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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在参加2016年报告文学排行榜评选时，给入选的杨黎光作品《大国商帮：承载近代中国转型之重的粤商群体》撰写推荐语，当时认为这是一部粤商发展史与演进史，展现出这个群体“海洋之子”的身份，更写出了他们海洋般的气质与胸襟。作品又并非止步于“展示”粤商，而是腾跃起来，“俯视”中国现代社会现代化转型的轨迹，梳理传统中国努力融入世界潮流的伟大历程，形成精神上的“仰视”。 现在，翻读杨黎光的这部《家园——对现代化进程中“城市病”治理的思考》，发现作家依然顺着这个路径来处理题材。作品从城市发展史、人类文明史的角度，“俯视”深圳罗湖“二线插花地”棚户区改造进程的点点滴滴，在宏大的背景和格局下进行叙述与思考。作品立足于罗湖棚户区改造，对改造的全过程进行了全方位的记述与呈现，写出了这个过程的艰难与阻力，进展中涌现出的感人事迹，以及罗湖棚改的时代价值与社会意义。但是作者并没有局限于就罗湖棚改谈罗湖棚改，并没有限于一人一地一事，而是把罗湖棚改作为一个标本进行精细解剖，再将其放置在城市发展史、人类文明史的宏阔背景之下进行打量。他掌握着“思想的武器”，拥有高远的视野，将罗湖棚改的进程细细地看。有了这样的“背景”和“底气”，所以作者看得自如、从容。 同时，作者并没有沉溺于这样的“俯视”，而是在写作过程中悄悄调换视角，目光紧紧聚焦深圳这座城市的精神气质，也就是那一句“40年特区建立之初的那股劲儿又回来了”，以及人的精神品格，也即“不讲条件，玩命干，全力以赴做到最好”。杨黎光对城市精神和人的精神一咏三叹，始终有着一种精神火花在燃烧，他饱含深情地礼赞，“仰视”精神的厚重与伟岸。 在俯仰之间，杨黎光的写作思考无处不在，情感如影随形。他倡导并力行“思辨体写作”，旨在“追寻中国的现代化脚印”。在追寻的过程中，他始终在思考，而且是对本源性问题的思考。他在追本溯源，力求纵深，要往下深看一眼，往远处多看一眼，问号始终萦绕在他的心际，“考据癖”诱导他得探究出究竟是为什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罗湖的这个“罗”是怎么来的？他要寻找答案，“来源于上古越语，是壮侗语系对山的习惯称呼，带有‘罗’字的山名，是古代百越族人的语言残留”。还有“奉献”这两个平常、普通的字，到底是什么意思，他要追问。得出的结论是“奉”，即是“捧”，意思是“给”；“献”，原意为“献祭”。“奉献”的意思是“恭敬的交付，呈献”。另外，“二线插花地”是怎么回事，木头龙这个地名是怎么来的，客家人是怎么回事……杨黎光都认真对待，毫不含糊。作品中写道，罗湖区组织各方力量，研究了800万字的法规条文。“800万字”是个什么概念？杨黎光也要停顿下来，以身说法，与自己的创作数量进行类比，形象地解释“800万字”意味着什么样的工作强度和工作宽度。他不轻易放过任何一个思考的引发点，他要在词语丛林中寻找到意义与思想的栖居地。 除了追寻这些概念式的“本”，杨黎光还不断拷问城市治理的“本”，那就是以人为本，是人情与人性，是爱与尊重。他还试图发掘出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人精神世界的“本”，那就是“原生热情”，具体来说就是“发自内心改变自己的命运，让中国变得更加美好”。这是精神底色，是起点也是归宿。 如果说对“本”的求索是对“骨头”的捍卫，那么对丰沛细节的打捞则是为了让作品更有“血肉”。杨黎光反复申明细节的重要性，“细节的缺失，意味着历史最具价值和最为动人的那一部分已经缺失了”。对历史与现实进程的描述，往往是粗线条的，干瘪、坚硬。杨黎光要发出一道光，照射到此间的柔软处，让它们生动起来、活跃起来，去激活读者深层次的感同身受。 杨黎光始终在行走，有脚力；他善于观察，有眼力；他勤于思考，有脑力；他在进行文学呈现上有自己的风格与特色，有笔力。这是一个报告文学作家的基本功夫，也是必备的素养。 (责任编辑：admin) |