》，刘运峰编：《鲁迅先生纪念集》（上册），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38页。 [17] 《三体》三部曲中地球人对三体人入侵的英勇抗争，亦可作如是观。网络上流传着一个笑谈：“三体”这两个汉字的笔画略加拆解重组，就可以形成“日本”。这或许是一个巧合，不过刘慈欣确实说过这样的话：“在银河系文明中，全人类也就是一个民族。您能指望一个1940年的汉奸在2140年外星人入侵时为地球文明献身吗？” 《<球状闪电>访谈》，《最糟的宇宙，最好的地球》，第127页。 [18] 鲁迅：《破恶声论》，《鲁迅全集》（第八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3-36页。另参见拙文《“黄种”与晚清中国的乌托邦想象》，《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4年第3期，第16-17页。 [19] 除了前引罗雅琳论文外，贾立元和王一平的观点也很有代表性。前者指出，“尽管科学本身是最国际主义、最超脱世俗的，却在成长于红色年代的刘慈欣身上与一种公民对所属政治共同体的责任感奇妙地结合在一起，那最空灵的幻想无法不与中国最现实的创痛关联在一起”，刘慈欣的科幻小说体现了“中国人百年自强的历史经验与中国作风”；后者认为，“刘慈欣总是以序列底端的弱小种群应对重大危机的设想来展开小说。这种朝不保夕的危机感、力量悬殊的种群斗争，既是为了小说趣味性的设计，却也显示出本国族历史与现实的心灵烙印，即一定的民族寓言色彩”，但又表示，这些小说中对危机的抗争和克服“展现了正面的中国人形象及其力量”，亦即“所谓崛起中的大国力量和风范”，因而得到了官方和主流社会的肯定。贾立元：《“光荣中华”：刘慈欣科幻小说中的中国形象》，《渤海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第42、44页；王一平、王卫英《尘世之外的一瞥——刘慈欣科幻小说论》，《科普创作通讯》2015年第4期，第17、23页。 [20] 弗雷德里克·詹姆森：《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中的第三世界文学》，张京媛主编：《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235页。 [21] 王瑶：《全球化时代的民族寓言——当代中国科幻中的文化政治》，李广益编：《中国科幻文学再出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69页。 [22] 王瑶：《全球化时代的恐惧和希望——当代中国科幻文学与文化政治（1991-2012）》，北京大学博士论文，2014年，第280页。 [23] 王钦认为，无论是赞同者，还是以艾哈迈德为代表的批评者，对杰姆逊的“民族寓言“概念都产生了根本性的误读。“民族寓言”应该被理解为形式而非主题或内容。《杰姆逊的“民族寓言”：一个辩护》，《文艺理论研究》2014年第2期，第211-216页。王钦的解读为我们准确把握“民族寓言”提供了重要参考。不过，这里引述的王瑶、贾立元、王一平等研究者都是在“主题或内容”这层意义上来使用“民族寓言”概念的，因而本文仍将在这个层面展开商榷。 [24] 刘慈欣：《重返伊甸园》，《最糟的宇宙，最好的地球》，第217页。 [25] 刘慈欣：《文明的反向扩张》，《最糟的宇宙，最好的地球》，第81页。 [26] 刘慈欣：《关于人类未来的断想》，《最糟的宇宙，最好的地球》，第190页。 [27] 刘慈欣：《拥抱星舰文明》，《最糟的宇宙，最好的地球》，第262页。 [28] 刘慈欣：《一个和十万个地球》，《最糟的宇宙，最好的地球》，第233-235页。 [29] 刘慈欣：《拥抱星舰文明》，第263-264页。 [30] 刘慈欣：《走了三十亿年，我们干吗来了？——<太空将来时>序》，《最糟的宇宙，最好的地球》，第281页。 [31] 刘慈欣：《从大海见一滴水——对科幻小说中某些传统文学要素的反思》，《最糟的宇宙，最好的地球》，第113页。 [32] 刘慈欣：《理想之路——科幻和理想社会》，《最糟的宇宙，最好的地球》，第25-26页。 [33] 同上，第26-27页。 [34] 同上，第30页。 [35] 刘慈欣：《为什么人类还值得拯救》，《最糟的宇宙，最好的地球》，第182页。 [36] 刘慈欣：《超越自恋——科学给文学的机会》，《山西文学》2009年第7期，第75-81页。 [37] “我长期身处基层，对广大科幻读者所处的草根阶层有较多的了解，知道他们对未来的渴望是什么样子，知道星空在他们眼中是怎样的色彩，自己的想象世界也比较容易与他们产生共鸣。”刘慈欣：《重返伊甸园》，第221页。他的《地火》《乡村教师》《中国太阳》等作品，都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底层书写”的意义。 [38] “描绘一个世界从社会底层到金字塔顶端的立体全景，这是所有主流文学和科幻文学作者的终生梦想，但实现这个目标非常人所能及，托尔斯泰和巴尔扎克毕竟不多。“刘慈欣：《写在<三体>第二部完成之际》，《最糟的宇宙，最好的地球》，第172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